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的代价，是活成一座废墟——《爸爸》与翁子光的“香港家书”

插图 | 鉴片工场 © 《爸爸》电影剧照

文/张力卜

我们该怎么讲述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一个少年，在精神分裂的幻觉驱使下，砍杀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然后，他的父亲选择了原谅。

这不是虚构的奇情，这是2010年香港荃湾享和街的真实血案。《爸爸》的故事就脱胎于此。但先别急着把它归类为社会凶案实录，你要是抱着看《踏血寻梅》或《正义回廊》那种剖析罪恶与社会病灶的期待进场，可能会一脚踏空。翁子光这次，压根没想跟你探讨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他把所有的力气，都用来追问一个更残酷的问题：悲剧发生“之后”，人该怎么活？

这他妈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追问“为什么”有时是一种逃避，仿佛找到一个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解释，就能把这种原始的、野蛮的痛苦给归档处理了。但翁子光不，他这次像个固执的考古学家，不挖掘废墟下的炸药，只是长久地、沉默地坐在废墟上，试图在一片瓦砾中，拼凑出生活原本的样子，甚至想种出花来。

从“杀人为何”到“活人何为”：翁子光的三部曲终章

如果你熟悉翁子光，你会明白，《爸爸》绝非孤立之作。它必须和《踏血寻梅》、《正义回廊》放在一起看，才构成一部完整的“香港病理三部曲”。

在《踏血寻梅》里，白只用一张麻木到近乎愚钝的脸，肢解了一个援交少女，也肢解了那座城市光鲜表皮下的绝望。那是一种被长久压抑后，充满仪式感的自我毁灭。到了《正义回廊》，杨伟伦饰演的张显宗，机关算尽地弑亲，目的是为了站上被告席，在聚光灯下完成一场对冷漠世界的变态复仇。他以为自己是这出戏的导演，结果发现自己只是过河卒子，最终在探视室里，面对兄长的沉默背影，像个被丢弃的玩偶一样崩溃拍窗。那是对“表演型社会”最锋利的一刀。

翁子光自己说过，拍《正义回廊》那会儿，他看着新闻会流泪，心里难过。他把那份对“年轻人”的心疼和困惑，都融进了那些冰冷的法庭戏里。所以你看，他用两部电影，已经把“香港何以至此”这件事，掰开揉碎讲得很清楚了。《踏血寻梅》是底层互害的绝望，《正义回廊》是精英利己的疯狂。一个由下而上，一个由内而外，共同指向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性病变。

到了《爸爸》，翁子光累了，也慈悲了。他不想再抽丝剥茧，不想再展示伤口。他只想找个创可贴，哪怕它根本遮不住那血淋淋的口子。所以，他让角色的身份隐喻近乎工整到偏执：父亲阮永年（刘青云 饰），一个不善言辞但勤恳打拼的“老派人”，开个茶餐厅也要二十四小时营业，信奉明天会更好；母亲金燕，内地客家出身，是那种嫁鸡随鸡、和丈夫一起扛起柴米油盐的坚韧女性；哥哥厚明，聪慧敏感，爱动物、爱环保，认死理，在人群中显得格格不入，仿佛是这个飞速狂奔时代的过敏症患者；妹妹厚恩，天真烂漫，是全家捧在手心的未来，生于1997年。

对，1997。父亲急匆匆穿过人潮汹涌的街头，买下最新款数码相机去记录妹妹的出生。这个设定，精准得让人心疼。哥哥代表了那个被寄予厚望、却在精神上逐渐“生病”的“长兄”，而妹妹则像是那个在全家呵护下诞生的、纯洁无瑕的“希望”。一家人，严丝合缝，却终究没能躲过那场命定的风暴。翁子光的这种剧本设计，你可以说他过于工整，甚至有点主题先行，但你不能否认，他背后那种近乎执拗的人文关怀。他没有把香港放在一个习惯性的“受害者”位置去顾影自怜，而是用一个“父亲”的角色，去承载这所有的打击、破碎与不得不的原谅。这个视角，太痛了。因为他不是在控诉谁，他是在展示一个顶梁柱，是如何被命运生生折断，然后又自己用胶水一点一点粘起来的。这种痛，比你指着鼻子骂娘要深刻得多。

窗内窗外的对视：浪漫与残忍的共同体

翁子光拍出了全片最令人心碎的一个场景，不是任何血腥或崩溃的瞬间，而是一个近乎无声的浪漫仪式。

为了维持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茶餐厅，永年和妻子金燕约定，每人值守十二小时。于是，在忙碌的间隙，店里的一方会走到门外，望向马路对面的家。而家中，另一方必定会站在窗边，默默守望。两个人就这样隔着车水马龙，遥遥对望。

这是什么？这是香港底层夫妻最朴实无华的浪漫，是“揾食”人生里，用眼神传递的相濡以沫。没有一句台词，但你知道，那目光里交织着多少共同度过的苦日子，多少无需言说的理解。但翁子光的残忍也正在于此，他越是把这种日常的、微小的幸福描绘得如此真切，当它被彻底砸碎时，你的痛感就越尖锐。所有美好的回忆，最终都变成了刺向生者的利刃。当永年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收拾妻女遗物，每一件衣服、每一个玩偶都像是一个开关，瞬间将他拉回那个温馨的、缓慢的过去。刘青云是怎么演的？他没有嚎啕大哭，他忍，一直忍，忍到面部肌肉都在微微颤抖，最后实在没忍住，眼泪夺眶而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让摄影机捕捉，而是猛地转过脸去。

翁子光在映后说起这场戏都难掩激动，他说这才是最真的情感。有些演员恨不能把眼泪怼到镜头前，生怕浪费了一滴。但刘青云转过去的那张脸，才是一个男人被悲痛击穿后最后的体面，是一个父亲无法保护家人后深深的羞耻。这不仅仅是演技，这是对一个角色灵魂的精准拿捏。刘青云演的阮永年，自始至终都没有一场歇斯底里的爆发戏，他把那种巨大的、足以吞噬一切的悲痛，全部内化成了木讷、迟钝和偶尔的失神。你看着他平静地开店、做饭、去精神病院探望儿子，就像看着一栋被白蚁蛀空的大楼，外面完好，里面早已是空洞。唯一一次情绪决口，是在应召女郎那里。性是出口，也是他片刻卸下“父亲”和“受害者”双重枷锁的避风港。但完事后，他还是得回到那片废墟上，继续当一个不能倒下的“爸爸”。

梦幻泡影的结局：翁子光的答案与我们的现实

电影最受争议，也最体现翁子光用心的，就是那个如梦似幻的结尾。已经长成大人的厚明，穿着当年的校服，在一种暖得不像话的光线里，回到了那个完好无损的家。他看到了奶奶和妹妹的遗照，收到了父亲送的最新款手机，还拿着妹妹的哆啦美玩偶，眼泪止不住地流。

很多观众会觉得突兀，觉得这不现实。没错，它就是不现实。翁子光压根儿就没想瞒你，让一个成年人穿校服，这本身就是最直白的“破绽”。这是一个导演能给予的最大的温柔和善意，是他基于原型人物真实心声所描绘的一个平行时空。那个现实中的父亲说过：“如果儿子出来还要砍人，那就来砍我吧。”这句话里包含的复杂情感，远不止“原谅”二字。那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爱，是一种甘愿以身饲虎的绝望，也是一种“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坦然。

所以翁子光给了这个梦幻结局。这不是逻辑上的结局，而是情感上的结局。它告诉观众，无论现实如何，父亲已经在心里，为儿子的归来，铺好了一条回家的路。

但恰恰是这份善意，照出了我们现实的坚硬与荒芜。您影评草稿里那句点得太透：“对于大陆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梦幻般无法理解的。” 我简直不能同意更多。在我们的语境里，这种罪案发生后，紧跟着的必然是舆论的狂欢与死刑的呼唤。父亲的“原谅”？那简直是“圣母病”，是背叛了受害者。我们信奉的是“杀人偿命”，是“连坐式”的道德审判，恨不得把罪犯连同他的家庭一起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高呼“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曹操，用集体的愤怒，去彻底碾碎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个体。我们恐惧这种失控，所以要用最决绝的方式划清界限，仿佛只要把“他们”定义成十恶不赦的恶魔，我们这些“正常人”就能获得一种虚幻的安全感。

《爸爸》恰恰反其道而行。它冷静地告诉我们，那个少年叫厚明，他患的是思觉失调症——港台地区对精神分裂症更有人情味的译名。他会幻听、幻视，大脑被凭空制造的声音和念头控制，会认为“减少人口可以拯救地球”。从法律上讲，他是个杀人犯；从医学上讲，他是个病人。电影没有为他开脱，但给出了“治病”这条路。在监狱里、医院里，我们能看到各方都在努力让他回归正常。父亲最终理解了儿子荒诞念头背后的逻辑，不是赞同，是理解。这种理解，比仇恨更需要勇气。

翁子光反复给到木兰花镜头，借角色之口说出花语：珍惜眼前人。这几乎是全片最直白的主旨。父亲失去了妻子女儿，但他还有一个需要他的儿子。儿子失去了妈妈和妹妹，但他还有一个愿意等他的爸爸。他们只能彼此抓住，作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不是和稀泥，这是废墟之上，不得不相拥取暖的两个幸存者。

《爸爸》不是一部让你看完后血脉贲张、义愤填膺的电影。它是一部让你沉默，让你在走出影院后，抬头看看身边人，想要更用力去珍惜的电影。翁子光用一部电影完成了他从“诊断社会”到“给出答案”的转型。这个答案或许脆弱，或许梦幻，甚至在我们看来有些不合时宜，但它无比珍贵。因为它最终指向的不是仇恨，而是修复；不是毁灭，而是宽恕。

在这样一个戾气横流、非黑即白的时代，翁子光用《爸爸》这封写给香港的“家书”，笨拙而真诚地告诉我们：恨，是一种本能；而原谅，以及原谅之后背负着所有记忆活下去，才是一场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自我救赎。我们这些局外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这种选择，但至少，我们可以试着去理解这份“试图理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