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革命、务实、独立、抵抗……哈梅内伊的复杂人生

7月4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正式拉开帷幕。从7月4日到9日，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作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二任最高领袖，执掌伊朗政教大权长达三十七年，是伊朗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从巴列维王朝覆灭到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与发展，哈梅内伊的一生与这一历史进程紧密交织，深刻影响了伊朗政治、宗教与外交走向。哈梅内伊不仅是伊朗政教合一体制的核心人物，也是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塑造者，其执政理念和政策选择对伊朗国内发展和地区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地时间2026年7月5日，伊朗德黑兰，安全人员在大祈祷广场警戒，民众聚集悼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视觉中国 图

哈梅内伊的人生四部曲

哈梅内伊复杂的传奇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现代史的两个时代——巴列维王朝和伊斯兰共和国，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人生和捍卫伊斯兰共和国的抵抗人生构成了其跌宕起伏人生的主旋律。具体来说，哈梅内伊的人生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1）接受宗教和革命教育的时期：从少年时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

哈梅内伊于1939年4月19日出生在伊朗东部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宗教世家，父亲赛义德·贾瓦德只是一位清贫的宗教学者。这种清贫而传统的家庭环境，为哈梅内伊日后形成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奠定了基础。

哈梅内伊自幼接受严格的伊斯兰教育，在童年时期便学习《古兰经》和文化知识，在10岁前已完成宗教教育的初级和中级课程。1957-1958年，青年哈梅内伊相继在伊拉克纳杰夫和伊朗库姆神学院进行宗教深造。在库姆神学院，他师从后来成为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的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为其日后投身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20世纪60年代初，哈梅内伊开始在马什哈德从事宗教教学和布道工作。当时，伊朗正处于巴列维国王推行激进世俗化“白色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变革中，思想敏锐的哈梅内伊逐渐从单纯的宗教人士转变为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活动家。

出身宗教世家、接受系统宗教教育、在什叶派圣城深造、师从霍梅尼、目睹巴列维王朝的社会矛盾等经历，塑造了哈梅内伊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立场，为其参与伊斯兰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2）积极投身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20世纪60年代至1979年

在库姆神学院师从霍梅尼后，哈梅内伊成为霍梅尼的忠实信徒，并接受了伊斯兰革命思想。1962年起，他开始投身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活动，并因传递和散发霍梅尼的信件多次被捕，1963年是哈梅内伊革命活动的关键转折点。当时霍梅尼领导公开反对“白色革命”的抗议斗争，并遭当局逮捕。哈梅内伊也因在马什哈德积极组织支持霍梅尼的示威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他更加坚定地投身反巴列维王朝的运动。据统计，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哈梅内伊累计被捕6次，并遭受严刑拷打，甚至一度被流放三年。哈梅内伊在牢狱生涯中锤炼了革命意志，同时也赢得了霍梅尼的信任，为其在革命后进入权力中心奠定了基础。

1978年，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抗议运动在全国蔓延，哈梅内伊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不仅在德黑兰组织了“欢迎霍梅尼委员会”，并参与创建了伊斯兰共和党。在革命期间，他与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人组成伊斯兰革命委员会，辅佐霍梅尼巩固新政权。

（3）革命与务实精神并存的伊斯兰共和国总统：1981年至1989年

革命胜利后，哈梅内伊因其在革命中的骨干角色和突出作用迅速进入权力核心，先后担任革命委员会成员、国防部副部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星期五聚礼伊玛目等要职。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哈梅内伊与贝赫什提、拉夫桑贾尼等人辅佐霍梅尼先后击败政敌，巩固了伊斯兰政权。在此过程中，哈梅内伊展现出了超群的组织能力和坚定的革命意志，成为霍梅尼最信赖的左膀右臂。

1981年是哈梅内伊政治生涯悲喜交加的一年。一方面，他于6月在德黑兰遭遇暗杀并身受重伤，导致右臂永久瘫痪，但也使其成为伊朗人民心目中的革命英雄；另一方面，他于10月当选为伊朗第三任总统，成为伊朗历史上第一位担任总统的教士。

作为总统，哈梅内伊带领国家经历了残酷的两伊战争（1980-1988年）。战争期间，他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建立了深厚关系。战争初期，伊朗处于防御状态，哈梅内伊积极组织国内力量抵抗伊拉克入侵，同时致力于维护国内政治稳定，并从伊朗国内的困境出发思考经济和社会改革。1985年，哈梅内伊连任总统，其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两伊战争后期，哈梅内伊展现出务实的一面。1988年，当战争陷入僵局时，他力劝霍梅尼接受停火建议，进而于1988年8月20日正式结束了两伊战争，体现了哈梅内伊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务实性。

（4）在复杂矛盾中执掌伊朗最高政治权杖三十七年的舵手：1989年至2026年

1989年6月霍梅尼逝世后，尽管当时哈梅内伊的宗教头衔仅为教阶较低的“霍贾特伊斯兰”，但却通过修改宪法被专家委员会推举为伊朗最高领袖。这标志着哈梅内伊的政治生涯完成了从革命者、行政管理者到国家最高决策者的转变，并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在哈梅内伊作为伊朗最高领袖的三十七年间，伊朗内政外交始终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哈梅内伊始终是激进保守派和务实改革派之间的平衡者，期间既有相对务实、温和的拉夫桑贾尼政府（1989—1997）、哈塔米政府（1997—2005）、鲁哈尼政府（2013—2021），也有相对保守的内贾德政府（2005—2013），还有带有保守色彩、执政特色未及明确定形，但因飞机失事遇难而中断的莱希时期（2021-2024）。2024年佩泽希齐扬当选总统，他虽被外界视为改革派总统，但伊朗却进入因美以对其两次发动战争的特殊时期，哈梅内伊本人也死于2026年2月美以对伊朗不宣而战的空袭之中。哈梅内伊时代以一种难以意料的方式结束，但其历史遗产无疑将继续影响伊朗的历史走向。

功过评价众说纷纭，总体反映了伊朗的矛盾处境

哈梅内伊执政的基本特点是既坚持霍梅尼伊斯兰革命思想，又从伊朗的现实利益出发对内外政策进行务实变通。一方面，他维护了伊朗的国家独立和政治制度，建立了抗击外部压力的“抵抗经济”形成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也通过维护伊朗核权利、建立“抵抗阵线”等扩大了伊朗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使伊朗对内陷入了保守与改革轮替、国家发展艰难的困境，对外陷入了既寻求通过对话谈判融入世界，又长期与西方对抗、难以摆脱制裁和孤立的艰难处境。事实上，外界尤其是带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评价，本身就反映了伊朗的矛盾困境。

首先，在政治上，哈梅内伊既坚持霍梅尼伊斯兰革命的理论框架和政治制度，又寻求适度的改革和改良，伊朗政治由此形成的保守和改革的政治分化和政治斗争，又使其作为最高领袖不得不在保守与改革之间纠偏和平衡，进而使伊朗政治形成了在保守与改革之间轮回的政治钟摆效应。

哈梅内伊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捍卫伊斯兰政体，保持独立自主。基于此，当面对改革派势力上升并对伊朗伊斯兰体制构成挑战和威胁时，他便力挺保守派、打压改革派维护伊斯兰体制。例如，他于1997年取缔思想开明的蒙台泽里开办的宗教学校，2003年压制100多名议员要求改革的公开信，2004年授意“宪法监督委员会”取消超千名改革派议会候选人参选资格，使保守派赢得70%议席，在2009年6月总统选举争端中，他力挺内贾德总统，压制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等做法，都是其打压改革派的具体例证。

当然，在保守派力量过于强大时，哈梅内伊又会出手对保守派进行压制。在内贾德时期，在改革派和务实派被边缘化后，保守派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内贾德与哈梅内伊的矛盾公开化，哈梅内伊强势出手对内贾德及其领导的强硬保守派力量进行打压，并使内贾德在伊朗政治中被边缘化。

哈梅内伊也力求在伊朗现行体制内进行务实的改革。例如，在妇女问题上，哈梅内伊主张在坚守伊斯兰传统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地位、妇女政治参与等问题的讲话，主张妇女应该拥有同等的选举权，赞成妇女就业，保护妇女劳动权益。哈梅内伊的妇女政策在促进妇女就业方面影响显著，妇女平均就业率相对霍梅尼时期有明显好转。又如，在经济问题上，他十分重视伊斯兰的公正价值观，但他又颁布政令，多次要求有关部门全面执行私有化改革的宪法修正案，将部分国有企业和机构的80％股份出让给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部门，以加快国家发展和经济复苏的步伐。

总之，哈梅内伊这种平衡术，总体维护了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政治体制，但阵营斗争、内耗和摇摆，也使伊朗政治陷入了僵化和停滞。

其次，在经济上，哈梅内伊把“抵抗型经济”作为伊朗应对西方长期制裁的一种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减少对外部依赖、增强国内生产能力来应对外部压力。这种战略对于维护伊朗的经济独立、促进经济发展、增强伊朗国家韧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终未能改变民生困难、特权阶层腐败严重等弊端。

“抵抗型经济”最早由哈梅内伊在2007年提出，并于2014年正式确立为国家经济战略，其核心目标是利用伊朗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把命脉攥在自己手里”，在金融、人力、科技资源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并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目标，实现经济的发展和稳定，进而减少对石油经济和西方的依赖，实现经济独立和韧性。

从实施效果看，“抵抗型经济”在极端制裁环境下确实为伊朗构建了一定的经济韧性，使伊朗非石油GDP占比较2014年提高了一倍，工业、农业、国防的自给率显著上升，表明“抵抗型经济”政策在提升伊朗经济自主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抵抗型经济”政策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伊朗仍存在经济严重依赖石油，伊斯兰革命卫队垄断关键行业，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使经济民生日趋艰难，这也是伊朗2025年底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原因所在。批评者强调哈梅内伊的经济政策失败，国际制裁和政府管理不善使伊朗无法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伊朗经济困境的根源所在，而革命卫队形成特权垄断，导致贫富差距扩大。

最后，在外交上，哈梅内伊在总体上继续坚持霍梅尼“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方针，并围绕争取和维护核权利、组建“抵抗阵线”与西方和以色列进行长期斗争，进而提高了伊朗的国际地位，扩大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但是，伊朗因核问题和支持地区代理人长期遭受美国和西方制裁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并因“输出革命”与伊拉克爆发战争，与沙特等地区国家长期对抗，尤其自2023年以来伊朗与以色列、美国的冲突公开化并走向战争，使伊朗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长期以来，伊朗也寻求与西方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哈梅内伊曾表示“不要东方和不要西方”的政策，并不意味“放弃同东、西方打交道”。他根据“各国对伊斯兰革命的态度”，把它们分为“敌对、中立、友好和兄弟”四类国家，并把以色列和美国列为头号敌对国家。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伊朗也多次寻求和西方及地区国家改善关系。如20世纪90年代伊朗改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海湾地区国家关系；2021年以来伊朗改善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关系，并于2023年实现与沙特复交。但是，这种改善关系的努力又深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充满张力，尤其是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长期对抗与革命外交严重制约了其改善对外关系的效果。例如，自2021年以来，伊朗与海湾国家本来已在关系改善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但2026年美以对伊朗战争的爆发，伊朗把打击地区国家目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击手段，又导致伊朗与地区国家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总之，哈梅内伊的统治风格融合了宗教保守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他既坚持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又能在必要时做出务实调整。这种平衡使他能够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维持长期统治，但也导致了许多政策陷入深刻的矛盾困境。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的矛盾困境固然与哈梅内伊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关系，但在本质上则是伊朗伊斯兰体制内在矛盾的反映。

哈梅内伊已逝，但其历史遗产将继续影响伊朗的历史发展。但这种遗产不仅是哈梅内伊的遗产，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遗产。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