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谈诗兴致高

风景

杜甫作诗，让我们惊为天人，其实他还是一位极具眼光的诗评家、理论家。他在诗中经常提及自己与人谈诗论文之事。例如：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赠毕四曜》）

论文或不愧，肯重款柴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

自从失词伯，不复更论文。（《怀旧》）

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敝庐遣兴奉寄严公》）

荆州过薛孟，为报欲论诗。（《别崔潩因寄薛据、孟云卿》）

说诗能累夜，醉酒或连朝。（《奉赠卢五丈参谋琚》）

杜甫评诗评得最多的诗人便是李白，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等诗句，皆为关于李白的诗评。对高适诗的评价也比较多，如“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书记》）、“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寄高适》）、“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独步诗名在”（《闻高常侍亡》）等。

杜甫对其他友人的诗，也不吝惜褒扬之词。其《敬赠郑谏议十韵》评郑审之诗云：“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恨，波澜独老成。”《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评许十一之诗云：“精微穿溟涬，飞动摧霹雳。”《寄薛三郎中》评薛据的诗才云：“赋诗宾客间，挥洒动八垠。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对苏涣的诗赞不绝口：“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诗。乾坤几反覆，扬马宜同时。……”他称王维为“高人”，赞其“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其八）；以“谢朓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借指岑参诗之美妙；以“把君诗过日”（《赠别郑炼赴襄阳》）表达对郑炼的诗的喜爱；以“才大今诗伯”（《赠毕四曜》）赞毕曜；以“自得隋珠觉夜明”（《酬郭十五判官》）赞郭受；以“新诗锦不如”（《酬韦韶州见寄》）赞韦迢……

杜甫与人交往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喜称人善，绝无文人相轻的毛病。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宽厚和高情商。其实杜甫论诗虽然尽是褒奖之辞，但他的评论并不虚伪，如对元结《舂陵行》《贼退后示官吏作》的赞美，就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观乎舂陵作，欻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

杜甫论诗，大都是论别人。《戏为六绝句》和《偶题》有不少篇幅属于杜甫的创作自述，实际上就是论自己。散见于诗中的创作自述也有一些，例如：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

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游修觉寺》）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

赋诗歌句稳，不免自长吟。（《长吟》）

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

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余。（《复愁十二首》其十二）

杜甫主张转益多师，所以对历代诗人也有不少评论。其中屈原、宋玉、陶渊明、庾信等人，都是杜甫十分仰慕的对象。对于六朝诗文，李白斥之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杜甫则主张“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文选》收录的诗、赋、应用文，虽然上起先秦，但是在体例上讲究远略近详，所以选入的主要是六朝的作品。杜甫还说“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其七），可见他对六朝诗并无偏见，善于为我所用。事实证明，杜甫对六朝诗人的看法才是客观的、公允的。对于初盛唐的前辈诗人，如四杰、宋之问、陈子昂、孟浩然等名家，杜甫都非常推崇，并在诗中一再论及，展现了一位诗评大家过人的眼光和气度。正如元稹所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杜甫论诗的言论，大多是散见于诗中，比较集中的诗论则为《戏为六绝句》（全篇）、《偶题》（前半部分）、《解闷十二首》（其中五首论诗）。《戏为六绝句》是“作家论”和“创作论”，《偶题》则反映了杜甫清晰的文学史观，都是文学批评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王嗣奭认为《偶题》是“一部杜诗之总序”，可见此诗在杜集中的特殊地位。《解闷十二首》中有四首分别论及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等诗人，也可以视为“作家论”。

杜甫论诗兴致高，缘于其作诗的兴致高。“他乡悦迟暮，不敢废诗篇。”（《归》）杜甫作诗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精神寄托，诗歌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别的诗人写诗，像杜甫那样执着，那样痴迷，那样全身心投入的，恐怕不多见。既然如此，那么他论诗兴致高就不足为奇了。杜甫喜论诗，还与他洒脱不羁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为人豪爽，心口如一，遇到他人的佳作秀句，自然就畅所欲言了。当然，他与人谈诗并不单纯是为了过过嘴瘾，实际上他经常与人交流、切磋，也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诗歌创作水平，这正是他“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的一种具体体现。

从初盛唐上溯到先秦，诗人的阵容很强大，不过能称为诗评家的诗人，似乎不好找。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赋》的作者陆机、《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诗品》的作者钟嵘，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著名的理论家，但陆机仅限于论文，刘勰和钟嵘则没有诗作传世，所以都不能算诗人中的诗评家。初唐的宋之问，在七律声律的探索上是有功劳的，但并未涉足于评诗。著名诗人陈子昂，提出了“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这一惊世骇俗的观点，但是若称其为诗评家，恐怕还比较勉强。李白《古风》（其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云云，论诗的口气很大，但细看也无甚高论，并且还过于偏激。李白极少评论时人的诗，偶尔涉及，也惜字如金，不过是只言片语而已，自然也难称诗评家。其他诗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杜甫谈论起诗来兴致之高，涉及之广，见解之深刻，在初盛唐时期无疑是个异数。

杜甫论诗，实际上是在诗人中开了一个头，在他之后，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等大诗人，都写了不少论诗诗。以七言绝句的形式论诗，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今人辑录的《万首论诗绝句》，收唐至清论诗绝句近万首，堪称蔚为大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