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一条开往法国的轮船：孙宝琦驻法使团成员的奇特人生

1902年10月14日，大清朝新任驻法公使孙宝琦率使团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船“安南”（S. S. Annam）号前往马赛转巴黎赴任，接替前任公使裕庚。

裕庚是汉军正白旗人，履职时带着混血妻子路易莎·皮尔森（是在华美国人与广东妓女生下的混血儿，人称“鬼子六”）、儿子勋龄、女儿德龄、容龄。回国后，勋龄因在国外玩过摄影，进宫为慈禧太后拍摄了许多照片。两位女儿见过洋世面，成了太后的红人，为她接见外宾时做翻译。德龄自称被御赐“公主”，在民国年间写了《御香飘渺录》《瀛台泣血记》等畅销书，名声大大超过乃父。

孙宝琦此行带着更多的家眷和随行人员。这些人后来在政治、教育、商业、建筑、文博、古董行业和私人生活上搅天动地，各自书写传奇故事，对中国现代历史产生影响，这个使团也成为外交史上的奇葩异数。

“安南”号

两代为官的孙家父子

孙宝琦是户部侍郎孙诒经之子。

孙诒经，字子授，浙江钱塘（今杭州）人。1860年中进士，1864年经倭仁推荐入直南书房。1879年晋工部左侍郎，1883年任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1886年1月起在毓庆宫行走，成光绪帝老师。1887年3月因对户部银库书吏索贿案处置不善，毓庆宫行走被撤。1890年12月17日，感染京师流传的疫病去世。

由于长期任京官且有帝师经历，同时又是江浙籍，所以孙诒经与李鸿藻、翁同龢、王文韶、潘祖荫等大佬交往密切。《清史稿》谓：“诒经持躬清正，思以儒术救时敝。不阿权要，为同列所忌，卒不得行其志。”又谓其“治部事、佐度支凡十年，时议设银行，造铁路，虑利权外溢，龂龂持异议”。属于传统士大夫类型。

孙宝琦，字慕韩，出生于1867年。父亲病逝时他二十三岁，刚在上年改承正二品荫生。他二十六岁时任刑部主事，不久被直隶总督王文韶调往北洋差委，1898年底，随李鸿章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次年8月，以其留心时务，学识兼优，历充要差均无贻误，以道员留直隶补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狩，10月，他经盛宣怀推荐，委办西安电报局，旋赶往行在，负责官电事宜。此时京沪及各省与军机处往来密电动辄数千百言，尤其是李鸿章与列强的议和谈判，均涉高度机要，所有收发译缮，均由他和王国桢负责，通宵达旦，不眠不休。1902年2月，诏命孙宝琦以四、五品京堂候补。7月，派充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并无外交履历，获此任命纯属对其主管译电的酬劳。当时赶往行在为朝廷效劳的“官二代”其实不少，诸如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前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儿子岑春煊、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儿子王国桢、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儿子俞启元，以随扈之功而得到政治发迹的惟有岑春煊和孙宝琦，可见他的机敏和善于结交官场大佬的能力。

1904年4月20日，孙宝琦在文溥、夏循垍陪同下参观法国克鲁索的施耐德公司火炮射击场，翻译为恩庆。

孙宝琦出使期间，曾上奏建议妇女受教育，办女学、开女科、授女翰林、女进士、女举人、女秀才，可谓女权运动先驱。1907年4月，又任出使德国大臣。7月，光复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革命风潮翻涌。他致电清廷，恳请宸衷独断，力行宪政，建议首先组织内阁，定政府之基础；其次开资政院，各省分设议会；再次专司法之权，并速改刑律，以重民命。1909年孙宝琦被任命山东巡抚，从外交界一脚跨入封疆大吏，在当年也被认为是异数。民国年间，他担任过外交总长、代理过国务总理，依然活跃于政坛。

孙宝琦带有多少随行人员

1876年，因“马嘉理事件”，郭嵩焘作为使节被派往伦敦“道歉”，并首次组建中国驻外使馆。接着，总理衙门制定了《出使章程十二条》，规定出使大臣分头、二、三等名目，此时派出驻外大臣，均暂作二等，即通常称为“公使”，出使任期三年。所带参赞、随员、翻译，由该大臣酌定人数，开列姓名等项，知照总理衙门查核。上届年满如有堪留用者，由接办大臣酌留。新用官员从各部门抽调，有点类似幕僚。出使大臣在提名上具有很大自主性。

据此规则，孙宝琦向外务部提出了他所拟带出洋人员的名单：

查使馆例添参赞各员，向由使臣遴选奏调，臣前蒙召见，面奉懿旨，随代各员务当慎选得人，仰见训诲周详，莫名钦感。际此时局艰难，法国交涉最为繁重，随带各员更当慎益加慎，以其得力。查有浙江委用道吴宗濂，候选主事刘式训，历在使馆当差，法文优长，练达交涉，情形熟悉，平望素孚，均堪以派充参赞官；江苏候补知府严璩，才识超迈，曾经游学英国，中西学问均有根抵，候选主事恩庆，熟悉洋文，性情敦厚，在外务部及善后局当差，诸臻妥协，均堪以派充翻译官；户部郎中李煜瀛，讲求时务，志趣纯正，兵部主事夏循垍，研习西学，笃实不浮，堪以派充随员。以上各员或採诸众论，或素所深知，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随带出洋，以资臂助。其余应带学生，循例另行咨部备案。

此外，他还请调外务部候补主事文溥担任参赞。使团的最终正式官员为二等参赞吴宗濂、三等参赞刘式训、文溥，英文翻译严璩（字伯玉），法文翻译恩庆，随员李煜瀛（字石曾）和夏循垍。按此名单，随同出洋的张静江显然不是使馆官员，这个问题，我们下面专门分析。

孙宝琦请求任命使馆官员的奏折

孙宝琦使团成员合影

晚清使馆有附学惯例，即由使馆随带少量青年至国外学习语言和西学，推动洋务运动和教育现代化。附学人员通常由公使挑选或朋友请托，形式上有安排随员职务、可领薪俸，或仅给名衔不给薪俸，或不给名衔的。这些学生大多是有背景的官僚子弟，在读书期间，也帮使馆做点事。

孙宝琦此行所带附学的留法学生，有王继曾（王仁东之子，王世襄的父亲，后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陈箓（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次长、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廖世功（后任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驻苏联大使馆头等参赞衔全权代办）、水钧韶（孙宝琦二姐孙宝琳之子，后娶张之洞女儿。他的女儿水世芳嫁给荷兰外交官兼汉学家罗高佩）和林桐实（也是外交官，娶了第一批留法学生、造船专家魏瀚的女儿）等人。

严璩和吕彦直

郭嵩焘出使时，带侍妾梁氏作公使夫人，并进入伦敦社交界的。后来曾纪泽、洪钧也携眷属。此次孙宝琦所带的家眷人数众多，包括夫人张瑞黎（她是前山东巡抚张耀的二女儿）、妾室朱淑惠、八妹孙宝琮、大儿子孙用时及三个女儿，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家眷人数，《出使章程》未作规定，全看公使自己的经济能力。随之还会跟着一定数量的仆佣。

孙宝琦及家眷摄于驻法使馆

其他级别外交官也带家眷，只是后人对此了解甚少。这次使馆翻译严璩，就带着夫人和小舅子。

1880年8月，第一批官派留英学生严复回国后奉调天津水师学堂执教，他与水师营务处文案吕增祥成为密友。吕增祥，字秋樵，1879年中举，后入李鸿章幕府。1882年因北洋出兵平定朝鲜壬午之变，他获保“以知县留于直隶，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并赏加五品衔”。1891年他随李经方出使日本，担任参赞。那年7月，北洋海军主力访问日本，吕增祥带丁汝昌逛东京，彼此都是老熟人。严复翻译《天演论》，吕增祥不仅协助校对、润色文字，还为其题写书名。严复曾这样赞誉吕增祥：“平生师友之中，其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无闲言者，此人而已。”两家有通家之好。

《天演论》由吕增祥题写书名（1901年富文书局本）

吕增祥与原配夫人生育了两个女儿后，夫人于1890年去世。使日期间，他与侧室章氏生下长子吕彦深和三女吕东宝。1894年初吕增祥任满回国，7月28日，亦即中日丰岛海战爆发后第三天，章氏生下二公子吕彦直，此后还育有二子。

吕增祥的大女儿吕慎仪嫁给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的学生伍光建（他们的儿子伍蠡甫，后来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二女儿吕韫清嫁给严复长子严璩。严璩字伯玉，1897年跟着驻英公使罗丰祿，以随员身份在英国读书四年。1901年7月，吕增祥在署理开州（今河南濮阳）知州任上去世，章氏带着四子一女投奔亲家严复。严复安排伍光建夫妇照看吕彦深，严璩夫妇照看吕彦直，同时收留章氏和其余子女住在天津严宅，可谓对亡友全家有情有义。越明年，严璩奉派出使，带八岁的吕彦直同行，为他打开了观察欧洲文明的窗户，也对他后来成为建筑大师奠定基础。吕彦直从小就有艺术天赋，他随手为孙宝琦夫妇画像，能够惟妙惟肖，显然已受过素描训练，不是随意涂鸦。

吕彦直绘制的孙宝琦和夫人素描 ，图片来自孙世仁编撰：《孙宝琦家族资料汇编》，46页。

严璩在巴黎任职近三年，官职升到参赞。1905年5月，孙宝琦派他和恩庆前往越南，了解法国吞并越南之后情形，以及越南各埠十余万华人的领事保护问题。考察之后再与闽浙、两广的总督商量护侨切实办法。由于孙宝琦本人的出使任期在9月届满。故严璩应当带着家眷先行，无需折回巴黎的。

离法前吕彦直曾向一位法国长辈赠送照片，从而留下他十岁时的珍贵影像。照片卡片反面用中文写着“迈达先生惠存吕彦直敬呈”。又用法文写上“一个表示敬意的小纪念品。吕渤生1905年3月21日于巴黎”。还有严璩的题跋：“此古愚十二岁在巴黎所映小像也，迈达女士检出见赠。因为题识，不禁泫然。己巳秋杪。璩识。”勃生、古愚均是吕彦直的字号。

吕彦直送给迈达的十岁照片，图片来自卢洁峰：《吕彦直的家学渊源与他的建筑思想》，《建筑创作》，2009年第3期。

这位“迈达先生”是何许人，目前有两种说法。据吕彦直亲友回忆，迈达是巴黎的小学女教师，吕彦直1920年重访巴黎时曾拜访过她，感谢其启蒙教诲之恩。那么寄照片的就是她本人。吕彦直在题款上称她“先生”，是中国人对老师的尊称。后来她听闻吕彦直逝世的消息，遂将照片寄给严璩，故严璩有“迈达女士”之称呼。另一说法是福建船政学堂的法籍教习，当时在巴黎帮助吕彦直补习过法文。吕氏回国前赠他照片，迨至1929年3月吕彦直在上海逝世，他的女儿（迈达女士）将照片寄给严璩留作纪念。

近代海军教育史上，迈达是我熟悉的名字，他从船政学堂1866年创建时就应聘来校，此后多次延聘。我查阅史料，发现他1902年11月仍在福州教书。1907年9月，会办船政大臣沈翊清在奏折中提到：前学堂教习迈达届将期满，惟学堂两班学生尚未毕业，“可否不立合同，不定年限，暂行留堂以资教授”。以此推测，此迈达更像是吕彦直的小学老师。

说到吕彦直在巴黎读书，还有叙述他当年为了攒学费，晚上到歌剧院广场为洋人擦汽车的故事，对此我深抱怀疑。具体说来，一则法国早在1881和1882年两次颁布《费里法》，开始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外交官家属借读，亦无需缴纳学杂费；二则二十世纪初，巴黎仍是马车的天下。汽车问世未久，是富人彰显身份的新奇玩意，都有专职司机打理，不存在街头擦车零工；三则严璩的收入和外交官身份，也不允许其让小舅子打工。使馆二等翻译月薪三百两，等于一千一百二十五法郎，足以负担全家生活，参赞收入更高。而八岁外国儿童街头挣钱，既为法律禁止，亦失严家体面。旧时官僚传统士大夫阶层，重劳心斥劳力，两者间存在根本性的阶层割裂。“勤工俭学”将“务工”与“求学”相结合，其起源及普及有着明确的历史时序。巧的是，这一主张是本使团随员李石曾在十年以后提出，对象也很明确，不会从吕彦直身上开始实践。

吕彦直随姐夫一家回国后，进北京五城学堂求学。1911年他考入清华留美预备部，两年后作为第二批庚款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1918年底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

李石曾、张静江和卢芹斋

庚子议和后，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是有洋务思想、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先驱人物会安排子弟出国留学，连同高官和富商的二代，也动起到国外见世面的念头。孙宝琦使团人员中，有两位后来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青年。

首先是李石曾。他本名叫李煜瀛，字石曾，以字行。他父亲李鸿藻是协办大学士、吏部、礼部尚书、同治、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并三度担任军机大臣。李鸿藻死后谥号“文正”，与曾国藩同谥，可看出他在同时代官员中的显赫地位。李鸿藻1897年去世，李石曾以父荫得补礼部郎中。

李石曾系朝廷批准的使馆随员，可以领取薪俸，这是孙宝琦给他的礼遇。李石曾出国时二十一岁，抱有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1903年进入蒙塔日农业学校学习。孙宝琦任期届满，他没有随同回国，而是转入巴斯德研究院及巴黎大学理学院，研究生物进化哲学。孙宝琦仍然为他奏保升职：“驻法随员户部湖广司郎中李煜瀛，请俟截取知府后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补用并赏加二品衔。”依李石曾的家庭地位，官僚世家子弟当学法律或政治，他却选读农学，并且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原生作物大豆的功用，用法文发表专著《大豆》，堪称惊世骇俗。他是最早在法国发表学术论文的中国人。李石曾在法国认真研究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拉马克的进化观，最后接受无政府主义。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辉发起世界社，通过《世界画报》《新世纪》等刊物传播西方文化，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是当年“官二代”子弟中的叛逆者。

李石曾

1908年，李石曾在巴黎创办豆腐公司，策划将豆制品引入法国，也希望这种营养丰富的食品能让中国人不再挨饿。他在老家河北高阳招募工人到法国做工，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和工艺水平，在豆腐工厂办了夜校，让工人白天上班，晚上上学，称作“以工兼学”。

另一位是张静江。他的谱名叫张增澄，字静江、人杰。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是浙江湖州巨贾，早年在南浔、上海、杭州经营生丝出口和盐业，他的父亲张宝善接续经营家族生意。张静江的外祖父庞云鏳也是南浔富商。南浔人按照家财多少，将富户分别称为“大象”（一千万两白银以上）、“牛”（五百万至一千万）和“小黄狗”（一百万至五百万），张家和庞家均为“四象”之一。张静江的两个舅舅庞莱臣和庞青城亦是文化名人，前一阵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江南春》图卷，就是庞莱臣的收藏。

张静江

张宝善1896年出资为张静江捐得候补官衔。同年，张静江娶苏州籍人士、山东学政姚丙然之女姚蕙为妻。1900年，张静江随岳父前往北京，在侍读学士黄思永举办的筵席上结识了李石曾。此后，张静江获悉李石曾将随孙宝琦出使法国，即通过其说情，获得了同行机会，这年他二十五岁。

关于张静江在使馆的名分，以往各种书刊上称其为参赞、随员，其实都不对。孙宝琦曾在致外务部的公文中提到，他是“随馆差遣之江苏试用知府”：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驻法大臣孙宝琦文称：窃查中国自与各国通商以来，华商赴美洲者甚多，来欧洲者绝少。兹当朝廷振兴商务，亟宜开拓风气，招徕华商，鸠集公司，自运货物来欧洲销售，以扩利源。法都巴黎乃欧洲繁复之区，为各国商家所荟萃。各国驻法使馆多有商务委员，专为考查一切商务。兹查有随馆差遣之江苏试用知府张人杰，夙谙商情，精明干练，堪以派委该员专心访查中国货物何者运销西洋为宜，分别等差，并将成本运脚税则以及开设行栈一切费用详细勾稽，呈报本大臣复核，咨呈贵部核夺办理。除札饬该员遵照办理外，相应咨请查照。

孙宝琦关于任命张静江担任使馆商务委员的公文，摄自南浔张静江故居陈列。

张静江的“试用知府”是花钱捐的，“随馆差遣”相当于志愿者。他到巴黎后并不在使馆上班，而是在马德兰广场十七号开设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生丝、茶叶及古董，成为华人最早在法国办公司者。又在意大利街开设开元茶楼和同义银行。他凭借南浔巨贾的经商传统和自己在古玩字画方面的知识，加上父亲出资的三十万银元，迅速在中法贸易中积累财富，并最后把主要交易的商品定位为中国古董。而在上述公文中，孙宝琦为他特制了“商务委员”这么个并不在外交官序列中的虚衔。

清季官场，虚衔滥如牛毛。但人们就此称他为外交官。比如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回忆张静江与孙中山1906年春天初识，就说“彼时，他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

从中国出发时，张静江太太姚蕙因怀有身孕，没有同行。他带着妻弟姚叔来（C. F. Yau）和贴身仆役兼厨子卢焕文，帮他打理通运公司业务。用三年光景，张静江在巴黎站稳脚跟，孙宝琦回国后，他依然在法国做生意。后来张静江将精力和金钱投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通运公司的业务就逐渐交给姚叔来主持。依托当时中国最大的书画收藏家、舅舅庞莱臣的支持，通运将大量顶级名画卖给了美国各大博物馆，包括宋郭熙《溪山秋霁图》、宋李嵩《画鬼》卷、元龚开《中山出游图》卷等。

左为巴黎马德兰广场17号通运公司旧址巴黎彤阁，右为卢芹斋售卖中国文物的大本营。

卢焕文出身贫寒，人极聪明，他在巴黎剪掉辫子，穿上三件套西装，从下人变成白领职员，对古董生意很快摸清门道。后来自立门户，以卢芹斋（C. T. Loo）的名字开设来远公司（Lai-yuan & Co.），将中国文物贩到欧洲。发财后他在巴黎建造了公馆“彤庐”，亦展示亚洲艺术。1915年他在美国设立分公司。民国政府虽然对文物出口有所限制，但对卢、姚他们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收藏的唐太宗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元代《药师经变》巨幅壁画，都是卢芹斋倒卖出去的。据统计，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约半数与他有关，并且都是顶级艺术品。

卢芹斋

“安南”轮上结下的历史因缘

“安南”轮（S. S. Annam）是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旗下的蒸汽客轮，排水量六千三百四十四吨，八百三十二匹马力，最高航速十八节，1898年下水，往返于远东经苏伊士运河至马赛的航线。1902年10月至11月，它承载着孙宝琦使团完成赴欧行程，又将裕庚使团，包括家属、随员、仆人五十五人，于1903年1月2日载回上海。

法国邮船公司海报上的“安南”轮排水量六千三百四十四吨的“安南”轮，内饰富丽堂皇。

某位同年8月乘坐该公司另一轮船从马赛来华的传教士记录船上的作息餐饮：“你可以随时起床。九点之前，你可以随意享用咖啡、牛奶或热巧克力。十点半是第一餐，包括肉、蔬菜、甜点和咖啡。下午一点，你可以吃肉汤、冷肉和奶酪。四点，有热茶和蛋糕。七点，和十点半一样，还有一顿丰盛的晚餐。九点，有茶和蛋糕。”

“安南”轮上亦应如此。只要没有风浪，生活是舒适的。人们除了看海、读书、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是交谈。有位传记作者描述：“在西方人眼中，这个‘巴黎中国帮’非常好笑：他们穿着丝质长袍，各有特色地诠释着中国学者风范。这些人有的两鬓飘着古代儒生形象的白须，有的戴着书呆子一样的小圆眼镜，都喜欢昂首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一个航程下来，无论官员还是家眷，都成了熟悉的朋友。更何况后来在巴黎的三年里，使馆也像是孤悬在外洋的轮船，同行中国人彼此的联系就更加紧密，搭建起影响未来的深远人脉。

1902年10月，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一年之后，中国满目疮痍、处在大变革的前夜。那时，搭乘“安南”轮出洋的人，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其中张静江就是一例。法国之行完全打开了他的视野，结识孙中山后，他将经商盈利用作推翻满清帝制的经费。有人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张静江的捐款达到一百一十万两白银，或有人估算是二百五十万美元。他还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张、李都成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孙中山称张静江是“革命圣人”，也有人称张静江现代“吕不韦”，是个有眼光的“造王”者，他后来是蒋介石与江浙财团联系的纽带。在1920年代的政治光谱中，他被归入国民党右派，故事很长很复杂，此处不赘述。

由于认识到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迫切需要具有新知识的青年，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辉、蔡元培发起留法俭学会，提出以较少的学费赴欧留学，吸引了大批社会下层的贫寒学子。他组建华法教育会，在香山碧云寺开办法文预备学校——孔德学校，每年送往法国留学者数百人。一次大战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成为更大的社会热潮，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的人数达到一千七百多人。这种让体力劳动和社会实践成为教育的一部分，正是他推崇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李石曾又通过与法国政府谈判退还庚子赔款，加上中国政府拨款，组建中法大学，派遣正规的公费留法生，形成赴法留学高低配置的“双渠道”。无论俭学生还是公费生，大多坚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道路。更有一批青年怀着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走进法国。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邓小平、陈毅，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航海记述和留学生涯充满艰辛，却都磨炼了意志、确立了信念。赴法留学还培养出钱三强、郑大章、朱兆雪、林克明等著名科技专家，林风眠、常书鸿、潘玉良等知名艺术家，都对中国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在南京为其修建陵寝。李石曾利用与香山碧云寺方丈熟悉的关系，安排将孙中山灵柩暂时厝放寺中（李石曾此时是京中名流，是本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首任理事长）。国民党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张静江是其中的核心人物，在上海租界主持孙中山陵寝的设计招标。一些筹备会议，是在他成都路广仁里的寓所召开。而中山陵设计的中选者，是当年同船航渡的小朋友吕彦直。

吕彦直投标的中山陵祭堂油画效果图和正立面方案

吕彦直大学毕业后进入美国建筑师茂飞的事务所担任绘图员，参加设计金陵女子大学（1937年南京沦陷时，其校园作为国际安全区，庇护了上万名妇孺难民）大屋顶建筑，后又开办自己的彦记事务所。中山陵招标规定，“祭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者”，“虽拟采用中国式，惟为永久计，一切建筑均用坚固石料与铁筋三合土，不可用砖木之类”。这种中西结合的要求，对吕彦直来说驾轻就熟。他投标的方案包括九张平、立剖面图和透视图，并附祭堂侧视油画效果图，在应征的四十余种方案中脱颖而出，获得头奖。这位三十一岁的建筑师，早已不是吴下阿蒙，而是中国现代建筑师的第一人。

招标结果公布时，张静江一定对着吕彦直微笑。我们今天看到雄伟的中山陵，也都公认这是民国建筑的巅峰之作。但大家似乎都没有关注到，吕彦直和张静江其实在二十三年前就是老相识了。

百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同船渡，“安南”注定是条奇特的船。乘过这船的孙宝琦使团，个个都有精彩的人生，拍一部波澜曲折的年代剧一定引人入胜。

甚至孙宝琦的妹妹和三个女儿，回国后都找到好婆家。三位千金出行时虽然年幼，大小姐孙用慧回国后嫁给盛宣怀的四公子盛恩颐；二小姐孙用智嫁给庆亲王奕劻的第五子辅国公载抡，成为奉旨满汉通婚第一家；三小姐孙用昭嫁给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孙子王养颐。他的八妹，嫁给了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在巴黎，张夫人还产下六姑娘孙用信。孙宝琦后来被称作“最强老丈人”，他有二妻四妾，共生育十六个女儿、八个儿子（其中二子二女，包括孙用信早夭）。其他女儿们，四小姐孙用履，嫁给礼部尚书宝熙次子志震，五小姐孙用熙嫁给袁世凯七子袁克齐，七小姐孙用蕃嫁给张佩纶的小儿子张志沂，是孙家女儿中唯一做续弦的，亦即张爱玲的继母。很多“张迷”赞叹张爱玲的生母黄逸梵是开放的新女性，恐怕未曾想，给张家带来巨额财富的祖母李经璹，对张爱玲的伯父张志潜来说，也是后妈。而张爱玲自己的“继外家”，更是留洋派的“顶级天团”：她的继外公、继姨姥爷和继姨夫们个个家世显赫，简直是民国时代的顶级社交圈。

“安南”轮1904年更名“图拉内”（S. S. Tourane），1912年经过大改装后，又改名为“卡纳克”（S. S. Karnak）。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卡纳克”被用作法国运兵船，1916年11月27日在马耳他附近被德国潜艇U-32号用鱼雷击沉。

“卡纳克”在马耳他附近海域被鱼雷击沉，桑迪·胡克（Sandy Hook）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