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成长的世界与主体：朱天心《古都》中的“反成长”叙事

传统的成长小说预设了一个从纯真到成熟、从边缘到融入社会主流秩序的整合过程，主体往往最后与社会达成和解，并被纳入一个整全的共同体中。然而，《古都》的主人公“你”却以一种异议者的姿态，拒绝进入当下的社会契约，宣告了这种整合的失败。这种抗拒的姿态可称之为与成长小说范式相对的“反成长”。但“你”作为一个已然面临“天人五衰”焦虑的中年主体，其“反成长”早已超越了青春期的心理叛逆。

在这部小说中，“成长”的内涵不再是心智的长成，而是个体向不断更新、均质化、扁平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城市化妥协，向要求集体遗忘的政治共识投诚，其根本上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线性时间，“新”事物只能且必然取代“旧”事物而无法共存。

因此，《古都》中的“反成长”，本质上是主体在面对这种“线性时间”的征服时的绝望抵抗。

《古都》，朱天心/著，九州出版社·理想国，2018年10月版

“名称”的悬空：反成长的空间

传统的“成长小说”通常依赖于个体在稳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积累经验、最终融入社会。但在《古都》的台北，环境本身是流动、破碎且失忆的，导致“你”不仅无法“成长”，反而陷入了退行、拒绝和逃离。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声音/形象）与“所指”（Signified，概念/意义）构成，两者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是有意义的可认识之物。在《古都》中，台北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文本”，其“能指”（地名/符号）与“所指”（现实/历史）发生了永久性的剥离。

一方面，变换的统治者不断更改街道和地点的名称来宣示主权，导致真正生活其中的人所依靠的所指（承载着记忆的地点本身）失去了对应的能指（名称），导致记忆无法被言说和定位。“你”因此在自己的城市里变成了异乡人，甚至“竟然也想不起来原来该是什么”。

另一方面，现实中的现代台北经历了物理空间实体（所指）的快速消失，导致“你”的“台北”记忆（作为心理层面的所指）失去了依附的实体，使“你”的记忆逐渐变为空洞的能指，并且不再能与现实的所指相结合。当现实的台北城市图景（所指）变得丑陋、虚假且缺乏历史厚度时，“你”（只能）选择退守于自己记忆（能指）构建的幻象中。由此，台北成为了一个能指和所指相分离的不可理解的文本。这种断裂之突然和剧烈，使“你”无法找到任何可参考的经验，只能“被抛”到这样一种历史的断层之中。“（你）忍住惊骇不去看那丑怪庞大到极点的捷运车站，它彻底破坏了天际线！”这是“你”所陌生的所指，无法寻觅到合适的能指与之相连成可理解的意义结构。“你”十七岁时看到的天空“与四千多年前沿着淡水河来此渔猎农耕的先民所看到的相去不大”，但“你”所继承的能指在此刻早已失效，在“你”四十代的时刻，这个千年来毫无变化的天空在短短二十年间已经完全变为另一个事物。“你”在这个分裂的场域中只有“迷路”之感。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将过去整合进现在，但台北的过去被不断抹除，“你”无法在现代台北找到自己过去的痕迹，“你”的过去也随之消失，甚至“你”的记忆都因此开始模糊和消散，“你”所剩下的感觉只有“这里原来不是如此如此，应该好像是那样那样”，城市在变得精确，“你”的记忆却在变得游移，只能用“应该”“好像”“似乎”来框定边界。身处其中的台北人（“你”）无法确认自己曾存在过，也就无法连贯地通向未来。

更进一步地，现代台北充斥着新的符号（广告、选举口号等等），但这些新的能指对“你”来说是空洞的，它们没有承载情感或历史意义（所指），是纯粹的被工具理性化的“物”。它们不仅是“空”的符号，更是可复制的、唯效率论的“零件”，而非有独特历史文化语境的整体。台北不再是“家园”，而是以扩展自身、以“发展”为唯一目的的城市，追求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控制，失去了任何有独特性的所指。比如“你”的秘密花园，在“你”结婚前携丈夫重访之际，已经变成了“一条所有城镇县市都有的八线道宽的中山路”。在这里，“八线道宽”代表着一种标准化、追求效率的趋向，景观与休闲、审美让步于生产和发展；“中山路”同样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标准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政治话语的具身，破坏了台北自在的所指。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台北成为和“所有城镇县市”一样的标准化“城市”，成为一个由“空符号”堆砌的迷宫。

这一变化可以被概括为台北的“麦当劳化”。朱天心这样写道：“当你们在鸟不生蛋的海岛都可以在布置、色调、空调温度一模一样的速食店里轻易点到口味价位一样的速食时，女儿会对这家麦当劳移到隔条街口或那家31冰淇淋关门有若何不可取代的记忆吗？”这里的两个“一样”指出的正是台北所经历的所指的强制均质化，所有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地方性都被剔除，所指变得极度贫乏、单薄。能指不再指向某种意义深厚的文化实体，而是指向一个标准化、参数化、可无限复制的工业品。能指与历史语境彻底剥离，变成了一个没有过去的、悬浮的能指，从而丧失了所有深度。朱天心所不满的正是这种所指的扁平化和语境剥离，城市逐渐成为一个能指泛滥而所指匮乏的去内涵的名词，变成一个以“繁荣进步偶或间以希望快乐”为名但“不打算保存人们生活痕迹”的地方，变成一个“无法去爱”的陌生城市。

台北作为一个城市，其向着繁荣和发展作出的努力，导向的却是“你”这样的台北人“真不想回去”的拒绝，台北的“成长”，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而它作为撕裂、泛滥和空转的符号系统，本身也抑制了成长。

朱天心

少女与中年：“反成长”的焦虑

对这种“反成长”，或者说拒绝成长的主动选择，除了对现代台北（世界）的不满，未尝没有主体对自我衰老的恐惧和对“少女/青春”的某种迷恋。

在文本开头即被刻画为神话的“那时候”，是“你”的十七岁的少女时代，也是那个值得怀念、承载“你”成长岁月的旧日台北。通过记忆/回忆这一形式，“你”的青春和旧日台北实现了同构。因此，“你”坚贞地守卫着记忆中的旧日台北，坚贞地怀念着自己的青春，在其中寻觅着某种永恒性和超越性，将其升华为神圣的审美体验，而京都则成为另一个“无需成长”的永恒之物。“你”对一切动态的、发展的、可能破坏这种永恒的、提示着线性时间和无可避免的成长的事物都抱有警惕和恐惧（比如现代台北），对一切静止的、历史化的事物都抱有对青春/旧日台北同样的迷恋（比如京都）。

因此，一切肉体性的东西都是被“你”拒斥的，因为肉体代表着线性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的衰老和腐败，植物性的东西是被“你”迷恋的，它们代表生命力、静止和永恒。这一切集中体现在气味（嗅觉）和声音（听觉）上，属于往日（青春）的是清新、鲜亮的植物性的气味，而属于当下的是浑浊、腐坏的肉体性的气味。

“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甚至和少年的“你”亲密的男生都“汗水体热和茄冬树的树味儿鲜烈一致”（男生的汗臭味在青春滤镜的加持下都变成了“鲜烈”）。而人到中年，“好多年了你都不肯掉眼泪，因为眼泪太咸了，汗也好咸”，连眼泪也变得艰涩、腐败，为“你”所避之不及（“你”深深厌恶着自己肉体的衰败）。

属于前者的气味还有：“你冲了一杯旅馆供应的宇治绿茶袋，按开电视，一句也不懂的语言，混着茶香，是你深浓记忆里气味的一部分，有时还有百货公司汇集的所有名牌香水味，有时是冷清没有半点食物迹象的和果子老铺所点的京香和煎茶香，有时是密闭空间如车厢咖啡馆里酷爱干净的男人女人身上所散发的皂香乳液古龙水，或甚至就是中央空调里放置的芳香剂……令你，死前一定会想念吧，最熟悉的气味”（即使也有现代性的气味，但被忽略了，被视为“早已有之”的自然的城市图景，并不损坏京都的“天然性”），缅栀花“那略带药味儿的幽甜，屡屡勾起好多清晨匆匆赶着通勤和送小孩上学的妈妈们的惆怅”，“赤道雨林味道的第伦桃丛”，还有“庭院的树太密了，带着蝉声的夏天阳光都照不进来，木屋子有些部分快朽了，冒着微甜的香菇木耳味，混合着窗前的青苔地和凤凰木仿佛有毒的刀形豆荚味”，在这里“你和A交换过的一闪即逝不结婚的誓言”，清新的植物性气味和充满生命活力的少女时代，形成了某种关于永恒与美的标向，这些气味共同构建了一个前现代的、有机的、充满了生命潜能的时空。那个时代的身体和城市（旧日台北）一样，是自然的、未被污染的。

年轻时的朱天心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气味（后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上逐渐酿成一股陌生但不好闻的气味……陌生的味道紧钉你不去……只剩下可以轻易结晶成盐的咸味，肯定与海的盐分不同分子结构的脏兮兮咸味”，这种气味之于“你”是紧张的、敌对的、疏离的、肮脏的，标志着肉体已经不可逆地从“植物”堕落为“动物/肉块”，是一种会腐蚀内部的病理，需要得到“清除”和“医治”。这种气味“不得不令人想到天人五衰，耳不聪，目不明，嗅觉不灵，神色枯槁，连华美的衣裳也蒙尘埃”。

人与城市不同，时间在城市身上垒叠为历史，而在人身上垒叠为衰老，“你”试图将自身（青春）与城市（台北）同构，从而拒绝成长，永远停留在一个高蹈的、审美的永恒的“桃花源”中，但肉体的衰老却不断打破这种想象的同构。因此，为了躲避在记忆中，“你”必须不断否认和避开这种衰老，直面这种衰老使“你”直面反成长之失败的焦虑。“你”不肯承认耳不聪目不明，但是“你清楚看到自己的模样，冰风造出的细纹在原本上妆甚佳的白瓷脸上冰纹一样的展开，发丝瑟干蓬乱，眼下晕黑，嘴唇发白或发绀”。“你”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反成长”（拒绝融入世俗、拒绝遗忘）来维持与青春的连接，但“你”的记忆能够离开这一时空，肉体却无可避免地随着现实时间线性地衰老和腐化下去，成为“你”精神的阻碍。

肉体会散发出腐败的气味（“咸味”），会龌龊、卑贱、丑陋，不具有崇高性和审美性，肉体会有毛发、会有不雅的鼾声，会发胖（脱毛、鼾声和肥胖，都被视为对身体失去控制的表现，是意志低下的表现，肉体被视为某种负累），不再像少女时那样清洁、美妙和充满生命欲望（还有一表现，即少女时对性的欲望旺盛，而中年时与丈夫的性是疲乏的、被动的）。A作为“你”的半身，自然也投射了“你”对少女时代的迷恋和对肉体衰老的厌恶恐惧，少女时代“你”渴望与A相亲近，甚至有同性恋的欲望，而中年时却厌恶A可能“可以挂上好多斤肉”的身体。尽管“你”和A几十年没见，“你”却如此笃定——“你”想象中的A正是“你”潜意识中恐惧和躲避的可能之“自我”，“你”害怕见到认不出的A正是出于对无法受意志控制、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恐惧和下意识回避。“你”对肉体施以政治般的控制，如同统治者规划和改造台北那样：“你没有精力再疯狂，你每天得睡饱九小时，服三种维他命丸和深海鱼油和贝塔胡萝卜素，你且勤于洗澡洗头，害怕日复一日加深的咸味被人嗅出。”

肉体的衰老意味着一种暴力的成长，并且始终提醒着“你”这种成长在生物性上的不可逆转，因而与之相同构的旧日台北之流逝也是不可逆转的，从而宣告了“你”的反成长之彻底破产。因此，“你”极力抵抗着衰老，无助地不断追溯着少女时代，建构起某种关于青春的神话：“你无法再如十七岁时一样，结伴出游外宿数日甚至可以不带任何行李盥洗用具，你们常常约了在公路局东站或西站见，两手空空只拿一本诗集或其实读不懂的叔本华，少少的盘缠塞在牛仔裤臀袋里。奇怪那时好像不用洗脸刷牙，甚至不用洗澡，一觉起来好汉一条，眼睛发亮，口气清新，如何乱吃都无法长肉。”“比较像曾经的很多个夏天……烈日当空照得你一无所觉，心脏太新，血管够韧，汗水湿透前胸后背都未有任何异味，那时天人还未五衰……”“你”构建了一个永恒的、冻结的少年时空，在这个近乎神话的青春叙事中，肉体是年轻的、活力的、清洁的，甚至“不用刷牙洗澡”，“没有任何异味”，是植物性的、精神性的，依托于“文学”和“哲学”，没有发胖和丑陋的烦恼，“如何乱吃都无法长肉”。青春被构建为一种超生物性的存在，它不受新陈代谢（腐败）的规律支配。这个时空作为一种屏障，阻断了“你”与现实社会政治狂热、商业侵蚀的当代台北的连接。因此“你”“不能面对必定会留在浴室里的咸味和毛发，当然更没办法接受肯定A也已出现的体味，你一定会背对着她睡，梦里也要小心睡着，不可呓语不可乱作梦……A的鼾声一定变得好大。”“你”极力避免面对衰老之现实，避免打破这种屏障，却在意识深处对此持续生产着焦虑（因为“你”所建构的少女时代本身就是极易破灭的神话）。

由此，“你”是一个挣扎在自己建构出的矛盾的二元对立结构中的人：一边是少女时代的记忆/纯粹的精神世界/“反成长”（拒绝时间），一边是现实/肉体的衰老（体味、肥胖、鼾声等）/不可逆的现实。实际上，这根本就是虚假的二元对立，但“你”并未选择损毁这个结构，而是试图在其中找到出路：女儿。

一方面，女儿作为“你”的孩子，是“你”血缘上的延续，情感上的同盟，更可能成为“你”精神的承继者。当和“你”共享青春的A和“你”与之分享过旧日台北的丈夫相继成为陌生的存在，与“你”疏离之后，女儿成为了“你”唯一可以真心相待、可以与之分享旧日台北与自己童年、少年的对象。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女儿与其说是“你”思想的分享者，不如说是“你”思想的接收者。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你”依赖着女儿作为唯一的倾诉对象。“你懊悔非常，为什么会在宝贵的假期选择与Ａ见面而舍弃女儿？”在这里，“你”已经彻底舍弃了寻觅过去的可能，在持续的焦虑中转向期待“未来”。

但是，这种“分享”或许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女儿同时也是日渐趋近、即将成为现实的、不可抵抗的未来，她是现代台北的“原住民”，属于麦当劳、捷运和消费主义的当下，代表顺应时间的“成长”，而这正是“你”所躲避的。“你”和女儿实际上属于不同的时空/世界，无法构成有效的交流。比如“你”曾试图带女儿去寻找自己童年的痕迹，试图将自己的生命经验通过空间移植给女儿。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你不知道去过多次迪斯耐乐园的女儿肯不肯跟你来这里，来这个你与她同样年纪时的乐园，你试着告诉她，在你们幼年的时代里，它真的和迪斯耐乐园一样好玩，不只如此，你曾经带她试图搜寻你小时候住过的村子……”“你带女儿去你们童年疯野的山里，吃惊它被连绵的五六幢丑公寓给吞噬到仅剩一小山巅……你站在山丘岗径上，指着高速公路的涵洞告诉女儿那是你们的埋狗之地。”

朱天心与幼时的女儿

因为物理空间的彻底毁灭（变成了高速公路、公寓、便利店），母亲无法向女儿展示她记忆中的一切，女儿面对的是一个被抹除历史的、全新的城市。对于女儿来说，母亲的过去是不可见的、无法理解的，因此“你”无法引导女儿进入那个充满感官细节的历史世界，“你”们的经验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根本不可能相互理解（如破旧的儿童公园——迪士尼乐园），只能在一个中介物（京都，实际上也是“博物馆化”了的现代性城市）中达成短暂的“理解”。这种代际经验的阻断，使代际间的成长成为不可能。

女儿的时代是商业复制的时代，是麦当劳化的时代，是失去了温情、人性、独特性，只有扁平化体验的时代，“你”焦虑地思考，“属于女儿的时代，她会记得的，或她会为它的不在而惊恸的，会是什么？会是什么印在她的心版上？”但是，如此厌恶麦当劳化的“你”，在京都时自己却也躲进了Doutor Coffee（和麦当劳一样的连锁咖啡店），看着女儿在圆桌上做功课。在异乡，这种标准化的空间反而提供了一种匿名的安全感。“你”的“反成长”似乎可以就此宣告失败——逃离了现代化的台北，却无法逃离现代资本主义的空间。

尽管如此，“你”仍然像信徒一样试图将自己的经验嫁接到她身上，“你每次都忍不住立誓，若你家附近也有那么一小片五十年不会改变的杉树林，那么女儿一辈子在其中终日厮混、不识字、不事生产……你都绝对支持。”这在现代社会绝对是一个痴想，是母亲（“你”）将自己的欲望和焦虑投射在女儿身上，将女儿视为自己的延续和欲望达成的载体。为了对抗“成长”（进入社会符号系统、进入生产关系、进入历史），“你”宁愿女儿成为一个仅仅是“生物性的人”，不识字、不生产，永远停留在前语言、前社会的自然状态。这是“你”的“反成长”焦虑推行到极致的念头。

事实上，女儿不仅无法继承母亲的记忆，甚至她的感官（对城市的体验）都与母亲截然不同，根本无法分担“你”的焦虑与欲望。而“你”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在微弱地期冀“女儿的时代，必定也有属于她充满温暖回忆的事物了”之后，沉重地悲叹她不再有“不可取代的记忆”，“当这块土地没有了无可取代的东西能够黏住人民时，人民只能无可奈何而非心甘情愿的留下……”

京都通过严格的仪式某种程度上“停滞”了成长，因此它暂时安抚了“你”对时间流逝的恐惧。然而，这种安抚是脆弱的，当女儿（未来/遗忘）不可避免地长大，而“你”（过去/记忆）不可避免地衰老，“你”最终认识到，“下一代”的传承和成长也不再可能，“你”的“反成长”注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