西索欧洲评论｜十年一觉脱欧梦，此情可待成追忆？

【编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52篇。英国脱欧十年，六易首相，英国人后悔了吗？

历史的戏剧性宛若宿命，就在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漫漶的时候，当年的刻骨铭心却以另一种方式悄悄地回到现场。就在英国脱欧十周年的前一日，英国首相和工党党魁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宣布辞职。斯塔默，这位当年坚决的脱欧反对者、工党的“脱欧影子部长”（Shadow Brexit Secretary）和再次公投的推动者，成为英国在2016年“英国欧盟成员国身份公投”（俗称“脱欧公投”）以来第六位辞职的首相——所有的首相无一例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年前的脱欧引发了英国政治的不稳定时代。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4日，英国伦敦，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离开唐宁街10号。视觉中国 图

脱欧十年，英国得到它想要的了吗？

2016年6月23日，英国时任首相和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面对党内疑欧势力，以及右翼民粹、以反欧盟作为单一主题的“英国独立党”（UKIP）的压力，本想以退为进，同时也借机与欧盟就英国享有的特殊成员国条件展开谈判，发起了“脱欧公投”。卡梅伦对于自己政治直觉的过度自信不但提前结束了自己的首相生涯，也触发了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称为“英国战后历史上最无谓、同时也是后果最严重的自我伤害行为”。出乎卡梅伦等英国国内政治精英意料的是，公投以51.89%的比例选择了脱欧。英国随后启动了脱欧程序，分别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同年12月31日退出欧盟内部市场和关税同盟。

英国国内和国际观察界如今怎样看待十年前的脱欧公投及其后果？我们不妨看一下脱欧鼓吹者的核心许诺“夺回对我们边境、法律和资金的控制”（Take back control of our borders, laws and money），这首先是一个事关政治和经济主权的情感式、民粹式表达。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脱欧的鼓吹者期望借脱欧摆脱欧盟财政负担、英国可以变得更加富裕，但是理想的情况并未出现。英国虽然不再认缴欧盟的费用，但是这被税收减少所抵消。按照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IESR）的估算，脱欧导致投资疲软和贸易壁垒，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2%至3%。此外，脱欧后英国企业面临欧盟企业的竞争压力变小，英国生产率的发展也相应变缓。所有这些因素到2035年可能导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累计损失5%至6%。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研究认为，英国在脱欧15年之内将共计损失4%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率、15%的进出口贸易额。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则认为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损失在6%至8%、投资额减少12%至13%、就业率降低3%至4%、生产率降低3%至4%。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并不是说绝对值下降，而是与不脱欧时的发展预期相比。目前英国与欧盟虽然有自贸协定，贸易手续、实际也是贸易成本却大大增加。脱欧后英国致力于争取美国市场，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签署新的贸易协议，都无法真正弥补退出欧盟市场所带来的损失。

专家视角之外，普通百姓、尤其是公投时赞成脱欧的百姓并没有感到脱欧带来了任何经济好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23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物价的增长让普通人生活承压，“2019年12月至2023年3月期间，食品价格上涨了近25%。分析表明，如果没有脱欧，这一数字将下降8个百分点”。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脱欧公投以来英国首相频繁更迭，其中保守党首相利兹•特拉斯（Liz Truss）竟然创纪录地仅在位49天。伴随着这种“确定的不确定性”，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和可靠性也相对下降。从国内政治格局的角度来看，脱欧造成了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英国该不该成为欧盟成员、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英国政治左右阵营分野的根本命题之一，而右翼民粹人士法拉奇所主导的“英国改革党”（继承了此前的“英国独立党”）已经成为英国政坛支持率最高的政党：2026年6月23日PollCheck民调支持率为27.1%，在连续295次民调中连续416天领先，比支持率第二的工党高出7.8个百分点。

“英国改革党”成功的唯一秘诀、也是脱欧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掌握了移民话题的话语权，即所谓“夺回对我们边境的控制”。在脱欧公投时，限制欧盟境内人员自由流动、控制非法移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投走向。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在脱欧后未能明显地“夺回控制”，2023年接纳的移民甚至达到了历史高点。斯塔默政府的垮台，不但因为他的社会政策不得人心而导致的地方选举失利，也与未能有效控制选民最为关心的移民问题有关。十年前后的区别仅仅是移民的主体从脱欧前的欧盟内移民变成了非欧盟移民。

脱欧一代的呼声

脱欧的许诺未能兑现，负面因素却层出不穷。英国人不禁要问：脱欧的决定值不值得、重新入欧是否可行？

支持重新入欧的首先是年轻人群体。2026年多个民调表明，在18至24岁年龄段有73-86%的受访者支持重新入欧。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脱欧一代”在当年脱欧公投时还未成年，只能被迫接受成年人的决定，长大后却直接感受到了脱欧的负面影响：脱欧后的英国经济状况不佳，年轻人缺少就业前景；无法享受此前在欧盟境内的自由流动权，学习、工作和定居等都受到限制；年轻人更为渴望国际的交往与合作，摆脱孤立。目前的英国政府显然也注意到这一点，2026年4月与欧盟签署协议，英国重新缴费加入欧盟的“Erasmus+”项目，从2027年开始每年将有10万名英国的大学生、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学生参加欧盟内交流。

年轻人的诉求，暴露了当年脱欧公投的一个侧面：脱欧与否不仅表现为政治的左右翼之争，也表现为社会的青年和老年群体之争。支持脱欧、也就是渴望英国能够从欧盟手中“夺回控制”的人，更多是在欧盟尚未成型的时代积累了生活经验的年长者，他们仍旧拥有种种有关“日不落”帝国荣光的想象，而对全球化时代、陌生人充满疑虑。年轻人则相反，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早已超越了英国的边界。他们对于失去欧盟身份的失落，以及重入欧盟的渴望，会不会直接传导到英国政治？目前看来，重新入欧的话题已然破冰，然而把重新入欧作为政治议题则面临不小的挑战。

政党政治逻辑优先

重新入欧之所以很难成为英国的政治话题，首先是竞争性政党政治的内在属性决定了政党的“趋利”与“避害”倾向。

具体到脱欧或者重新入欧，目前的执政党工党就面临一个难题：根据民调和研究估算，工党选民中当年有20%至30%左右对脱欧投下了赞成票。如果现在工党决定重启有关英国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讨论，一来有可能疏远这批选民，二来可能引起党内路线斗争。

这种政党逻辑不仅曾经体现在斯塔默本人在脱欧公投与担任首相前后立场的转换上，目前也已经为斯塔默的党内挑战者、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所继承。去年9月，伯纳姆在工党党代会的活动上说：“从长远来看，坦白地讲……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国家重新加入欧盟。”但是目前他的态度明显低调了许多，更接近自己所挑战的斯塔默的审慎态度，称自己不想“重启公投”，因为“如果我们继续争论下去，英国将永远陷入僵局”。

也许，伯纳姆在公开了角逐工党和全国政治核心职务的野心之后，意识到自己所胜出的下议院选区梅克菲尔德（Makerfield）2016年曾经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投票赞成脱欧，他不能得罪自己的“政治基本盘”。工党斯塔默政府则称寻求与欧盟“重启”（reset）双边关系，但不是重新入欧，“不会回归单一市场、关税同盟或人员自由流动”。

保守党对于欧盟的话题则更为敏感。当前的党首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称，为工党与欧盟的重启谈判设定了“五不”标准：“不得在人员自由流动或强制转移庇护申请方面倒退；不得向欧盟支付任何新款项；不得削减我们的捕鱼权；不得接受任何规则、动态调整或欧洲法院管辖权；不得在北约作为欧洲安全基石的首要地位上做出任何妥协。”这种强烈保守偏右的立场，既是脱欧公投后的党首、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强行推行脱欧政策、清洗党内亲欧派的结果，也是感受到了政治光谱更右端的英国改革党压力的反映。

在与目前支持率最高的英国改革党竞争的过程中，无论是传统的工党、还是保守党都极容易落入一个“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即政治学“议题主导权”或者“政绩宣称”理论所指出的困境，也就是A党为了竞争跟进模仿B党的成功主张，结果却是受模仿的“原创者”B党的主张得到进一步确认，获益者并不是模仿者A党。由于法拉奇已经从脱欧公投开始绑定了“脱欧”“移民”等话题，所以一切相关话题的讨论都会放大法拉奇主导的英国改革党的影响力，社会意见分化也会进一步激化。

斯塔默本人在执政后也曾经试图模仿法拉奇的反移民语言，称“政府再不作为，英国就要成为陌生人的岛国”，但是效果适得其反。左翼政党如绿党支持重新入欧的立场在这个背景下就更为尴尬。法拉奇对此则毫不在意，因为他已经把话语从“脱欧”切换为“脱欧执行得不好 ”，呼吁更为彻底的脱欧。

政党格局与重新入欧的双重不确定性

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实际已经是在5月份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选举惨败后不得不走出的一步。随着右翼民粹的英国改革党在上届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三大党、在斯塔默执政后成为支持率遥遥领先的政党，英国传统上由保守党和工党把持的两党政治格局事实上已经宣告解体。

目前，保守党仍旧没有从之前执政失败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斯塔默领导的工党在获得良好的选举开局之后，未能如愿推进自己所许诺的“根本性改革”和“重塑公众对政治的信心”，选择了从重振经济入手，采取了在观察者看来有违工党传统的政策如缩减社会福利等，导致不少普通工党选民甚至认为斯塔默政府“比保守党还坏”。工党也在左翼政治领域失去了可信度。斯塔默在脱欧与社会政策等方面立场的转变为英国改革党提供了天然的攻击对象。

在外交上，斯塔默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长时间保持沉默，他任命的驻美大使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卷入爱泼斯坦丑闻等，都成为斯塔默政府支持率下降的原因。

斯塔默政府的垮台，也为英国是否重新入欧的讨论投下了阴影。因为难以重启公投话题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即重新入欧的谈判可能会比脱欧复杂和困难得多。欧盟方面表示随时欢迎英国改变脱欧立场，尤其在当前的欧洲面临俄乌冲突挑战的国际形势下，更希望英国更壮大欧洲的力量。与此同时，欧盟拒绝英国在可能的入欧谈判中像之前一样寻求特殊地位、挑三拣四（英文称“挑樱桃”，Cherry-Picking），必须全部接受与其他成员国一致的条件，法国尤其看重这一点。

就当前情况而言，英国社会对于欧盟内部自由流动、英国财政自主性和英镑地位等议题的理解恐怕与欧盟的条件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斯塔默政府与欧洲大国互动频繁，尤其在俄乌冲突和欧美矛盾中显然站在欧洲立场上，这是英国和欧洲多年未见的亲密局面。如今随着斯塔默辞职，工党已经在着手推选新人继续执政。现状继续维持下去，右翼民粹势力势必持续走强，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入主唐宁街，这不仅将为英国此前与德、法等欧盟重要国家达成的合作共识带来不确定性，英国重新入欧恐怕也会遥遥无期。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