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周旋久，却被算法所定义

深夜刷完世界杯视频，眼睛酸涩，我忽然恍惚——我从不看球，此刻脑子里却塞满了C罗、姆巴佩和梅西。我还是我吗？至少不是昨天那个对足球一无所知的我。我问自己：看世界杯，是我的意志吗？或许是。但我从未主动选择过。那么，究竟是谁，未经允许，篡改了我的意志？

过去，我们依靠浏览器逐一查找困惑，在无数词条中不知疲倦地筛选所需信息。但现在，在算法投喂机制下，信息主动涌来，我只需选择快速滑动还是慢速滑动。我并未主动搜索过世界杯，却被强行填充了相关知识。算法没有满足我的兴趣，反而在制造我的兴趣，原来我的新爱好，不过是算法推送的副产品。

这种体验让我察觉，其实信息时代的我们由“肉体我”“数据我”和“叙事我”组成。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不可否认，“00后”一代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已被算法信息所接管。认知来源的改变，导致我的“总和”也随之改变。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数据我”不只是在记录我，更在反向塑造“叙事我”。在各大平台的年度报告中，在一道道人格测试中，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让渡了对自我的定义权。

迷失的不只是“我”，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算法化地配置，我们眼中所见的现实不再相同。公共议题失去了共同的事实基础，讨论沦为“各说各话”，从多元滑向极化。我们的注意力被换算为流量，被细分、定价、拍卖。当注意力成为商品，信息的过滤权便从人的理性判断，转移至以商业逻辑为底色的代码之手，成为所谓的注意力殖民。公众让渡的不仅是选择权，更是认知的自主权。

算法不会消失，我们也回不到前算法时代。个体层面的“调教算法”或“数字戒断”虽有意义，但更深层的追问，或许应指向规则层面：如何让算法分发逻辑增加“偶然性权重”？如何让信息推荐者承担公共责任？这些追问的本质，是我们争取在算法时代不被算法定义、在推荐系统中保持认知自主的权利。

（作者：莫璐璐 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