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专题｜聂溦萌谈《晋书》的修撰、点校与修订

聂溦萌（蒋立冬 绘）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聂溦萌副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汉魏南北朝史、历史文献学，著有《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合编《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修订主持人，在修订本《晋书》出版之际，她接受《上海书评》专访，介绍了修撰、点校与修订的基本情况。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全十册，780.00元

先请您介绍一下《晋书》的修撰过程，现在的《晋书》是唐太宗晚年修成的。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种旧晋史，也有体例比较完备的纪传体《晋书》流行于世，为什么唐太宗君臣还要再修撰一部《晋书》？

聂溦萌：唐初统治者很重视对前代史的修撰，贞观前期，完成了北周、北齐、隋、梁、陈五代史的纪传部分，贞观后期，又修撰《五代史志》和《晋书》，《晋书》完成于贞观二十二年。对于为什么要重修晋史，贞观二十年《修晋书诏》给出的理由主要是诸家旧史不够完善。诏书点名批评了十四家旧晋史，这些批评大体上有三类。一是文辞不佳，尤其是有虚浮繁冗之弊，二是没有能完整包括东西两晋，三是大量晋史采用编年体，相对阔略，也不符合这时候以纪传体为正的普遍观念。后两项问题，南朝时其实已经解决，今天我们知道南朝时至少出现了臧荣绪、萧子云、沈约三种包举两晋的纪传体晋史。不过南朝的学风和唐代风气不同，在唐人看来，旧晋史虚浮繁冗的问题还是很严重。不仅《修晋书诏》表明了尚简恶繁的态度，刘知幾《史通·叙事》也说两汉三国之史“日伤烦富”，晋代以后各史更是“流宕逾远”。

在公开口径上，唐太宗是基于上述考虑，在贞观二十年决定令修国史所纂修《晋书》，并给予相应的人员、物资支持。不过，后人更喜欢从现实政治上去寻求唐初重修《晋书》的理由。陈寅恪先生在《李唐氏族之推测》中提出一说：他认为李唐皇室乃冒认为陇西李氏十六国西凉主李歆的后裔，因而唐初重修《晋书》，把前凉、西凉两国从载记抬入列传，并写下其祖先李歆之子李重耳奔于江左的事迹，用以“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

唐太宗李世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培栋先生结合唐太宗晚年的政治环境推测他重修《晋书》的意图，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也有不少学者沿此思路继续推进。其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个观点是唐太宗亲自为《宣帝纪》和《武帝纪》作史论，是在立储问题上借古讽今。晋武帝的嫡长子司马衷据说是个白痴，而武帝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则颇具才望。晋武帝最终选择立司马衷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惠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八王之乱，继以五胡入华，西晋灭亡。在西晋当时，就有很多反对以司马衷为继承人的声音，东晋初干宝《晋纪总论》，更是直言西晋“戎羯称制，二帝失尊”的惨痛结局首先归咎于晋武帝“树立失权，托付非才”。而唐太宗的政治生涯也始终贯穿着储嗣之争。他早年通过玄武门之变从父兄手中夺取权力，在下诏重修《晋书》不久前的贞观十七年，他又经历了自己的继承人的废立。如果历史可以证明晋武帝立明显不堪其任的嫡长子为嗣是错误的，那么这就可以成为唐太宗早年弑兄和晚年废长立幼的有力辩护。《晋书·武帝纪》的史论反复批评晋武帝“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子不肖则家亡”，“惠帝可废而不废”，“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最后把晋武帝的一生总结为“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认为他对身后的安排非常失败。而在《宣帝纪》的史论中，唐太宗直指司马懿在魏朝两受顾命，却行欺伪奸回之事，痛斥“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最后给出“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的评价。玄武门之变是否会成为自己在后世的污点，也是萦绕在唐太宗心中的一大问题，李培栋先生说，《宣帝纪》的史论“正反衬着太宗‘自敕直书’玄武门之变的自豪感”。虽然这种心境的揣度很难验证，但我个人读这段御制史论，也颇有同感。

除此之外，《武帝纪》和《宣帝纪》的史论还蕴含着对于“居治而忘危，则治无长治”的警惕，以及对当权重臣的规诫。《宣帝纪》史论反复讨论“贞臣之体”“竭诚尽节”，最后说到若“背时而动”，即便是司马懿也只能“虽则庆流后昆，而身终于北面”。这些话语折射出唐太宗的隐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认识和关于晋武帝立储失当的认识一样，都不始于唐太宗，在东晋干宝的《晋纪》或唐以前人的其他论说中也可以看到，而又与唐太宗面临的政治环境有所契合。如果我们认为唐太宗有意借古讽今，那么晋史确实是他可以取用的资源。

除了《宣帝记》和《武帝纪》的史论，唐太宗还亲自撰写了陆机、王羲之两篇传记的史论，这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

聂溦萌：除了两篇帝纪的史论以外，《晋书》陆机、王羲之两篇列传（卷五四、八〇）的史论也由唐太宗“御制”。清代四库馆臣对此评论道：“夫典午一朝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良楛，不知凡几，而九重掞藻，宣王言以彰特笔者，仅一工文之士衡，一善书之逸少，则全书宗旨，大概可知。”即认为御制陆机、王羲之列传史论，反映了唐修《晋书》本身“略实行而奖浮华”的取向。二陆、二王分别以文章和书法名垂千古，但不是传统史学意义上的“重要”人物；唐修《晋书》也不是一部符合传统史学评价标准的史书，刘知幾就批评它“好采诡谬碎事”。四库馆臣的这个评价，把御制史论的人物选择和人们对于本书的印象结合起来，看起来是很自然的。

不过，九十年代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生又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他指出在唐代以前，陆机在文学上并没有获得绝对突出的地位，而是唐修《晋书》的史论中将他称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忾，冠乎终古”，甚至是“百代文宗，一人而已”。他还注重通过文献的依据，了解唐人如何改编旧晋史的《陆机传》。陆机作为文学名士，传记中少不了收录他的代表作品。清水凯夫发现唐修《晋书》对旧史《陆机传》的选文多有替换，选入了合乎唐太宗统治思想的《辩亡论》《五等论》，而唐太宗对于陆机“百代文宗”的评价，正是在这种与政治密切关联的语境中得出的。另外，对陆机文学成就的评价只是这篇史论前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后的内容主要着眼于反思二陆政治生涯的悲剧，说他们“奋力危邦，竭心庸主”，“覆宗绝祀，良可悲夫”，其中的鉴戒，则是“炫美非所，罕有常安；韬奇择居，故能全性”。由于二陆是积极投身于惠帝时的宗王斗争中而惨遭灭族，这些议论似乎也有影射唐代现实、警示臣下的意味。

陆机

近来，又有一位学者王瑞先生注意到《晋书·王羲之传》也有和《陆机传》相似的情况。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偏爱众所周知，甚至据说他要求死后把王羲之所书的《兰亭序》带入地下随葬。在《王羲之传》的史论中，唐太宗毫不吝啬对王羲之的赞美，甚至捧高踩低，先花了不少篇幅批评钟繇、王献之、萧子云的书法，然后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王羲之）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但是，当我们回顾南朝时期的书论，会发现其中并没有赋予王羲之的书法以独步天下的位置。南朝初年，王献之的书法比其父更获推崇，到了梁武帝，则有意“尊钟（钟繇）贬王，尤贱小王”。梁武帝和唐太宗，都有意推动一种政治与学术合一的政治文化风气：皇帝不仅要做政治上的领袖，也要成为士人学者的领袖。但在具体的选择上，唐太宗的尊王之举恰恰反驳了梁武帝对钟繇的推崇，回到当时南北方告一统的时代背景中，回到唐太宗自身与南朝系士人的复杂关系中，尊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兴趣问题了。

王羲之

经过这些有文学、书法史背景的学者的剖析，看来唐太宗选择二王、二陆列传作史论，未必如过去所说是“略实行而奖浮华”，在文艺的外壳之下还是有政治的内核。或者说，在当时尤其是来自南朝影响的政治文化中，学术、文艺与政治本来就是密不可分，互为表里的。

除了唐修《晋书》和唐太宗本人处境的联系，这部书整体上还有什么体现唐代政治立场和需求之处？比如，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唐代史官在《晋书》中又是如何处理的？

聂溦萌：是的，除了作为历史镜鉴的意义，晋代在正统论上也处于一个关键的位置。西晋曾短暂统一全国，到西晋末再度分裂，引出了长期的南北正统之争，直到隋唐重归统一。因此两晋十六国的正统问题，对于唐代统治者而言也非常重要。北朝统治者本来把东晋视为僭伪，极尽贬低，但在全国统一的局面稳固后，这种出于特殊时代的意识形态而不惜歪曲事实的做法反而会成为阻碍，需要对历史有更持中的认定。同时，十六国没有纪传史，这段历史在以纪传史为代表的“正史”中处于缺位的状态，这对于源出北朝，且自认世系出自十六国西凉李氏的唐代统治者来说肯定也是不愿看到的。唐初重修《晋书》，把前凉、西凉置于《晋书》列传中，把其余十四国作为《载记》，给了这段历史以盖棺定论，也使李唐政权的正统，能够建立在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历史基础上。

究竟为什么重修《晋书》，可以有很多方向的解读。如果从最严谨的角度来说，我想恐怕只能给出《修晋书诏》这个答案，因为即便这个答案未必全面，但只有它是真正回应上述问题的。除此而外，认为唐太宗重修《晋书》是为自己辩护也好，为警示臣子也罢，或是为宣扬帝系也好，为定立正统也罢，本质上都是后人将《晋书》内容与唐代的情况作比照得来的看法。这些比照或许是由“何以重修《晋书》”的问题而生，但通过这些比照，我们对这部书和两个时段的历史都有了更多理解和感悟，也就不必再拘泥于最初的问题了。

1974年出版的点校本《晋书》，在版本、点校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和贡献，您能介绍一下吗？

聂溦萌：根据1958年10月的《标点二十四史（普通本）约稿计划》，《晋书》是最早确定标点整理者的史书之一，由社科院哲学所的吴则虞先生担纲。当时预估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要在1960年内完成，《晋书》要在1959年完成，过于乐观。尤其是前四史出版后，对后续诸史的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工作难度和规模大大超过了原有的估计。《晋书》在1966年以前已经由吴则虞先生完成了点校初稿，由汪绍楹先生重行整理，部分发稿付排，但在十年动乱中拆版。1971年重启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的杨伯峻、阴法鲁等先生覆校和改订旧稿，《载记》部分又请唐长孺先生覆阅，重新排版，于1974年11月出版。关于点校本《晋书》的成书经过，徐俊先生搜罗档案资料做了梳理，发现了很多过去不明确的事实，他的文章应该也会在近期发布。

点校本《晋书》采取的是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方式，工作本最初是使用武英殿本，后来改为清末的金陵书局本。以这两个版本和百衲本通校，还参考了元大德九路本、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和另外两个明代刻本。总的来说，以明清版本为主，对于宋元版本的利用很有限，而且在这样一种工作本和校本的配置关系里，九路本的作用不太能够发挥，校勘记里比较常见的宋元版本其实是百衲本，当时直接简称为“宋本”。我们现在知道百衲本有校勘、挖改、描润、抄补，跟它的影照底本之间其实有些差距，但在当时来说，利用宋元善本古籍的条件很有限，普遍把百衲本看作宋元本。所以，受客观条件限制，没能更多地利用宋元版本，是点校本工作的一个遗憾，也是我们这次修订着重想要改变的。

点校本的前后两个工作本，武英殿本虽然经过了校勘，但是讹误依然非常多；另外《晋书》也有一些文字各本都无法读通，殿本往往在这样的地方凭己意做了改动，文字的确通顺了，但要作为定论代替原有文字流传下去，还是很冒险的。局本可以说是所有流传至今的《晋书》版本中文字质量最好的，而且它的改动有很严谨的依据。它仿汲古阁本刊刻，至少还和元覆宋本做了对校，改正了大量汲本的错误。而对于二十卷《志》，各本讹误都很多，只有局本文字较优，而且这些改动基本上都能够找到史志、政书、清人考证等依据。因此，最终以局本为工作本，是当时时代条件下最合理的选择。

前四史出版以后，点校本的工作要求有了大幅度提升，要系统进行版本校、本校、他校，汲取前人的考史成果，还制定了统一的标点分段体例。在这些方面，点校本《晋书》的工作都很扎实，校勘记征引文献相当丰富。前面提到七十年代点校工作重启后，参加《晋书》点校工作的有杨伯峻先生，杨先生在四十年代曾下功夫研读过《晋书斠注》。2023年春天，杨伯峻先生批校本《晋书斠注》出现在拍卖会上，拍卖提要称：

书中天头以钢笔校正误字，毛笔书写大量眉批夹批为杨伯峻参照《晋书》《通典》《三国志》《魏略》《晋纪》《华阳国志》《初学记》《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开元占经》《水经注》《随园随笔》《群书治要》诸书，与本书相歧义处辨明原委、引申评论。

吴士鉴的斠注工作本身，以广征诸书中的相关史料为主，尤其是把零散的佚文附着在《晋书》的内容框架上，也参考文献和清人考证对《晋书》文本做了一些校正。根据拍卖提要的描述和提供的几张拍品图片，杨伯峻先生的眉批又补充了《晋书》本身以及其他很多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这些工作必然为点校本的本校和他校提供了支持。

在为数不多的几张拍品介绍图片里，可以发现两个和点校本的改字处理以及校勘记关系非常密切的例子。一是《职官志》左后卫将军条“文帝初置中卫及武帝受命”一句，以钢笔在正文“及”下补“卫”字，地脚批：“从宋本补‘卫’字。《通典》二八云‘初有卫将军，魏末晋文王又置中卫将军’。”这处补字处理和点校本一样，地脚批注就是点校本校勘记前半部分内容，校勘记后半部分又补充了一些史例。二是《天文志中》“是日，长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间二王”一句，天头毛笔批注“《御览》八七四引臧书‘是日’作‘是时’”。而点校本也在“是日”后出校，除引《御览》书证外，又引《惠帝纪》所载史实为理校旁证。这部批校本对于点校本《晋书》有特别的意义，而且《晋书斠注》的底本也是金陵书局本，这使《晋书》点校的工作与《晋书斠注》更容易合二为一。虽然无缘展卷细读，但能够知道这部批校本的踪迹也很令人开心，从中可以看到前人用力之勤之深。

杨伯峻批校《晋书斠注》卷二四（部分）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大家唐长孺先生也参与了点校本《晋书》的工作。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唐先生点校北朝四史，《晋书》点校本的前言里说明“载记部分，曾经唐长孺同志覆阅修改”，但注意到的人似乎不多。中华书局的张忱石先生在一篇采访中回忆，1972年唐先生完成了北朝四史的点校后，主动去找当时书局负责点校工作的赵守俨先生，问还有什么需要做的，于是后来帮忙点校加工了《晋书·载记》。经过众多先生之手，历时多年几经曲折，才有了点校本《晋书》。

您认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点校本，最大的贡献或难点是什么？

聂溦萌：在我看来，点校本各史最大的贡献首先是标点和专名线。这不仅是一项基本工作，而且也非常体现解决疑难问题的水平。《晋书》缺乏训诂注释，不像《史记》《汉书》那样能够依靠前人注释基本读懂，但《晋书》里理解起来有难度的内容并不少。比如它收录很多文章，最难理解的当属那些玄学讨论，此外骈文虽然断句不算难，但要搞清大量典故才能准确标出专名线，也很考验功力。《晋书》还有十种志，有些内容比较常见，但像《天文志》《律历志》《礼志》《五行志》等，涉及很多专门的内容，标点整理难度高。吴则虞先生精通诗词文学、音韵训诂、诸子百家，确实是非常适合整理《晋书》的人选。吴先生之后，还有众多先生对点校稿进行整理加工，点校本汇聚了大家的智慧和心血。

我们在修订过程中，对于一些相当疑难的句子，也会在前人标点的提示下去查阅资料，才理解个中深意，受益良多。我们对于不完全确定之处，还可以选择躲在前人身后不做调整，但前人却避无可避，必须面对所有问题。其中的艰难我们可能难以想象，他们的渊博也让我们深为敬佩。看《晋书》校样的时候，有一天读到了《王羲之传》收录的《兰亭集序》里那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脑中立刻被一个念头击中：我们此刻阅读和修订点校本，就像未来的读者看待我们一样，这既是对我们当下工作的鞭策，也是期待未来学术的进步。虽然这和王羲之要说的意思大相径庭，但那个瞬间脑海中的反应就是如此，真有当头棒喝之感，到现在记忆犹新。

本次《晋书》的修订，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您认为最重要的变化在哪里呢？

聂溦萌：这次修订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前期建刊十四行二十七字本《晋书》为底本，在尊重原点校本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全面修订升级。点校本原有校勘记两千两百余条，修订本校勘记增加到四千六百余条，修改标点、分段数百处。对于原点校本各条校勘记的增删去取，我们都经过了慎重考量，保留下来的旧校大多也进行了充实和改写，力求让修订本文本更准确，校勘更精良，标点更规范。

修订本相较于点校本最重要的变化，是我们校勘底本、校本的改换带来的。前面已经提到，点校本利用的宋元版本比较有限，是一个遗憾。在修订工作启动之后，我们对《晋书》的版本进行了专项研究。正好那个时候，尾崎康先生计划出版《正史宋元版研究》的中译修订本，也在补充版本调查的工作。在乔秀岩老师的牵线搭桥下，我有机会向尾崎康先生请教，并协助他的一些工作。经过一系列调查和研究，一是发现了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南宋中期建刊十行十九字本，也就是流传较广的元覆宋本的刊刻底本，二是发现了国图收藏的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不是同版，而是覆刻的关系。总之，相当于新发现了两种南宋本《晋书》，而《晋书》宋元版本达到了八种之多，仅次于前三史。

我们通过大量版本异文的对比分析，可以判断《晋书》各版本文字主要是依时代先后单线变化，由于在元明之际文字的变化较多，使得宋元版本和明清版本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明清版本应该不是源于另一个明显有别于现存宋元本的祖本。所以在版本的使用上，理应更重视宋元各本。局本的文字虽然流畅，但也保留有不少明清本的晚出异文，不能充分反映宋元本面貌，所以这次修订，我们没有用局本做底本，而是把它用作通校本。刚才提到的国图的宋刻二十七字本中海源阁旧藏的那种，是现存年代最早、存卷完整的《晋书》传本，而且已经过《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便于校勘工作使用，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修订的底本。在参校本方面，我们选取了宋元版本、明清版本各四种（此外，宋十九字本仅使用一卷），简单来说是尽可能搜罗了宋元版本（仅排除了少数有覆刻关系或递修关系，且存卷不完的版本），择要利用明清版本。

改换底本，带来了校勘思路的整体变化，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点校本校勘记中百衲本第一次出现，是在《景帝纪》“帝烧铁灸之”一句的校勘记中。校勘记说明此句“灸”字，殿本、局本作“炙”，点校本依从百衲本、汲本，并引《后汉书》文例说明作“灸”义长。我们补充版本校工作后，发现包括修订底本在内的大部分版本都作“灸”，也就不必再出晚期版本的异文校，因而删去了原校勘记。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工作中遇到不少。

《贾后传》“赵王伦、孙秀等因众怨谋欲废后”一句的校勘也很有代表性。点校本校勘记云：

“怨”，宋本作“怒”，今从殿本、局本。此“怨”字承上文“天下咸怨”。

校勘记指出了“怒”的异文，但也说明了作“怨”的合理性。由于点校本当年掌握的宋元版本情况很少，没有条件对《晋书》各本的源流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自然应该从工作本局本出发来决定是否改字、决定校勘记撰写的思路。但现在我们校勘各本此句文字，发现修订底本、南图本、覆宋本皆作“怒”，南监本、汲本、殿本、局本作“怨”。这是一条典型的宋元本、明清本二分的异文，实际上是明清版本的形近讹变，只不过这处讹变并未导致文意不通。我们的修订既以宋元本为重，首先关心的就不是晚期文本“怨”是否可通，而是宋元本的“怒”字是否可通。“怒”既可通，则不必出校，因此这里删去了点校本的校勘记，正文文字也恢复为“怒”字。

总的来说，原点校本校勘记中，对百衲本做了异文校，或据百衲本改字而出改字校之处，修订本大多删去了原校。因为这样的条目，大部分属于宋元本与明清本有异，且宋元本文字可通的情况。而我们改正底本出校之处，又往往是明清各本不误、点校本不必出校的。总之，由于底本、校本的变化，点校本和修订本之间在正文文字和校勘记上都有不小变动。

和版本校有关，还想对《通志》和《册府元龟》的使用做一点说明。这两种书大规模抄录正史，而且改动很少，因此它们虽然属于“他校”文献，但从文本源流关系来说，这两部书和《晋书》相应内容之间的密切程度，不仅超过了大部分他校文献，甚至也超过了很多本校证据，实际上比较接近版本校。这次修订在版本校上重视宋元本，所以《通志》和《册府》我们也尽量使用了宋元版本（《册府》部分卷次无宋本），因为我们确实发现有不少异文，《晋书》宋元本和《通志》《册府》的宋元本一致作“甲”，双方明清本又都作“乙”。《晋书》宋元本阙卷的情况比较普遍，有些卷的参校本里只有一两种宋元本，这种情况下，宋元本的《通志》和《册府》能成为很好的补充。

修订本在版本选择和版本校方面有比较大变化，那么本校、他校是否也有调整？

聂溦萌：对于本校、他校，我们也针对《晋书》的情况有所考虑。修订《隋书》的孟彦弘老师写文章谈过对本校、他校的运用，要特别注意辨别史源，对于不同来源的不同记载，不能通过校勘进行统一。这也是这次二十四史修订，很多修订组的共识。因为正史是综合性的体裁，篇幅大，内容丰富，史源情况一般比较复杂，使得版本校、本校、他校证据的效力强弱，有时会出现颠倒。对《通志》和《册府》的使用方式，也反映出我们修订工作中对于本校和他校的运用采取了更因事制宜的态度。

本校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临近的上下文彼此对照，往往是结合我们所理解的文意，判断上下文是否有不匹配之处，并将其订正。这种本校其实也带有一定理校的意味，但由于一般不会在临近的语句中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样的本校通常比较有效。

这里更想说的是另一种跨度比较大的本校，尤其是跨越了篇章。一部书的不同篇章有所矛盾，其实经常发生，所以书中凡是记载有差异之处都作本校，肯定不现实。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划定本校的边界，应该主要以本书中具有史源关系的记载来做本校。对于整体性强的书，本校可以发挥更多作用，但《晋书》是一部史源非常驳杂的书，给本校和他校都造成困难。我们的修订工作中，对于来自不同史源的本校、他校证据，也会记录在长编中并作适度考察。但在出校时，我们更严格地遵循“校史不考史”的原则。赵守俨先生1960年代对《晋书》点校稿的审读意见中，已经指出“要严格区分文字的错误和史实的出入”，“文字的错误”就是校史，“史实的出入”则属考史。“校史不考史”的原则看似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要发现真正属于文本传写讹误的问题，而且能够找到比较接近，有史源关系的文本来印证，既要靠对文献的熟悉，也要一定运气。有些文字我们高度怀疑有问题，但是找不到可靠的文献依据，也只得作罢。

赵守俨先生关于《晋书》点校及审读的意见（1960年代），图片来自徐俊著《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443页附图。

这里举一个修订本“校史”的例子。《哀帝纪》记载兴宁三年二月乙未对桓豁、桓冲两人的任命，两人的官衔中都包括了“领南蛮校尉”，显然有误。根据两人的本传，桓豁担任此职，而桓冲应任镇蛮护军。《晋书》帝纪、列传、载记之间关于任官的记载歧异其实很多，不可能一一出校，尤其是对于大量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异文。这里的有趣之处在于，既在同卷上下文间，又在纪和传之间做了本校，而且正是从前一重本校中发现了问题，又从后一重本校获得解答，才有了这条校勘记。

除了本校，修订本对于他校是如何处理的？

聂溦萌：《晋书》的本校可以做的不算多，他校就更加重要。前面已经提到，点校本的他校工作很充实，校勘记中征引了大量类书和史籍。这次修订，我们依然以“校史不考史”为原则展开他校的覆核和补充，并且围绕两个比较特殊的方面系统地做了他校。

一是文章。《晋书》收录文章很多，是《晋书》史料价值的重要体现。文章往往不好读懂，就更容易在流传中出错；而对文章做他校，要比对一般的史书叙事之文做他校更有针对性、更容易发现和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系统地对《晋书》中收录的文章做了他校工作，主要参照严可均《全晋文》标注的文章出处，按图索骥，完成校勘，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点校本《晋书·刘琨传》收录卢谌、崔悦为刘琨伸冤的上表，其中有一句“伏惟陛下叡圣之隆，中兴之绪”，不通顺。而《艺文类聚》引文作“伏惟陛下以淑圣之姿，隆中兴之绪”，语句结构完整，文意明白。不过，《晋书》的这些错误并无版本异文，甚至还有一些他校文献显示这些错误很可能在唐代已经出现，所以我们不改动这处文字，出校提示读者。

二是对《晋书》诸志的他校。修订本《前言》和《凡例》都提到，诸志的文本历代讹误都很严重，只有时代最晚的局本反而后来居上。局本的校改，已经大量依据了和《晋志》有史源关系的他校文献，在有些领域，局本应该还参考了清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的修订，出于全书整体考虑没有选择局本为底本，所以诸志的校勘记比较多。我们也针对各志，着重核对了有史源关系的其他文献，这样，通过校勘记还能提示出局本改字的依据。在局本以及上次点校本的校改以外，我们也发现了更多问题。比如《礼志上》记载晋代释奠礼举行的实例，其中一次是在“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时，而《宋志》作“三年”，《晋书·舆服志》也记载在太兴三年太子释奠。《礼志下》记载元会仪式过程，有一句“以贽授贽郎”，应当如《通典》作“以贽授受贽郎”，“受贽郎”是官名，等等。

除了文章和诸志以外，在遇到疑难或重要的问题时，我们也尽量查阅了其他文献。我们希望通过更细致、全面地比校文献，更审慎地梳理文本源流，尽量解决好《晋书》的“校史”问题。

修订工作中，除了不同层次的文本校勘之外，在标点整理方面做出了怎样的调整？

聂溦萌：修订本对点校本的标点和分段都有一些调整。如天文名加标专名线，是这次修订的统一要求。还有一些标点，是由于正文文字变化需要做相应调整。对于十卷帝纪，我们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进一步整齐格式，以便阅读：以空行区分年，以分段区分月，尽量一件事用一个句号断开。当然有些事情非常详细，也不能连续几行不打句号；极个别情况下，月的分段也会特殊处理。两晋是门阀士族的时代，《晋书》很多传记末尾都会记载传主子弟，我们尽量把这样的内容与传主本人的记载之间分段隔开，以求醒目。

我们也修正了一些点校本标点、分段不当之处。一方面，校书如扫落叶，疏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现在的学术水平和技术手段也远超当年，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然应该有所改进。有两个方面的修正相对集中。一是《晋书》中有些战况的记载很繁碎，出场人物众多，一气读下来很容易搞混其间的关系，把后一句的主语误会为前一句的宾语，或者误会分句之间的关系，把紧密关联的战况以句号隔开。例如《石苞传》“吴遣大将朱异、丁奉等来迎诞等，留辎重于都陆，轻兵渡黎水”。点校本“诞等”放在逗号后，成为后面分句的主语。但诸葛诞当时困守城中，从下文说胡烈“袭都陆，尽焚其委输，异等收余众而退”也可以知道，留辎重于都陆的不是诸葛诞，而是前来接应的吴军。又如《穆帝纪》永和八年“镇西将军张遇反于许昌，使其党上官恩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点校本在“乐弘”上用句号。而根据《晋书·谢尚传》和《冉闵载记》，当时东晋将领谢尚北伐张遇，戴施是谢尚部下，自仓垣出。由此可知，帝纪的乐弘攻戴施于仓垣和张遇反叛同一件事，《通鉴》的叙述也是这样处理的，这里改用逗号更合适。

另一方面是与制度相关的内容。例如《乐志下》，点校本作：

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尽不作。”

根据现在对于礼仪事务运作程序，以及仪注文书的了解，我们可以知道这句话其实只是描述了事件梗概，没有直接引文。我们修正标点为：

成帝咸康七年，尚书蔡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吹钟鼓，其余伎乐尽不作。

八年正会仪注就是蔡谟所奏的文书，后两个小句描述了仪注中的问题点，引出后文侍中、给事黄门侍郎之驳。职官制度、文书制度领域，学界数十年来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为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和标点原文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希望修订本能尽可能体现学界现有的积淀，反馈于未来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