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她在李庄遇见了梁思成、林徽因和一群“不散的星辰”｜《抗日烽火中的李庄》

面对敌人的侵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文明被摧残被践踏之时，人们可以做些什么？由中央新影发现纪实传媒承制的六集大型文献纪录片《抗日烽火中的李庄》纪录了80多年前，一代知识分子给出的答案。

长江奔流至川南，一个柔缓回弯处，便是李庄。八十多年前，山河破碎之际，不足三千人的李庄，腾祠堂、请神像，安顿了上千名流亡学者。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群星栖身于此。

梁思成身着铁背心撑住病体，在油灯下写就《中国建筑史》初稿；林徽因卧于病榻，执笔校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童第周，在古宅深巷间，于贫病交加中，治学不辍。

李庄，是中华文脉在至暗时刻的一盏孤灯。它用一方江岸的窄地，托住了一个民族不愿中断的脊梁。

跟随本片走过2年的导演张婷，用文字记录下了镜头之外的一些东西。现在，将它呈现给读者。

留给永恒的时光

文/《抗日烽火中的李庄》撰稿、分集导演 张婷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喜欢聚会，交流和碰撞，总使他萌发出新的思想。抗战时期的李庄，人人生活清苦，但却有星辰群聚。”

这是一篇迄今没有示人的文档开头，2023年12月，我在电脑上敲下这句话，手边放着的，是一本购于更早之前的小书——《天才为何成群地来》。这本书的作者王汎森先生，曾担任过中研院史语所的所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起初我对书名不解其意，直到2023年8月，我第一次置身于江风下的李庄，这也是他曾到过的地方。

从镇上到栗峰山庄，大约是十分钟以内的车程。即使是当地的出租车司机，也几乎从没听过李庄的山坳里居然有一家国家机构存在。“我们这么偏的地方，哪会有什么‘中央’来的研究院嘛”。

栗峰山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相比山下被开发完善的景区，它显得过分隐世和冷清，甚至有一些令人心生酸楚的破败。坦白讲，我的摄像老师几乎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角度来把它拍得漂亮一些，他常常在拍完一组镜头后转头对我说：导演，我尽力了。而有时候，我会把这样的破败浪漫化为一种孤傲，它在等待真正有心人的识别，这些人当然知道这里没有网红餐厅，没有名山胜水，没有精致的消费景观。他们只是想来，只是要来。

两年前，我通过阅读走近了那段历史，逐渐理解这一群人何以值得被追思和书写。那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富魅力的切片，也是一个此前和此后都未再遭逢的时代。无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这些学术机构的背后，映射出的是一整个群体为中国人文学科建立全新话语体系的决心。他们经历过旧时代秩序的瓦解，也是最早接受现代大学教育的一代人，科学精神的洗礼、西方现代学科方法的训练，民族积贫积弱的屈辱，使他们在同一片土壤中彼此靠拢，相互汲取超越学科壁垒的营养。在遍地血泊和瓦砾场的中国，他们避居于同一片郊野，被同一种命运裹挟，却也矢志不渝地保有对新学术之路的坚守。而疾病、死亡、贫穷、分别、争吵所构筑的关系网络，让我触摸到了除学术史、心灵史之外，还有一层沉重的个人生命史，它以血水粘连的面目，提醒着我历史具备的多维向度。

能够有机会参与这部片子，带给我的是巨大的，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使命感，这种感受围绕了我两年，到今天仍未散去。

也正因为认识到这点，很多时候，我都在与一种极不自如的惶恐和紧绷对抗。我清楚若是表达不出学问的价值，片子就缺失骨骼，这也是总导演池建新老师的创作坚持，我十分认同，也愿意无条件听从。但这份无比荣幸的职责，多少与我的年龄和经验不太匹配，而短时间的恶补，改变不了一个人学识本身的浅薄。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埋在那些看懂的和看不懂的书中，充分享受着“带薪上学”的绝对快感，但当吸收的东西太多时，一种类似消化不良的过饱状态就会出现，这种大脑的反应和内心极不平稳的状态，有时候会在我的肠胃里真实地缠绕，打结。这当然也是出于我对人文智识领域天然的兴趣，因此在向那些从前只在书里读到的名字打出电话，发出邮件和短信之前，我往往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准备和心理建设，有时候坐在各个领域的学术大家面前，听到他们对我讲述些什么时，会有一瞬间的恍惚：为什么此刻在这里的人，会是我？

惶恐带来的好处，是敬畏。两年来，因为做这部片子，我知道了很多从前不知道，更谈不上了解的人物。这些名字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都很响亮，但常年来学界对学人史没有深度宣传的需要，媒体往往更喜欢追求精彩曲折，荡气回肠的故事。时间久了，后代一个个去世，档案一件件消失，于是一个浓墨重彩的历史前台不断减员，最终成就了只有少数耀眼者反复登台的情节剧。但做片子，不该是这样。2024年，我读到美国艺术史学家李安敦写《秦汉工匠》，他说人人都惊叹长信宫灯的绝妙，但没人知道把它做出来的人是谁，当我们把目光从精致的物转向背后的人，物质性的历史就有了人性。我当然无意将李安敦的研究与我片中里所描述的人物来对比，但我只是想说，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每一层概念、精神、意义的背后，是一张张真实的面孔。就像我们今天经常去博物馆，但博物馆不是凭空出现在城市里的，我们今天的考古成果如此丰厚，但考古学也不是一开始在中国就有的，那些奠定起最早基石的人，他们值得被看见和记住。而在学界和大众间架起那座桥，就是我们的工作。

从业以来最漫长的这段创作过程，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的课题。比如学问与影像间天然的矛盾；故事性与学术性该如何做恰当的取舍，还有从媒体话语到历史真理间，需要走过多远的距离。我不得不承认，在“我所知道的”“真正发生的”和“他人期望我讲述的”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微妙但确实的壁垒，只从我自己而言，能将其平衡到何种程度，考验的是我的史观、能力，和良知。这是我的功课，但也不只是创作者个人的课题。

因这部片子而缔结的每一段情谊都值得珍惜，哪怕仅仅只是一面之缘的交集。从广州到长沙的高铁要四小时，但有一次我却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只因为和唐际根老师的一路交谈，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想要见他，我原本并没有去长沙的计划，高铁票是当天临时买的，到站后，我们就分别了。那晚他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小张，我被你感动了。我在长沙的夜色里回想着他的句句鼓励，内心充满感激；

在聊城大学，马亮宽老师无偿向我开放了随意查阅和复印所有资料的权利，一整柜的档案，全是他早年辛苦在台湾搜集所得，他交到我手上一张已经使用多年的公交卡，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像打卡一样按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辨认着那些墨迹深浅不一的复印档案和手抄本，中午，他就推着自行车喊我和他的学生一起出门吃饭，这份慷慨，我感谢他；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的李英老师对我说，小张，我感觉你和别的记者不一样，他们每次采访完就离开，从此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但我们为什么像朋友一样。我把这句话得意地理解为是一种表扬，我们的确成为了朋友，我也很想再见到她和李云老师。

诸如此类的种种瞬间，两年间还发生了很多很多。有时候感情用事的度多了，会体现出我的不职业。但少了，我做不出来片子。

我也感念最寻常的善意，栗峰山庄的刘老师是板栗坳的村民，他没有读过书，但我愿意叫他老师，只因为第一次去时，是他在为我讲那些老照片里的人和事，那次我问他中研院13周年院庆的大合照里为什么找不到傅斯年，刘老师用带有浓厚四川口音的普通话说：傅胖子不在，他开会去啦。那种轻松而随意的表情，就好像他真的跟傅斯年做过邻居。最后一次去，刘老师跑上山坡，在几棵树上来回爬高，只为了多给我摘一些柚子带回家，尽管我一直说够了，但转眼又看到他出现在另一棵树上。我夸奖刘老师孙女的新衣漂亮，等到临走时，远远就听见她站在墙角的树下喊：

阿姨，下次你来的时候，我还穿这身衣服在这里等你啊。

八十年前，或许也正是很多个刘老师和李庄的娃娃，用人类最本身质纯的善意，捂热了一颗颗在悲风中流离的心。

我愿意把我的工作领导和伙伴看做是老天给我的恩赐，无论是池老师，曹远老师，姜力老师，小岳…… 都在以无限的包容一次次原谅我的情绪化、强迫症、一根筋，又在以最高的专业度来帮助我实现最好的表达。有次我因为一场意外情绪濒临崩溃，在现场决定收工不干，但身为摄像的曹远老师坚决不关机，坚决“听不见”。那晚是他在结束拍摄后告诫我：你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以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那一瞬我突然意识到，尽管那个盛极一时的电视黄金时代好像已离我太远，但在那个体系里流动的老手艺人精神还在。

李庄播出了，无限荣幸和感恩之外，我也有过难言的苦衷，疲惫，甚至是只有在面对自己时，才不得不诚实认下的负面情绪。但是在此刻，这些却都显得不值一提。我想起的反倒是十多年前，我在《人物》杂志看到的一篇专访戴锦华老师的文章。九十年代初期，在周遭朋友的出国潮、下海潮中，戴老师决定回到北大任教。“世界再坏，总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一张书桌。放得下那张书桌，就放下我了。”

这几乎也是李庄那些身处暗夜的知识分子们最奢侈的心愿，只是那个时代，其实已经糟糕到几乎连书桌都容不下。在读完那篇报道之后，当年不满20岁的我决心以戴锦华老师为榜样，继续读书考研，我甚至天真地憧憬过，如果能在象牙塔里待一辈子，也不失为一桩幸事。但十年后的今天，我却在从事一份当初完全想不到的职业。也正是这份职业，让我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书桌，还把我引向了更深远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手中的饭碗提醒着我，要珍惜有限的话语权，要均衡自我感受和创作水准的天平，也要持续且恒久地相信知识有价值，人心有温度，表达有份量，传播有意义。而做纪录片绝不应只是为热点而做，为当下而做，我想要的，是把它留在永恒的时光里。

唯有相信这些，才能在虚浮的热闹中，为自己的职业保有一份价值感。而这份相信里，自此将带着从这部片子里获取的力量。

衷心感谢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那些没有写尽的，在我心中珍藏。

张婷

2025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