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才被重视的文遗“数字化”，只是将馆藏搬上网那么简单？

你或许已经听厌了这个词——“文化遗产数字化”。

它总是紧跟着文化遗产遭到损坏的消息，在政府、文博机构和学术界的反思浪潮中现身。最近一次，是4月15日的巴黎圣母院大火。上一次，是2018年9月2日巴西国家博物馆火灾。两者被作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正反案例，并置在一起比较。

但即便把“数字化”粗暴地理解为将博物馆馆藏以数码照片或数字电影的形式存储在网站上，你也难以否定其价值；因为它的确是对抗文化遗产易损性的一种手段。

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将更频繁地感受到文化遗产的这种脆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更新的《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佐证——因而你可能也会更肯定数字化“存储记忆”的价值。 

“文化遗产数字化”是一项技术活

轮番用中英文检索，我们发现在政府文件、学术论文和媒体文章中频出的“文化遗产数字化”，被默许为一个无需耗费口舌向数字时代居民解释的概念。它常被架在另一堆同样抽象的概念之上，比如“数字技术”、“二进制代码”。

我们找到的一个相对生动的解释，源自欧盟委员会关于数字化的一份报告——

数字化可以被视为一种“供应链”活动。古籍、陶罐、建筑体、戏曲等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原材料，它们会经生产加工被输出为一件件产品（即数字化结果），最终被分发至终端用户手上。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数字化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包括你我在内的终端用户。

至于“生产加工”环节，由“产品”的属性决定，可复杂也可简单。

复杂的例子之一，是巴黎圣母院的三维实景模型。这项大工程由美国瓦萨学院的艺术历史学家安德鲁·塔隆，利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和球面全景相机完成。

2015年，他借助专业设备在巴黎圣母院内外的50多个地点完成了数据采集：扫描仪发射出的激光在所触及的物体表面形成激光点，随后发生反射，并携带回三维坐标、激光反射强度等数据，在同一位置拍摄的球面全景照片则采集了建筑体的色彩信息；收集到的数据最终被拼接成一个包含10亿个数据点的“点云”（point cloud），搭配上被相机捕捉下来的光影效果，整座建筑体的面貌被精确地描摹下来。

高精度数字化成果，还可用于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微软亚洲研究院为敦煌莫高窟定制的十亿像素级“飞天号”数字相机系统，所拍相片的高清程度早已超过人眼能够分辨的水平，但当敦煌研究院的研究者们需要通过无限放大照片来监控壁画的变化时，“十亿级”即可发挥其作用：几千年壁画上出现的斑驳、褪色或钻入的小虫子，都可以被观测到。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文化遗产的“还原”也可以被简化至用智能手机完成。而任何拥有智能手机的普通民众，都可能成为数字化产品的直接生产者。

2015年ISIS捣毁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的大量雕像后，欧洲考古学研究者Chance Coughenour和Matthew Vincent启动了摩苏尔项目（Project Mosul），向曾到访该博物馆的人们征集了大量馆藏照片；随后通过摄影测量法——利用被摄物体影像来重建物体空间位置和三维形状的技术——用二维图片构筑出雕像的三维形状。

摩苏尔博物馆狮子塑像的三维交互模型（来源：https://projectmosul.org/）

这种“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也被沿用在巴西国家博物馆的“数字化重建”中。留存在游客们手机中的展品照片，成为一些互联网平台发起的“众包”项目的征集对象，它们最终将被汇集成“数字博物馆”的一部分，用以还原被烧毁的近2000万件馆藏曾经的样貌。

这类项目尽管带着人类团结的光环，但多少透露出一丝酸楚。当大火降临，捉襟见肘的巴西国家博物馆连应急的喷水灭火装置也没有，至于未雨绸缪的数字化建设，顾不上，似乎也解释得通了。

资金充裕就能做好数字化了吗？

在你所能想到的各个环节，数字化都需要资金投入。

即便是听起来再简单不过的扫描纸质文档，既需要专业的设备，比如无创扫描仪，还需投入人力操作和监督整个过程；而当文档量多达几十万份时，这份工作立马会被升级为一项大工程。

据美国《连线》杂志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运营的拉丁美洲土著语言档案馆，曾开展过一个拉美土著语言的数字化项目，涉及10万份纸质文档、900个CD的录音资料和装满数百个盒子的实地调研笔记。尽管不牵涉复杂的技术，但完成整个项目耗费了多名全职投入的教授、研究生和专业设备6年时间，以及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30多万美元。

而这一资金数目是巴西国家博物馆全年维护费用（约12.8万美金）的两倍。

财力雄厚的机构，的确更容易在数字化上有所作为。

欧盟议会资助的调研项目ENUMERATE，从2011年起，每两年会通过问卷调查对近千家欧洲文化机构的数字化发展状况进行追踪。在最新的2017年调研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座年度预算在千万欧元级别的荷兰图书馆，拨给数字化项目的年度预算高达6000万欧元。这个数目对于巴西国家博物馆们，是难以想象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预算丰厚的机构都愿意在数字化上投入资金。

我们比较了2017年ENUMERATE调查中，399家机构公布的年度数字化预算数据，发现尽管各机构的年度总预算差距悬殊，但从中并无法得出“预算越多的机构越容易在数字化上投入资金”的结论。

我们对此感到疑惑：是这些机构已有极高的数字化完成度，因而无需在这一领域继续投入了吗？进一步查看了相关调研数据后，我们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数字化完成度低于20%的文化机构，在各类别中均占到了半数及以上。

欧洲数字图书馆（Europeana，欧盟委员会设立的一个展示欧洲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的平台）的负责人Harry Verwayen，曾在2018年3月给出过一组数据——欧洲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档案馆中，大约15%的文化遗产已实现了数字化，而实现这一数字，他们花了大约20年。

以上看上去并不乐观的现状，发生在数字化发展在全球领先的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情况会更糟。

为什么数字化进程道阻且长，文化机构们仍不愿意投入资金？

一个解释得通的理由是，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即便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样世界一流的文化机构，年度运营收入高达3亿美元，仍会出现运营赤字，因为策展、学术出版、零售商店、安保、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数字化的优先级被延后，成了一个颇为自然的选择。

“我想人们只是认为，这件事（数字化）总有一天会去做的，有什么可急的呢？”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后，在其中工作的语言学家Andrew Nevins接受《连线》采访时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数字化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紧急优先项……相反，许多资金和资源都被提供给了实地研究和用于寻找某种语言的最后一批使用者。”

他的观察是，学生与教授会竭力搜集关于濒危语言的资料，但是在如何保护他们所搜集到的材料上做出的努力却要少得多。

数字化紧迫感的缺乏，不仅存在于巴西，在全球公认数字化发展极为靠前的欧洲，也是如此。

在ENUMERATE调研数据中，我们查看了各文化机构数字化策略的制定情况，借此衡量各机构对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这样一项浩大工程，制定成文的策略才可能有效率地推进。如果一个机构未敲定任何策略，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并未严肃地将数字化项目提上议程。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紧迫感的缺乏是普遍的。

人们很可能会为这种不着急的状态付出代价。巴西国家博物馆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尽管“众包”项目能弥补一些遗憾，但民众所能提供的素材毕竟只是沧海一粟。

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容易失去眼前的文化遗产。摧毁之力可能来自突如其来的大火、叫嚣的极端势力，也可能来自一名只是想要和某座古罗马雕塑拍张合照的游客。

有了数字化成果之后，使命就完成了吗？

紧迫感缺失的现状，或许会因巴西国家博物馆和巴黎圣母院的警示效应，有所改善。而当所有的机构开始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将变成，如何保护数字化后的成果。

“现在（中国）所有的文化基地，数字化是势在必行的，已经在做了，但这些资料，结项后它们被放到哪里去了，谁去管理它们，谁去负责活化它们，这是新一代中国文保人员的机遇和挑战吧。”上海纽约大学艺术助理教授陈无畏是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一名参与者，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这样说道。

如果以数字化成果的存档情况来评估数字化成果的保护现状，仍以欧洲为例，在ENUMERATE的调研数据中，只有9.1%的文化机构，在机构内部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数字化档案馆。

用文章开头讨论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概念定义来审视这个问题，你或许就会明白保护数字化档案的重要性，因为它是让数字化成果得以流向终端用户的保证，此后，文化传承才会发生。

像人类面对的其他难题一样，在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解决完最基础的“生存”难题之后，后继而来的是更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比如，如何向公众公开信息？将成千上万件馆藏的数字影像堆放在网站上，供人们自行阅览，是理想的做法吗？如何将数字化技术与实体文物的保护结合起来，让文化遗产在数字世界之外也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在为城市宣传助力之外，能否与城市记忆和规划更紧密地结合？

在陈无畏看来，这一切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在未来，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障碍会越来越小，相应的经济成本也会被压缩。人类将更轻易地突破目前备受困扰的诸多现实难题。完成文物资料采集和数字化建档，或许将成为所有文化机构的力所能及之事。

而在这之后更重要的工作，陈无畏认为将是“叙事”，即如何把信息传递给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