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受害者？英国亨利・诺瓦克案与当代西方的身份政治迷思

2025年12月，英国18岁的南安普顿大学学生亨利·诺瓦克（Henry Nowak）在街头与23岁的锡克教徒维克拉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发生冲突后，被后者用一把宗教仪式匕首刺伤。然而，迪格瓦在报警时声称自己遭到了种族主义攻击，警方据此到场后立即将浑身是血的诺瓦克戴上手铐控制。执法记录仪的视频记录了这位濒死的少年反复呼喊“我被刺伤了”“我无法呼吸”，而一名警察的回应却是“我不认为你有”。直到一分钟后，警方才意识到真正的受害者是谁，随即解除约束并实施急救。但为时已晚。

2026年6月1日，迪格瓦被判处终身监禁，最低服刑21年。随着审判结束，汉普郡警方公布了现场的执法记录仪画面。诺瓦克的父亲在法庭外含泪陈述，他的儿子在被铐住时，至少说了9次“我喘不过气”，4次“我被刺伤了”。他将警方对其儿子的待遇描述为“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相比之下，真正凶手迪格瓦在现场却得到了“体面的对待”，从未被戴上手铐，这种鲜明对比让诺瓦克的家人无法接受。[1]

判决次日，英国著名的极右翼政治活动者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在南安普顿警察局外召集了约千名抗议者。他在现场呐喊：“我听到有人说这与种族无关，但这就是关乎种族。因为他是白人，所以被铐了起来！”随后，他公开声称，整个英国的制度都是“针对白人设置的”，白人已经成为二等公民，必须将其推倒重建。而改革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则在社交媒体上将此案与数年前的美国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相提并论，认为警方对“被称为种族主义者”的恐惧，压倒了对一起谋杀案的处理。基于此，他强调，“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 too），呼吁废除“双重标准警务文化（two-tier policing）”及其与之相关的多元主义标准。抗议很快演变为暴力冲突，抗议者向警方投掷砖块、椅子、照明弹、垃圾桶等物品，防暴警察被迫后撤。汉普郡警方证实，共11名警察及一条警犬受伤。截至目前，已有至少10人因暴力行为被判处监禁。

图为英国改革党领袖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

此外，这一事件也已经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甚至跨越大西洋，引发了美国政商界的剧烈反应。马斯克率先在社交平台连续发文，借南安普敦白人少年诺瓦克遇害一案抨击英国警方存在种族执法双重标准，鼓吹英国社会存在系统性“反白人偏见”。美国副总统万斯紧随其后，将个案与移民政策绑定，批评英国多元意识形态损害本土白人权益，称这是“文明的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公开附和相关论调，将此事作为抨击西方觉醒文化与政治正确的论据。

面对来自国内的大规模抗议与美国政商界的指责，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却仅仅只是延续了其技术官僚的风格。他几乎本能地将所有批评都归为煽动族群对立，撕裂英国社会甚至破坏民主的阴谋，仿佛国内民众的愤怒只是被人操控的提线木偶，而自身政府的警务失当、移民政策失序等问题则被彻底回避，仅仅程式化地表示这一案件“让人痛心疾首”。而且，尽管锡克教徒因独特宗教信仰原因拥有持刀豁免权已经在英国久为诟病，但斯塔默仍然明确拒绝取消这一豁免权。[2]显然，这种回应方式与英国民意，尤其是因案件细节而感到愤怒的民众情绪存在明显脱节，甚至被再次视为政治精英面对群众的傲慢。

显然，这种表态让斯塔默本就糟糕的民意支持雪上加霜，进一步巩固了他“英国史上最不受欢迎首相”的标签。而对亨利·诺瓦克事件的这次表态，恰恰成为他内政议程的绝唱。6月21日，斯塔默在父亲节煽情地谈起为人父的责任与温情，但社交媒体上却有不少民众毫不留情地讽刺他，甚至直接翻出“诺瓦克的父亲”，场面颇为尴尬。随着以工人阶级代言人与工党破局者自居的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在6月19日举行的梅克菲尔德（Makerfield）议会补选中一举成功后，斯塔默再也扛不住党内逼宫压力，不得不在6月22日黯然辞职，泪洒唐宁街10号。

图为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与民众的讽刺

从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导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全球范围的动员，到2026年“白人的命也是命”同样成为一个具有跨国动员力的政治口号，这一话语反转并非凭空出现，而是西方身份政治演进到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为什么在过去数十年，白人竟然从欧美社会的主流族群[3]，变为了一个被主流政治系统性忽视，甚至需要保护的对象？他们是否已经沦为了进步主义话语体系压制下的“二等公民”与受害者？本文试图从西方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角度切入，对此做出一些探讨。

一、身份政治的历史起源与理论逻辑

当代西方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其智识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浪潮。这些运动的核心诉求是争取被系统边缘化的群体（黑人、女性等）获得平等的法律地位、社会尊严和政治代表权。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身份”是一面争取承认的旗帜，是对主流族群特权的反抗。在此期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年发起“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和女性，目的就是通过将历史痛苦折算为现实利益，弥补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4]

此后，身份政治的浪潮迅速从美国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在1968年运动席卷整个西方世界后，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反种族歧视、和平运动等各种强调身份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在欧洲蓬勃发展。按照著名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与传统的以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工人运动不同，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更强调基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等文化身份的认同。[5]尽管经过数轮反复，但平权行动作为一项政策原则，已在欧美社会确立了难以撼动的正当性。而且，无论如何反复，其争议的焦点从来不是是否问题，而是如何量化执行的技术问题。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主要继承自社群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理念，并吸收了新左翼关于权力与话语的分析。从本体论层面来看，身份政治首先建立在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liberal individualism）的批判之上。经典自由主义传统通常采取个人本位与理性主义的的视角，将人的权利和自由视为政治秩序的基础，而种族、宗教、文化等群体属性则被认为属于私人领域，不应构成公共政治生活的核心依据。[6]

然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质疑自由主义的这种“无牵绊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f）假设。[7]以查尔斯·泰勒，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者认为，个体不是脱离具体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存在的抽象主体，而是“嵌入于共同体之中的自我”（embedded self）。个体的价值观、身份认同和道德判断都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所属的文化和社会共同体。由此推论，政治不可能仅仅围绕抽象的个人权利展开，也必须回应不同群体对于身份和认同的诉求。而且，如果自我是由社群所构成的，那么正义的原则便不可能完全脱离社群所共享的善观念而独立存在。不同的社群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因此也会形成相应的正义观。在这种前提下，寻求一种超越社群的、统一的普遍正义理念，不仅在实践中不切实际，而且在政治上可能导致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隐形压迫。

正是基于这种群体本位的本体论假设，身份政治逐渐推导出一套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政策逻辑。首先，从抽象意义上的个人平等转向基于具体社群的群体平等。传统自由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适用同样的规则，而身份政治则认为，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需求，因此需要给予少数族裔对外保护自己（external protections）的特殊权利。[8]例如，在英国，锡克教徒佩戴的礼仪短剑（Kirpan）是其宗教信仰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基于群体形成的宗教习俗在身份政治思潮的影响下，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第二，从再分配政治（politics of redistribution）转向承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身份政治关注的不仅是财富和资源的分配，更关注社会尊严和文化地位的分配。查尔斯·泰勒认为，自由主义左翼尽管试图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抹平差异，实则迫使少数群体融入主流文化范式。相反，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则要求公共机构积极承认不同文化身份的独特价值，赋予其在制度层面的可见性与尊重，以防止文化消亡，维护真正的人类尊严。换句话说，少数族裔的权利不应仅限于不受干涉的消极自由，更应上升为一种积极的文化承认。[9]落实到实践中，课程改革、历史叙事重构、公共纪念空间的调整、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反歧视语言规范等，都成为承认政治的制度化表达。在当代西方主流社会，任何种族歧视言论不仅是政客的政治坟墓，也是任何体面职业追求者的职业生涯断头台。例如，美国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因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CR）的一次招聘委员会会议上，对一位黑人求职者仅仅发表“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等评论，就被校方指控存在种族歧视并发出正式谴责信，同时被移出招聘委员会。校方认为其言论构成“歧视”和“无根据的种族评论”，但经过冗长调查后，他最终被免除所有指控。而林培瑞本人则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指控学校“DEI（多元、公平与包容）风潮”迫害。[10]

最后，在具体操作层面，身份政治进一步发展出一种以“矫正行动”（corrective action）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为核心的政策逻辑。以艾丽斯·杨（Iris Marion Young）为代表的理论家认为，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形式平等往往掩盖了社会结构中的深层不平等。由于不同群体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排斥、边缘化和文化贬抑，仅仅赋予所有人相同的法律权利，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公平。相反，国家必须承认群体之间现实处境的差异，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纠正长期积累的不平等后果。换言之，如果历史上的排斥与歧视是以群体为单位发生的，那么矫正措施也必须以群体为单位实施。[11]例如，在欧美大学招生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举措便是配额制，即硬性规定录取新生中各族裔的比例。批评者指出，为了满足族裔配额，高校可能录取成绩相对较低的少数族裔申请者，而将成绩更优秀的白人和亚裔申请者拒之门外，制造了新的不公。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哈佛大学歧视案”，指控称哈佛在招生中系统性压低亚裔申请者的“个人品性”等主观评分，相当于变相设置了更高的录取门槛。调查数据同样显示，同等条件下黑人申请者获得耶鲁医学院面试的机会，是亚裔申请者的29倍。

二、身份政治理念的逻辑谬误与政治危机

尽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已跃升为西方政治议程中的核心议题，并长期受到左翼知识分子的积极推动，然而，这一理念本身却蕴含着若干逻辑困境，致使其难以真正实现改良社会的初衷。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理论层面的内在缺陷，已在此后的现实政治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首先，身份政治范式往往预设政治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并非公民个体，而是种族、性别、族裔、宗教、性取向等身份群体，并进一步假定群体身份能够决定其共同利益和政治诉求。然而，这种假定存在明显的问题。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指出，任何身份群体内部都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差异，不同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以族裔群体为例，同一族群内部既有富裕阶层，也有贫困阶层。既有社会精英，也有边缘群体。因此，仅仅依据身份类别进行政策设计，容易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单一维度的群体划分。其结果往往不是实现平等，而是以新的分类标准重新分配资源和政治关注，从而制造新的不平等与新的边缘化现象。[12]

而且，一个同样显著的影响在于，身份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公众对真正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巴里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文化差异缺乏承认，而是财富分配失衡、阶级固化、教育机会不均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结构性不平等。然而，身份政治将政治议程更多地引向文化承认、象征性尊重以及身份代表性等议题，使原本应当围绕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平展开的政治斗争逐渐被文化冲突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的经济精英甚至可能乐于支持各种象征性的身份平等诉求，因为这些议题不会直接挑战既有的财富结构和权力分配格局。显然，巴里在21世纪初对身份政治的批评，与十多年后的英国脱欧（Brexit）与特朗普兴起的政治逻辑不谋而合。

最重要的是，身份政治具有明显的零和竞争倾向，容易削弱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共同公民身份认同。观察当今欧美主流政党的话语实践，多元文化主义几乎已被奉为政治正确的核心教义。无论是加拿大总理卡尼，还是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明确表达了对多元主义的支持。例如，斯塔默就曾多次强调多元主义，并将其视为国家文明的本质，认为英国“是、且永远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口号，这是我们的历史和力量，这就是我们”（That is us）。相反，以亨廷顿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更加强调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主体民族在维系政治共同体中的作用，则频繁遭到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乃至白人民族主义的道德批评。

然而，从现实角度看，这种以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为核心的理念，非但未能有效如其所愿整合社会认同，反而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疏离与对立提供了正当借口。[13]究其根源，多元文化主义与身份政治过度关注群体差异的制度性承认，却未能回答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彼此殊异的群体如何建构共享的政治纽带？当国家资源、政治代表权和公共关注被理解为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分配对象时，一个群体获得更多承认往往会被其他群体视为自身利益的损失，由此形成相互竞争乃至相互敌视的政治格局。对此，福山指出，身份政治不仅没有消解身份边界，而是在不断强化身份边界。当政治竞争越来越围绕种族、性别、文化和宗教身份展开时，公民首先会被视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则民主政治赖以维系的普遍公民身份（civic identity）就必然会受到侵蚀，民主政治正面临部落化的危险。[14]

由此可见，2026年英国社会出现的“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运动，并非身份政治的对立面，而恰恰是身份政治逻辑进一步扩展的结果。[15]当政治竞争越来越围绕群体身份展开时，原本缺乏强烈群体意识的人群，也会逐渐被迫形成相应的身份认同，并进入身份竞争的循环之中。于是，黑人身份政治之后出现白人身份政治，女性主义之后出现男性主义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也催生了反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反弹。

英国“白人的命也是命”政治抗议

试想，当一个处于主流族群的白人男性面对当代西方琳琅满目的身份谱系时，他能够感受到的唯一清晰信息是：所有标签都在试图证明自己伤痕最深，需要被特殊照顾，而他自己的“白人”“男性”身份标签，非但没有一条能让他进入优先获得承认的队列，反而在外界看来，本身就是系统性特权的化身。从福山提出的尊严（thymos）的心理需求出发，当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正当诉求被斥为“政治不正确”，并被迫为多元文化议程牺牲让步时，这种相对剥夺感在其主观体验中便是最直接的尊严受辱。[16]

回到诺瓦克的案例，显然，诺瓦克成为了“白人受害者”的同义词与代言人。当上千名抗议者高呼亨利·诺瓦克的名字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一个白人少年的命，在被犯罪侵犯之后，还要被系统的反歧视机制错误地再践踏一次？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白人？为什么在一个白人为主流族群的国家，白人族裔本身反倒成了原罪？如果这样，那么这个国家到底在代表谁的利益？

三、工党的桎梏：斯塔默为何无法转身？

如果仅从公共安全角度看，在英国社会围绕锡克教徒持刀问题争议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工党政府似乎完全可以顺应民意，对宗教豁免制度进行重新审查。然而，斯塔默政府始终不愿触碰这一议题，其原因不仅在于英国长期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传统，更深层地植根于工党的选举逻辑和政党结构之中。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国法律长期赋予锡克教徒携带克尔潘刀的宗教豁免权。《1988年刑事司法法》明确规定，出于宗教原因携带刀具可以构成合法抗辩理由；《2019年攻击性武器法》甚至进一步为大型仪式性克尔潘刀提供了保护条款。英国政府官方指南至今仍将“宗教原因（如锡克教徒携带克尔潘刀）”列为合法携带刀具的例外情形。因此，若要限制克尔潘刀，实际上意味着对英国数十年来形成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进行修正。这不仅会遭遇锡克教团体的反对，更可能被视为工党放弃其长期坚持的文化多元主义立场。

然而，仅仅用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解释斯塔默政府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工党当前面临的选举困境使其缺乏向右转的空间。2026年英国地方选举成为斯塔默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挫折之一。工党失去了近1500个地方议员席位和38个地方议会控制权，而改革党则一举获得1400多个席位并控制14个地方议会。许多传统工党的“红墙选区”都纷纷转向改革党。而根据英国舆论调查机构和选举分析人士的研究，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工党流失的选民主要转向了政策主张更为鲜明的改革党与绿党。[17]

图为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026年地方选举中的处境：他被左侧的绿党领袖波兰斯基（Zack Polanski）和右侧的改革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两面夹击，工党面临来自左右两翼的选民分流压力，选情陷入被动。

2026年的英国地方选举，被普遍视为2024年英国大选后对各主要政党的一次重要测试。[18]由于英国实行议会制，总理并非由全民直选产生，因此地方选举、补选以及地区议会选举，往往成为选民表达全国政治态度的重要出口。尤其是在执政党上台一至两年之后，地方选举往往会被视为检验政府支持度的关键节点。英国媒体长期以来将这一现象称为“中期惩罚”（mid-term punishment），即选民会利用地方选举表达对中央政府施政结果的不满[19]，而执政党议员则会依据地方选举结果重新评估自己的议席安全，从而对政府内阁施加压力。由此，2026年地方选举后，工党内部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反思：许多人认为工党失败并非因为不够右，而是恰恰因为不够左。部分党员和支持者批评斯塔默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跨性别议题、福利改革以及移民问题上过于谨慎，导致大量年轻进步派选民转向绿党。

在这种背景下，斯塔默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政治困境。一方面，改革党正在不断吸纳传统工党工人阶级选民。另一方面，日渐强势的绿党又在吸收工党的城市进步派支持者。任何试图限制锡克教徒持刀、收紧宗教豁免或削弱多元文化主义的举措，都可能被左翼选民和少数族裔群体解读为向右翼民粹主义妥协。因此，即使近期围绕克尔潘刀的争议持续发酵，甚至已有要求政府重新审查宗教豁免制度的呼声出现，斯塔默政府仍然选择维持现有政策框架。

归根结底，工党的桎梏并不在于斯塔默个人是否愿意转向，而在于其所依赖的选举联盟已经发生变化。今天的工党越来越像一个由城市自由派、大学受教育群体和少数族裔构成的中间偏左政党，而不再是20世纪那个以本土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群众政党。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维护多元文化主义和少数族裔权益不仅是意识形态选择，更是选举生存策略。即便英国社会已出现要求重新审查相关宗教豁免制度的强烈声音，工党也难以轻易响应，因为这样做所失去的支持者，很可能比能够争取回来的更多。至于究竟谁是受害者，这个道义上十分重要的追问，早已经在选举政治的精密算计面前不值一提。而无论是那套为少数族裔权利辩解的政治话术还是强调主流族群、维护政治共同体凝聚力的政治理论，则早已如上文所述那般，由无数政治理论家们发展周全，只待政客们根据需要加以挑选利用。

注释：

[1]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62ek7lk553o

[2] https://www.dailymail.com/news/article-15867593/Henry-Nowak-murder-sparks-call-review-religious-exemptions-carrying-knives-Home-Secretary-says-issue-worthy-consideration.html

[3]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4] Eric Foner, 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8.

[5]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4.

[6] 李强：《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

[7] Michael J.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8]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9] Charles Taylor,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 https://www.wsj.com/opinion/uc-riversides-dei-guardians-came-after-me-39d8e26e

[11] Iris Marion Young,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Brian Barry, Culture and Equality: An Egalitarian Critique of Multicultur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3] Patchen Markell, “Making Affect Safe for Democracy? On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olitical Theory, Vol.28, No.1, 2000, pp.38–63.

[14] 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97, No.5, 2018, pp.90–114.

[15] Ashley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16]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6/may/08/labour-reform-uk-england-local-elections-2026-scotland-wales

[18] Colin Rallings, Michael Thrasher, and Ron Johnston, “The Slow Death of a Governing Party: The Erosion of Conservative Local Electoral Support in England 1979–97”, British Politics, Vol.4, No.2, 2002, pp.177–201.

[19] Huber, Gregory A., Hill, Seth J., and Lenz, Gabriel S., “Sources of Bias in Retrospective Decision Mak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Voters’ Limitations in Controlling Incumb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6, No.4, 2012, pp.72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