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咸同土客大械斗始末

郑德华

2026-07-22 08:00

听全文

土客大械斗的酝酿时期（1854至1856年）

一般研究者把咸同年间广东中西路土客大械斗开始的年代定于咸丰六年（1856），是以爆发以方言为分野，跨县联合械斗为依据的。而在这之前，随着红兵起事，土客之间的械斗之火，实际已在一些地方点燃。不过，初期均为县内局部地区事件，因而可视1854至1856年为大械斗的酝酿时期。

酝酿时期零星土客械斗主要发生在鹤山、高明、恩平、开平。其起因，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说法。研究这些说法，大体上可以了解土客冲突的直接原因。

1.鹤山、高明地区

第一种说法。咸丰四年（1854）六月红兵起事。八月，以冯滚仔为首的红兵向鹤山云乡、开平径口的客籍人士“勒缴饷糈，不遂，反被杀多人。乃函请邑同属、同党报复。二十四日，水口红匪应之，扎营径口外，客人阴为之备，协谋伏隘，乘夜困而歼之”。这件事引起了土客的对立。于是，“九月，客乱始起”。

第二种说法。鹤山有客籍人士高三，家富，而其“幼子为红匪所掳杀，不惜倾家以图泄愤”。另外，“附贡生张宝铭资之。推武举马从龙为魁首。从龙以剿红为词，请于粤督叶名琛，既得令挟以诳众，结六县同心之约，立寨云乡、大田，同时起事，良莠不分，日肆焚杀，占据田庐……土客之祸深矣”。

第三种说法。红兵起事后，高明知县张作彦逃走，县城为红兵梁甲、谢开等所占，以土著为首的十村乡勇据守泽河，欲迎知县回衙。然客籍人士李天参、叶帝福却勾结红兵，攻破泽河乡，挟土绅谭晶、谭凤来、莫家修等回县。“红逆时已逃遁，由是客匪挟官鱼肉土人，民不聊生。”

第四种说法。高明、鹤山两地的红兵，均有土、客籍人参加。七月，红兵向鹤山华村客家地主高官仙（高三云）征粮，高不但抗征，而且还放出“土人拜会联盟，欲灭各属客籍”的流言。于是，客籍红兵纷纷退离队伍，土客开始对立。八月，客家人把开平径口、平塘等土人的村庄烧毁，引起土客械斗。

第五种说法。红兵大鲤鱼何稇仔等攻陷鹤山县城，知县马彬被戕。“该县客绅举人马从龙、张宝铭等奉总督叶名琛谕，统领客勇，协助官军收复城池……而成械斗矣。”

2.恩平、开平地区

第一种说法。“开平歇、马、梁姓土人，有曾附贼者，虑官捕治，又兼伊族与郑、吴二姓争山地建村有隙，惧为前吴所并，思酿土客斗祸以解之。乃贿使土匪迭在塘逢地方伺杀客民，稍与抵抗，即乘机追逐焚掠。高坪、十字路、獭弗一带客村男女，多遭诛夷，其逃亡得免者，皆奔集于金鸡、赤水等处。客属闻之大愤，亦纠众与御，焚毁土民长安、吉安、欧村、雁鹅等十数村居。由是而开平土人与客仇斗之以起。”

第二种说法。咸丰四年（1854）九月，鹤山、高明两县的客民与土著互斗，于是大批客民结集恩平。适时恩平也有红兵起事，知县郭象晋收罗客籍兵勇，镇压红兵，结果曾参加红兵的土人迁怒于客人，且存心报复。十月，恩平鸡啼营、浴水、西坑、夹水、尖石等二百余乡客籍佃农，抗拒向土籍地主交租。土籍地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煽动土民向客民进攻。上凯岗的土民遂集结土勇和团练攻打鸡啼营的客民，恩平之土客械斗由此而起。

第三种说法。咸丰四年六月，“邑侯郭公捐廉募勇守城剿匪，土客兼收，客勇先破谢莲子良心洞贼营，斩甚巨……七月，客人恃其破谢莲子之功，视土著如无物，多置军器，口出大言，阴与城东、西、北客籍鸡啼营、浴水、西坑、尖石、夹水等洞二百余乡联络，潜谋不轨。至十月，所有佃耕土著之田抗不交租……十一月，上凯岗村人联合乡邻团练，客村鸡啼营与上凯岗望衡对宇，中其所忌，故出村前呐喊挑战。上凯岗乡勇自恃人众，初四、七两日前经鸡啼营迎敌，被毙数十名，客人乘势攻破横陂村……”

第四种说法。“卑县土民，惟梁、吴两姓最为族大人多，一切事宜多系两姓绅耆倡举，此案亦系梁、吴绅耆为首。至于客民，西路为首系大田之黄海东；南路为首系大槐之陈鸿勋；北路为首系尖石之罗凤祥；东路为首系金鸡水之汤福溎。此外土客两造不无帮护之人，而为首起事者，土民络以吴、梁为最，客民络以黄海东等四人为最，是本案两造之首祸也。”

以上关于鹤山、高明、恩平、开平土客械斗起因之说，现实无从一一考订。但如果把资料中作者因方言关系而造成的偏袒情绪剔除，大致可以得到下面的启示。

本文认为咸丰四年红兵起事，是诱发鹤、高、恩、开土客械斗的原因之一，基于两点理由：一是红兵起事使广东广大地区陷入动乱之中，地方政权基本上无法控制民间冲突；二是地方政权利用客家人的队伍镇压红兵，刺激方言群意识的高涨。除中文资料之外，一份英国驻广州领事给宝宁（John Bowring）的报告亦提及1854年恩平、开平地方官员利用客家人围剿红兵的事实。土客冲突往往由个人、家族、村落之间的摩擦而引起，在动乱的年代，迅速升级。由于血缘和地缘的关系之中同时存在同一方言的关系，而方言的涵盖面更广，所以，在血缘、地缘组织冲突扩大的时候，很自然寻到方言群体作为联系的纽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方言群体的冲突，是血缘和地缘组织冲突升级的一种形式。

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是械斗事件扩大的重要因素。早期的土客械斗，虽然只限于局部地区，但仍免不了牵涉有宗族乡绅参与。而他们的参与，往往使事件更加复杂化。其一，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实际上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他们为了赢得胜利，自然会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及社会影响，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参与，使事件不断扩大；其二，为了压倒对方，乡绅们通常运用与地方政权的关系，争取官方的支持，而把对方说成是“匪”“贼”，从而把矛盾进一步激化。

咸丰四至五年鹤、高、开、恩等县零星的土客械斗，引起了部分省级、中央级官员的关注。他们均站在自己同一方言群的一方，向朝廷禀报。这种做法不仅于事件的解决无补，反而更刺激方言群体意识的高涨。

《赤溪县志》是这样叙述咸丰四年鹤、高、开、恩发生局部的土客械斗后的情况的：

咸丰五年有开平土绅梁元桂者，时官京师，在都察院诬告客民谋叛焚掠，请饬粤兵进剿。随奉谕旨着省吏转府查办。署肇庆府同知李时芳，乃以客民保守郡县各城有功，遭土匪仇杀相斗等情，据实上闻，省吏遂通饬鹤、高、开、恩等县，严责酿事土绅，交匪惩治，并各派兵勇弹压，均无效。嗣是而后互斗连年。

虽然作者写这段文字的目的，在于抨击广府话官员的偏袒，但恰好说明了在中央和省一级的官员中，也存在偏向某种方言群意识的问题。这种情况，与后来爆发的大规模械斗不无关系，因为这种偏袒情绪，直接影响到一些官员对事件的处理。

不过，从总的情况来看，咸丰四年至六年，广东省级官员对中路地区的土客械斗一般都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他们主要对付的目标是红兵起事。

客乱……邑人吁请大吏剿匪，皆不省，徒以主客互斗置之……

适是洪杨肇事，各属土贼蜂起，省史兼筹剿堵未遑，又以土客系属私斗而忽之，无兵到境制止，以致斗争积年莫解，蔓延日广。

而在县一级的衙门，官员实在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类事件。鹤山和高明的县令或死或逃。恩平县令郭象晋因处理土客问题不力而被撤换。开平县令企图阻止事件的发展而无效果。

两广总督叶名琛直至咸丰六年（1856），才开始较为注意中路的土客械斗。经调查，他派按察使沈棣辉带兵进入西江流域，为的是慑服冲突双方，然而也没有很好解决。结果，从咸丰四至六年，鹤山双都各堡，高明五坑各堡及开、恩金鸡、赤水、东山、大田、蓢低、横陂、沙田、郁水、尖石、上下凯岗、鸡啼营等两千多条村遭到焚毁，有的几被夷为平地，它的破坏程度，甚至比红兵还严重。

这个时期的土客械斗虽然有一定的破坏性，但观其情况可知，两方没有固定的驻地，专为械斗而设的团练亦未普遍成立，所以仍属散聚无常的零散械斗。据恩平知县在1856年的报告：

查两造乡民有时则聚众防堵，有时则各自溃散，实属往来无定，聚散无常，并无一定驻扎，亦无始终定聚。

一种跨县的地区性的方言群械斗正处于酝酿而没有全面爆发。

土客大械斗的全面爆发与蔓延（1856至1867年）

咸丰六年（1856），随着红巾起事逐步转向低潮，土客械斗越演越烈，终于变成地区性的大械斗。它的最大特点是以方言群体为基本队伍，“分声寻仇”。常设的械斗组织纷纷出现，跨县性的大型械斗频频发生，有的地方成为方言群的据点。

这个时期卷入械斗的县份除鹤、高、开、恩之外，还有新宁、阳江、阳春、新兴，而以新宁最为严重，恩平、高明、开平、鹤山次之，阳江、阳春、新兴只是后期波及，无论械斗的规模、次数以及涉及的范围都较小。

1.新宁县

咸丰四至五年，鉴于鹤、高、开、恩等县械斗的惨剧，新宁县杂居的土客纷纷相约而和，但是，这种局面只维持到咸丰五年（1855）底。随着与新宁接壤的开平械斗的升级，咸丰六年初，土客双方均感有立寨设团以自保的必要。据《赤溪县志》的记述，“六年，有土绅李维屏、陈兆松等潜于开、恩土属联谋灭客，恐众不从，乃捏称获有客民与开恩客属约期来宁起事函件，以耸动之。复伪造此等书函，抛弃途中，故使拾获以相传播，于是土众受惑而起仇”。于是，一批在乡绅主持下的土、客团练局相继成立：

（土著）遂在塘底、上泽、六堡设吉昌、均和等局；冲蒌设升平局；潭溪、都斛设隆平、安良等局；海宴设捷胜局。又与开平土属联设元胜局……

本邑客民……逆首武举钟大镛、生员郑镕、黄腾芳、傅腾辉、武生余济高等，在邑属西路那扶、万顷洋、深井、寨门、大潭、大顶等处地方，纠伙立寨……而中路大龙湾、河洲、小旗山；东路蟛蟹塘、老村、白石坑等处，逆首武生钟毓灵、生员吴福祥、叶香等应之；南路曹冲、大嶐洞、那琴等处，逆首杨梓钊、生员陈志先等又应之。

土客双方剑拔弩张，“红”“白”之斗一触即发。当时，土客双方为了便于区分敌我，用不同的颜色为旗，“初，鹤山、高明等县土客仇斗，土属多红匪，悉用红旗，客属以白旗别之。嗣是开、恩、新等县启斗，俱土红客白以相号召，分旗而阵，辨色与御焉”。

咸丰六年三月，新宁县的土客械斗终于爆发。由于新宁县客人的分布较广，所以械斗迅速遍及全县。

新宁县的土客大械斗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两段。第一阶段从咸丰六年至十一年（1861），以知县曾惠均奉谕檄土客联合为标志。第二阶段从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六年（1867），以省督蒋益澧解决土客问题为止。若从地区来看，可以分为东、西两路。东路包括德行都、文章都、潮居都、矬峒都（曹冲、赤溪、田头洞、员山头到冲蒌洞、四九墟、五十墟一带）；西路包括海宴都、平康都（那扶、长塘、那琴、五堡、大湖山、大门、深井、大嶐洞以至马山、燕子角、墩寨水、三合洞一带）。

在械斗的第一阶段初期，土客互相攻占、焚掠村庄，基本上没有改变原来土客的布局。但是，客家人在广东中路毕竟还是属于少数派，所以随着械斗的发展，客家人逐步相对集中，因而械斗的重点地区随之形成。在东路的重点地区是曹冲一带，而西路则是大湖山、大门、深井一带。

由于居住在西路地区的客人数量较多，而占有的田地亦相对富饶，并且比较接近恩平、开平地区，易于与之联合，因此在械斗的第一阶段，西路的客家人往往支援东路的客家人。而东路的客家人在村落被占后，多数向西路移动。

例如咸丰六年五月，东路冲蒌客人仅经几场械斗，便四处逃散，或是逾百峰山到员山头、莲花山寄居，或是到西路的三合、那扶、大门、深井等地。

咸丰六年五月至十一月，东路五十墟、四九墟的客人在蟛蟹塘、白石坑、老屋村一带立寨与土著对抗，后渐感不支，纷纷逃到新会、佛山、省城，西部分则逃往西路的那扶、大门、深井，或到莲花山、员山头等地。于是，五十墟、四九墟一带，无复客人存在。

咸丰六年十月初，从五十墟、四九墟、冲蒌经过百峰山到员山头、莲花山、虎利、上坑、南坑的客人约有三万余，在员山头屯营设寨。咸丰七年（1857）正月，部分员山头的客人结队迁往西路的那扶、大门等地，途中遇土著而发生大械斗，据说只存十之二三，余下部分向恩平地区逃去。而留在员山头的客人，有的由曹冲蜑民何戴运到曹冲，有的则渡海至香山、斗门或寻路到西路大门、深井等地。自此，员山头、莲花山亦无客家人存在。

在新宁土客械斗的第一阶级中，有几宗事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地方政权局部干预械斗事件。

（咸丰六年）知县洪德方，谕饬邑绅，在城设立总局，各乡立分局团练，有远近救援诸款。随以客贼愈炽，邑绅告急于督抚，奉准团练防剿。

（咸丰六年五月）时邑人闻变辄遁，道多流亡。知县洪德方揭示，禁人逋遁。

（咸丰六年五月）知县洪德方，禀督宪派兵剿办……

这些记录虽然带有偏袒土著的倾向而不可尽信，但新宁知县在械斗开始时曾试图干预这场民间械斗是可以相信的。不过，相当明显，县一级地方政权并没有能力制止这场非政治性的暴力冲突。“禁人逋遁”是一项十分滑稽的命令。试问，在一个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一般民众哪有不逃命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哪有要求人民坐以待毙的道理？而“禀督宪派兵剿办”亦只能是一纸空文。

当时清朝正苦于对付太平军，在广东境内，还有红巾军，怎么会派兵到新宁来平息这类民间械斗？

（2）土客双方均有跨地区的联合支援。

（咸丰六年三月）那扶、万顷洋客贼勾连恩、开客贼，焚劫那扶等处。

时土人逃避殆尽，邑绅训导容休光、生员容士鉁，招集五堡文老，在阳江会议，收复乡土。禀县准将客田拨与阳江局绅，募勇一万，以土勇一千为乡导。二月得还故土，应偿江勇祖谷一万石，伸中税田三千三百三十二亩。先以客田拨交不敷，仍向土田派足，后奉大宪示将客田充公，江勇不肯遵办。阳江厅张秉彝、新宁县邹总淦，同驻琴溪义学，劝五堡缴钱六千贯，另土著田四百六十六亩，交江勇取出客田充公。未几委员俞恭懋，到江局，檄五堡加补二千贯，共八千贯，缴藩库，准江勇承充客田，给照为据。

开平、赤水客贼，会同本邑客贼，焚陷紫坭坑、横山、厚水、宠坡头。

（咸丰）十年冬，新安县客绅监生李道昌、何永扬等率壮丁千余来曹冲援助。

（3）外地的土绅插手械斗。

最典型的人物是原籍开平人的港商谭三才（谭三才，又名谭才，其英文拼音有三种：Tam Achoy、Tam Sam Tshoy、Jam-a-chow；其字锡珍，英文拼是Shek Tsun）。《赤溪县志》指他在械斗中“杀男女无数”，在咸丰八年（1858）七月，“联开、新土人设万全局”，并募外县悍贼合土勇二万余，进攻西路客人，又在十月与都斛土人订“洗灭东路曹冲条约，设伟烈堂”。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省吏严谕鹤、高、恩、开、阳、新六县土客联合”。新宁知县曾德均与典吏张治渊、城守陈恩光到冲蒌、都斛、那扶、深井各局，集中土客绅耆议和，并设联合局，西路械斗始告平息。四月，曾知县又到曹冲万兴局劝谕客人与土人联合，以产换产，“划界西自冲金嘴直抵海滨，东自鼠山嘴直至海滨。凡界内属朝居、矬峒两都土产悉归客民，其中冲蒌、四九、五十等处客产悉归土民，给示为据”。至是，东路之械斗亦告平息。

然而，咸丰十一年新宁土客暂时联合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关于当时的情况，《赤溪县志》有一段值得参考的叙述：

其时土民非实意联合也，盖缘连年图客村居，人口丧失过多，因是听和暂事休息，乃乘是时机，悉将附近客村土田，贱价售于客民，将所得价暗置枪械，以图后举。客民不察，竞买土人田产，拟作世业，而豪强者又思兼并占有，则争夺以起，邻族失和，甚或因争寻杀，而客属人心一变。又其时人民久事战斗，习为强悍，一经联合，民多失业，其不安分丁勇，则藉盗劫以为活者，土客皆有之。乃土绅不究土盗，贿托长官，严责在局客绅，协助官兵捕获客盗多名，送县惩办。而客丁为盗，惧遭捕者，复纠结土盗逃聚良金孔姓客村，四出剽掠，兵勇随往剿捕，击毙多人，于是客民咸以土绅能庇土盗，客绅不能庇客，反助官捕治，致残同类，咎其办理不善，转相怨怼，而客人心又一变。缘是之故，客属内部因争土产而各姓不相和，因治客盗而绅丁不相洽，而驻局办事者，又日受土人牢笼，不思设法以弥之，坐令各客村族姓相怨相尤，以至相吞噬而人心日益解体。

这段文字颇为细致地反映了咸丰十一年土客议和后的部分社会状况，说明了地方政府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土客之间的矛盾。土客乡绅趁机进行土地兼并，扩充自己的势力，游民阶层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另一场新的械斗不可避免地即将发生。

第二阶段是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的。从正月至五月，小规模的械斗不断发生。到了八月以后，赤水、金鸡、那扶的械斗已升级到千人以上。土客联合局亦宣告解体，新宁土客械斗之火复又燃起。

在械斗的第二阶段，新宁客家人所占的地盘日益缩小，后来西路地区几乎全部放弃而集中到东路的赤溪、田头一带。这个阶段的械斗，较第一阶段更具组织性，尤其是客家一方。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所以更需要集中和组织。另外，随着械斗的规模越来越大，必然触及一些地方政权的利益；而此时的红兵起事基本平息，官方开始有可能略为注意这类事情，所以，在这个时期，官方的干预有所增加，直至同治六年（1867），蒋益澧把这场民间冲突解决。

在第二阶段，有几场较大型的械斗使西路的客家人逐步离散。

同治元年八月至十一月，那扶、赤水一带数百村的客家人因械斗失利，逃到深井、大门等地，由监生汤恩长、王登龙，生员曾敬修、刘绍敏、李凤文、叶灵芝、傅东麟等组织福同团，并拟寻找地方安置这批难民。同治二年（1863）初，福同团与官兵在广海发生冲突，部分转回深井、大湖山等地，部分逃到赤溪、田头一带。

同治二年三月，当福同团与官兵在广海发生冲突之时，土著联合开平元胜堂攻入大嶐洞，客家人多数往大湖山和田头方面逃迁。五月，元胜堂等再攻大门、深井、富坑，数万客人遂徙聚于大湖山，至此，大湖山、岭背、泗门等地，聚集客人十余万。其中相当一部分陆续“或雇船往省城、佛山，谋归惠、潮、嘉原籍，或往金鸡，赤水依靠亲族而去”。十一月，当土人再来攻时，三万多客人逃入大嶐洞。这部分客人在同治三年（1864）三月，因露宿染疾，“死者逾二万人”，余下部分或是潜逃到赤水、赤溪、田头，或是被俘后卖往南美洲去做苦工。

新宁土客械斗的初期，西路的客人无论从人数、财富都优于东路，但经七八年的械斗，西路逐步变为无客人居、住的地区。

在新宁县械斗的第二阶级，广海事件是官兵介入而获得解决的事件。

同治二年正月，福同带领从深井、大门等地迁徙的客家人取道广海欲往曹冲，受到土著的拦截，后经官方调停，暂许客人入广海城宿营。正月初四，当客人入城后，即与土人发生激烈的械斗，据称，土著居民被杀逾四千人。客人控制了广海，引起官兵出兵干涉。

三月十三日，按察使吴昌寿统领顺德协卫邦佐、香山协汤骐照、东莞游府朱国雄、新会参将王琼，水陆兵勇五六千人，并以土著捷胜局勇为向导，把广海团团围住。

当时官方出动兵力，解决客人占领广海的问题，并非企图全面制止械斗，而是基于：（1）广海一向是广东沿海的战略要地之一，康熙八年（1669），设有“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二员、外委千总二员、外委把总四员”；雍正六年（1728）以后，额外加外委二员，“同隶阳江镇外海水师中军管辖”。可见清朝对这个要塞的重视。被客家人占领，显然是直接影响到南部的海防力量。（2）客家人原说借往广海，目的是到曹冲，但入城后杀了不少土人，因而在官方的眼里，是一种欺骗和劫掠行为。还有一种说法，是广海一位官员被客家人杀了，引起官方的出兵。

应该说，当时的广东高级官员对广海事情是颇为关注的。总督晏端书曾与英国驻广州领事商讨如何处理广海的客家人问题。巡抚黄赞汤在《为沥陈高州各路军务并广海寨踞匪及土客互斗情形恭折》中，不仅向中央朝廷汇报了广海事件的情况，还表示了他对土客械斗问题的忧虑：

而臣更有虑者，不在已叛之客匪，而在伏莽之戎；不在难克之寨城，而在善后之举。盖土客已势不两立，已非一朝。客胜土固惨酷不堪，土胜客亦凶残特甚。见在各县客民，慑于官兵，潜伏不敢动，而土民猜贰积深，又复转相衅，迩因鹤山及开平土绅，募勇攻客，客务欲泄忿，四出寻仇，兵连祸结，曾无已时。广属新会，向系完善之区，而西接鹤山，恐未免先受其害。又广海寨客匪，罪固不赦。然果有缚献首逆，投诚听命，势必不能尽诛。即尽诛矣，而此外之客民，颠沛流离，尚复不少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必须设法安插。欲为安插，而经费不赀，即有经费而住址难觅。且恐安插之后，土民又未必相容，官兵一撤，衅端复起，自非通盘筹画，彻始彻终，不得遽言蒇事。此广海寨踞匪，及各县土客互斗之情形也。

客人的福同团占据广海一直维持到七月。城内的客家人因缺乏粮食而开城出走。官兵乘机从四门并进，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占回广海。在战斗中有千余客人被杀，其余的或随福同团的首领汤恩长逃回深井、大湖山，或渡海往赤溪、田头，福同团遂各四散。

自广海事件之后，新宁客人大部分集中在东路的曹冲、赤溪、田头等地，而械斗在古逻、坦塘、四九、五十、磅礴、狮山洞、马子凹、莘村、浮石等地爆发。

同治五年（1866）九月，省巡抚蒋益澧委派粮道梅启照、参将尚昌懋、先统抚、标两营到新宁浮石。十一月，又调总兵徐文秀、周廷瑞、李运荣督带湘军数万，分屯都斛、镇口等处，进逼赤溪、田头；又移咨水师提督任星元札饬副将黄廷标率水师大小船只百余，从独崖至角嘴节节湾泊，时用大炮轰击曹冲，水陆并进。到同治六年初，在新宁县内虽然还有少量的土客械斗，但从整体来看，已变成官兵对客人的包围，土客械斗已进入尾声。

2.恩平县

咸丰六年初，在邑侯徐世琛主持下土客暂时联合，但并无具体制止械斗再发生的措施。在同年的县试中，有六名客籍人士进庠，引起土著的不满。三月，鹤山、开平、恩平的客人与土人在恩平、开平交界的那扶、万顷洋发生械斗。恩平土客械斗的烽火复又点燃。

咸丰十年（1860），原在京师任职的恩平士绅梁元桂回籍，与邑侯刘维桢重议土客联合。首先请大田洞客绅冯保三，与富户黄海东先到县城草议联合章程，成立一总局，谕佃户交还田租，各管各业。五月，早稻收成，良金村的客佃与催交田租的丁勇发生冲突，引起官绅的震怒，决定不论土客，每两征银加抽五两，以为设立土客丁勇之费，并请阳江镇陈游府派兵与丁勇同时攻打良金。但经一个多月不能取胜，军费告罄，只得将营勇取消。局绅再筹三千两银买大炮，于十一年（1861）正月，集合土客丁勇，一同攻打良金，但大炮“百发无中者”，经月余，弹罄粮尽，进攻又行告吹。梁元桂见土客联合局办事无效，遂回京师。土客联合的尝试并不成功。

咸丰十一年六、七月间，高明、鹤山的客人因械斗失利向开平、恩平方向转移，引起恩平土客双方的不安。联合局中的客绅冯保三因招抚高明、鹤山流亡来的客人聚集于大田、塱底，引起与土人的分裂。

土人迅速组织了三个团练局对付客人，恩平县的土客械斗又故态复萌。经过数月，大田、沙冈、青湾的客人尽向东、南两个方向逃去。

十二月，土人在县城成立捷胜局，逼使南路的客人纷纷向恩平、新宁交界的那扶、金鸡水、大龙环、大门、深井、大湖山等地迁去。这部分客人到同治元年（1862），连同被官兵击散的福同团的余部，先后逃到金鸡、赤水一带，并与原有的客民合在一起，共有三十余万之众。大田客绅廪生黄奕（翼）泰、黄焕章在此组织泰同团，并请了原来在红兵中任花翎副将的戴子（梓）贵筹划团内一切事务。七月戴子贵率泰同团进攻阳江，“破上阳，踞织”，适逢此时，梧州的红兵进攻高州，攻入信宜县城，直指阳江。省督抚命雷琼协卓兴（庆），会同阳江镇协办红兵。结果是卓兴收回高州城，而其残部纷纷投入泰同团。随后，卓兴遂又攻泰同团，戴子贵于是又领队退回大龙环、大湖山等地。

同治三年（1864），大湖山、深井客人沿着那吉、沙冈、清湾、岑洞向阳春、新兴方向游动。卓兴随尾追赶，客人转回五坑，被卓兴围困。此时泰同团首领戴子贵、黄奕泰自知不敌，自缚负刀到卓营求赦。

由于同年三月十八日，同治曾下谕旨，说客民与匪不同，应“剿抚兼施”。根据这个御旨的精神，广东总督瑞麟，巡抚郭嵩焘派屠继烈、华廷杰，会同卓兴、史朴、宁立悌等，督同高明、新兴各县地方官，把十六万五千余客人分别安置。

自愿前往广西投靠亲友种地垦山营生者，经屠继烈等酌给口粮，陆续咨送前去。又陈畴一股，本非黄翼泰（即黄奕泰）同党，求即安插五坑不计外，尚余四万余人，均需别筹安插。

同治四年（1865）正月，卓兴把余下的四万余人带到金鸡、赤水、那扶一带安插。然而，卓兴却没有解决恩平的土客之争。卓兴撤走之后，恩、开、新的土人再度立局募勇，与客人爆发一连串的械斗。五月，客人放弃金鸡、赤水而迁聚大湖山、那扶。十二月，再迁到那吉、岑洞、清湾。“所过之处，野菜尽摘”。

同治五年（1866）五月，客人再次集队攻岑洞、清湾、蓢底直至歇马、松柏根等处，据《开平县志》说，当时“焚杀之惨计一百六余里，死者数千人”，新任知县罗德辅一上任，就募勇立营，试图制止客人在本县与阳春、新兴接壤一带活动，但无结果。于是，他向省巡抚蒋益澧报告，请求派兵援助。五月至六月，总兵徐文秀、粮道梅启照领兵到恩平，客人亦在沙冈、那吉、岑洞一带立寨抗拒。梅启照为了瓦解客人，编了一首民谣《劝散歌》，“饬兵士于夜间具锣鼓于高山绝顶上，鸣锣击鼓歌之”。

在官兵的压力下，那吉营的客人终于解散。

徐军队进入那吉洞为营，勒客人先缴军械，随报口册，计男女共四万人，分作四班点验，发盘费二十余万两，令官军押往高、雷、廉、琼，及湖南、广西、福建等处分插，至十月末旬始行发尽。

同治六年正月，徐、梅率军离开恩平，该县的土客械斗亦基本结束。

3.开平县

咸丰六年五月至十一年六月，开平县的土客械斗延续不断，较为激烈的地区有长塘、筲箕屋、两堡、丽洞等地。咸丰十一年七月，省吏有关土客联合的指令似乎在开平没有多大的作用。七月十二日，径口邓屋爆发土客械斗。九月，以谭三才支持的土人又攻入黄龙等地。此后，械斗一直没有平息。

同治二年，长塘一带经一系列的战斗，终为土人所占，客人向新宁深井一带逃去。六月，开平元胜局和新宁捷胜局联合攻入大嶐洞、深井、新旧富坑等地，清除了新宁西路的客人。而新宁与开平接壤地区的客人，亦纷纷逃去。

同治三年六月，戴子贵领新宁的泰同团攻陷上、下博古各村，是年秋闱乡试之际“邑绅吴尔康、司徒洛、张毓林、许良弼等联合博古都诸土绅，赴督抚两署，呈报灾情”。十月，大吏派卓兴带两营士兵到径口处理土客事件。

同治四年春，当卓兴把泰同团部分客人安插到恩平时，引起土人的不满，仇杀又起。与此同时，举人关朝宗、张毓林、司徒琦与恩平冯典夔、新宁李秉钧等，“以强插酿祸控卓兴”。不过，自此时至同治五六年，开平县的土客械斗已属最后的低落时期。

4.高明县

高明的土客械斗与新宁、恩平、开平等县有所不同。在该县，客人曾一度占有优势，并不像在其他县那样到处转移。

还在咸丰四年红兵起事的时候，一些客家乡绅就与县政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到咸丰七年（1857），客人基本上控制了县城，而那里的土人则流徙到三洲、古劳或省城、佛山、肇庆等地。

咸丰八年至九年（1858-1859），土人流民在高要县沙坪建村；部分回到三洲，械斗不时在那里发生。而恩、开、新、鹤的客人不断侵入高明，到十一年为止，约有十万之众。

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土人以沙坪为据点进攻高明北路大梁等地，并逐步占领之。

同治元年八月，土人攻占县城，自此至年底，土客之间的械斗在古城、更楼、巢马、鹤嘴、田村一带进行。

同治四年，一批太平军的余部约二三万人到了五坑，加入客家人的行列，引起了清朝的特别注意。卓兴在这个时期驻兵新兴稔村，其中的目的就是对付五坑的太平军余部。而此时的五坑，却成了鹤、开、恩等县客家人又一聚集点。

同治五年十一月，郑绍忠从恩平等地回师新兴，亦驻稔村。同月下旬，攻破五坑一带。六年正月初二，郑绍忠进驻高村，办理土客械斗停息及客人安置诸事。

5.鹤山县

鹤山县的土客械斗发生较早，延续得较长，然而却没有留下较为详细的文献资料，以至于我们只能从零散的资料中知其大概的情形。

咸丰四年，客籍乡绅马从龙、张宝铭等在协助官兵围剿红兵，收复城池建功，引起了土客械斗之后，估计不久便蔓延全县。鹤山县分古劳、双桥、附城三都，均有客人居住。虽然当时的人说“双桥客民素强悍”，但实力较强的，还是附城都的客人。

鹤山县的土客械斗在同治元年发生较大的变化，双桥都和古劳都的客民被土人逐出，部分逃到附城都，部分由陈畴带领，投入高明五坑。这时客绅马从龙、张宝铭“节次赴省具控”。

同治二年，经臣嵩焘会同前督臣，劝谕附城客民与古劳土民联合，委员经理数月，饬传土绅李龙章、古熺，客绅张国勋，马从龙等来省，反复开谕，始能定议。

自此，鹤山县除在高明五坑的部分客人仍与土人对峙之外，县内的土客械斗逐趋平息，因此鹤山县是官方最早控制的县份。

6.阳江、阳春、新兴县

阳江、阳春和新兴的土客械斗较之上面各县无论时间和规模都较少，而且大都由外县波及所致，官方多参与其平息之事。

按照地方文献记载，在这三个县中，阳江是最早发生土客械斗的。

先是四年九月鹤山、高明两县客民与土著互斗，既而客民渐成流寇，蔓延新、开、恩、春四县，至是窜入阳江东境，焚劫那龙、田畔、那笃、乌石、河仔、东平等处。总兵陈佐光率兵剿之，克复那笃、乌石，越数月，又战于那龙，匪势略挫。迨九年恩平土绅倡议调和，东道始通。

可是，从咸丰四年以来，间有阳江各县的客民流入阳江，爆发了一连串的械斗，并引起官方的干预。不过，阳江、阳春和新兴较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是从咸丰十一年底开始的。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举人韩端、戴子贵带领一批客人入踞阳春思良都之岑洞。随后土著在三都的黄泥湾、合水等地发生械斗。同治元年八月，客人由阳春转向阳江第八墟，这时恩平的黄奕泰与戴子贵合在一起行动。这股客人的成分比较杂，有来自恩平县、开平县的，还有部分红兵的余部。他们从同治元年至二年，在两阳的金堡、企墈、篱坪径、河冈、高墈、雷冈、大径、田寮、那笃、程村、庞洞、凤南、现尧、凤北、石岩洞等一带活动，并在阳春的凤凰、冰州，阳江的水西、八图、塘口、织簧与官兵和土著发生战斗。

同治三年二月，在阳春、阳江活动的客人在官兵追截之下，转入新兴的天堂墟一带驻扎，而且逼近县城。为了加强力量，官兵又加派清远营右营守备侯逸勉忠，移扎新兴县城。五月初，卓兴也由阳春转入新兴，在悦塘扎营，把客家人的驻地包围得水泄不通。五月下旬，侯勉忠配合卓兴，把古院、回龙、碧塘、布干、白土、稔村、云河纵横三十余里，驻地八十多个尽行攻破，新兴的客人于是溃散，部分由官方安顿，双阳、新兴县的土客械斗基本结束。

土客大械斗的结束

同治五年，省巡抚蒋益澧决心解决拖延了十余年的广东中西路土客大械斗问题。五月，他首先解散了聚集在恩平和那吉的四万余客人。十月，恩平客人二万余由官兵护送，取道阳江、分赴高、廉、雷，广西和海南岛等地。

十一月，开平县的客家人也接受了官方的安插：

凡男妇二万余口，给以口粮，安插于高、廉、雷、琼，及广西容县、贵县、平南戎墟等处。

同治六年初，协镇郑绍忠进驻高明的高村，而肇罗阳道王澍亲自到高村与客绅朱景昌、陈文正等谈判，结果高明的客人亦受安顿，由郑绍忠派兵护送高明的客家人至清远、四会、韶州、嘉应、潮、惠、琼等地安插，“每大丁给银陆两，小丁叁两、男女一例”。虽然在同治七年（1868），仍有极少的土客冲突，但只是一种小小的微波而已。

在开平、恩平、双阳、新兴的土客械斗基本解决之后，蒋益澧把高明、鹤山遗留的问题交由肇庆府处理，自己则着手彻底解决新宁县的问题。

早在同治五年九月底，蒋益澧已派梅启照领兵到南门蓢驻营，其目的主要是对付集中于曹冲、田头、赤溪一带的客人，当时官方对曹冲客人的态度可从蒋益澧的奏折看出：

迭据新宁知县饶继惠，禀报曹冲匪首杨梓钊等，原有伙党二万余人，均系咸丰四年红匪滋事案内遗孽居多，复收集各处无业游民，及各省撤回散勇，纷纷投入其中，声势颇为浩大……臣等伏查曹冲匪类，本与恩、开客匪迥然不相同。恩、开情形，系与土人械斗，因地方官办理不善，以致兵连祸结，积世成仇。而曹中匪徒，盘踞一隅，聚党裹胁，志在财帛，扰害乡民，并于同治二年正月，攻破广海城池，据城掳官，恣行劫戮，实为狂悖已极，且近在咫尺，尤系省城肘腋之患。该匪既见恩平客众就抚，尤不知痛改前非，悔罪投诚，复敢纠众焚劫，肆出披猖，敢于险要隘口，兴筑炮台，安设巨炮，显系意图抗拒，该匪一日不除，地方一日不靖，省城不能不日安枕。

蒋益澧在派兵的初期显然把曹冲的客家人与匪同等看待，试图用进剿的办法把他们讨平。曹冲的客家人奋起反抗，并在同治五年底、六年初把官兵击败。

同治六年二月，蒋益澧亲到新宁督战，逐步了解到曹冲、田头、赤溪一带的客家人顽抗有其原因。三月二十四日，客贡生杨梓钊上书给蒋益澧。四月初，布政使郭祥瑞到新宁蒋益澧的营地。蒋益澧又传客家乡绅杨梓剑、吴福堂等到营陈述械斗详情。四月十六日蒋益澧正式出示晓谕“土客绅民释嫌缴械联合”。

五月初，蒋益澧派出大员，督同知县饶继忠、候补同知陈宾传，集土客绅耆到冲金、分水凹、磅礴等处划界。其东路由分水凹至尾厂、猪母山、冲金嘴直抵海滨，北归土人，南归客人，分立界碑。五月四日，蒋益澧回省，留提督李运荣、同知陈宾、知府李大湖驻守，协助善后之事。

同年十二月，蒋益澧会同总督瑞麟奏准割新宁县属朝居都之赤溪、曹冲、铜鼓、四堡及深湾、腰古、金头等处，矬峒都之田头及冲金、长沙、大麻、小麻等地，添设赤溪直属厅，历时十二年的广东中西路土客械斗至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