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镌迹河山——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探窟记

高子华
2026-07-22 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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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全诗仅有27个字,语言质朴,意境幽深,勾勒出了草原大漠的高远辽阔。可以这么说,但凡受过初等教育的中国人,大都能随口吟诵几句这首“国民级”的古代诗歌。只是一曲《敕勒川》背后的不尽家国事,却未必被人知晓。

公元546年的北国寒冬,在被称作“天下要会”的山西河东地区,爆发了“玉壁之战”。东魏权臣高欢率十万大军攻打西魏,久攻玉壁不下,将士伤亡七万之众。为了安抚军心,高欢在大帐命大将斛律金唱起《敕勒歌》,自己亲自唱和,“哀感涕流”。这首诗歌从此流传于世,成为千古绝唱。

这场战争牵引着历史走向。以胜利方西魏权臣宇文泰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就此崛起,进而孕育了即将到来的隋唐气象。两个月后,高欢抑郁而终,其子高洋取魏建齐。北齐君王昏庸残暴,却又热衷礼佛造像。短短二十八年,北齐在动荡与杀戮中匆匆落幕,却在河北邯郸古邺大地,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北响堂、南响堂和水浴寺三处石窟群各依山势开凿,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辉煌高峰,就像是在这“华丽黑暗时代”开出的永恒艺术之花。

七月初夏的燕赵大地,骄阳似火。我们跟随国内著名的石窟考古学学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开启了此次响堂山探窟之行。走在鼓山山脚,韦正遥指鼓山半山之上的石窟说,那就是北响堂石窟的北中南三洞。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平地依山开窟不同,北响堂石窟开凿在高山之上。

北响堂石窟前,成群结队的游客,在石窟洞里进进出出。在最著名的北洞大佛洞前,韦正教授告诉我们,石窟之妙讲究“三看”,就是一看场域、二看崖面、三看造像。看场域,就是要理解石窟与所处山川形势的空间关系,进而理解造像背后连接的人与历史。

龙门石窟、云冈石窟这些著名石窟,选址或是朝东,或是面南,这源自中国人传统的地理观。北响堂石窟却是与众不同,面向西方。韦教授一边讲解着手机里的北朝东魏、西魏疆域图,一边让大家转过身。

顺着窟内大佛的视线远眺,眼前豁然开朗,一派天高地远气象。山脚下的古邺大地一马平川,遥远处逶迤起伏的是巍巍太行,重重大山的天尽头,便是高欢争夺天下的敌手——西魏权臣宇文泰控制的关陇大地。

古邺大地,高子华摄

高欢英雄出少年,边地征战,纵横燕赵。当年南北朝对峙,南朝大臣徐陵奉使经过高欢平定北魏“六镇起义”的主战场韩陵,阅其纪功碑后钦服其才。南归后说到北朝人物,徐陵赞叹“惟韩陵一片石耳”。从此,高欢的军功丰姿,就如“三国周郎赤壁”一般,传诵一时。

俯瞰眼前山川气象,“天苍苍,野茫茫”的诗句,一下子涌上心头。以高欢恣意桀骜之气,在鼓山高山之上“造其石室”,面向一生欲图霸业想要征服的陇右关山,正是其人格特质。正如清人袁枚所云,“唱罢阴山《敕勒歌》,英雄涕泪老来多。”

步入大佛洞,扑面而来的火焰背光与庄严宝相让人不由得呼吸一窒。石室正中设置顶天立地的方形中心柱,中心柱正、左、右三面各开高7米多的帐形大龛,内雕“三世佛”像。主尊释迦牟尼面相丰圆,体态圆阔,面带微笑结跏趺坐于帐形龛内,呈现出雄健气度。背光浮雕火焰纹、忍冬纹、摩尼珠交织,七条火龙穿插其间。

北洞大佛,高子华摄

北洞周壁浮雕十六个圆楣圆拱大龛,龛中是“十六王子佛”华丽造像,题材源于《妙法莲华经》,呈现的是十六王子成佛之前、修行菩萨道时的形象。

在佛教造像中,单独供养十六身菩萨像极为罕见。大佛洞十六王子环立中心柱大佛、最终成佛的典故,契合了北齐皇室“以佛证权”、祈求王权永固的意图。

大佛洞左壁的左胁侍菩萨以其造型之美出圈。就像维纳斯的残缺之美一样,菩萨尽管头部已被盗凿,但造像之美依旧打动人心——菩萨左腿微曲、左足点地,右腿直立,胯部向一侧挺出,腹部微隆,臀部至腰部呈现“S”形的优美曲线。这尊造像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印度笈多造像特征,与南朝“褒衣博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隋唐雄浑大气的美学意趣,在此可以溯得正源。

南响堂石窟分为上下两层:地面一层有两个窟,叫作般若洞和华严洞;第二层五个窟。窟前平地上种着三五株石榴树,我们到时正是初夏时节,枝头已经挂满石榴,就像是华北平原农家大院常见的景致。

南响堂著名的隋代滏山石窟之碑,位于般若洞门外左右两侧,是将原来窟门外北齐力士龛改刻而成的。原来力士头上的飘带,残留在碑石上方,清晰可见。这块石碑的珍贵之处,在于留下了此地开窟造像的历史脉络。从碑文可知,北齐天统元年大丞相高阿那肱捐资营建南响堂,北周武帝灭佛后遭受毁坏,至隋代方得重修。此碑于1986年维修石窟时被发现,重现人间。

南响堂上下两层的建筑结构,为了解北齐独特的“塔形窟”形制提供了最好的场景。韦教授有句探窟名言,就是看窟必须要有想象力。这是因为,经过岁月沧桑,现存的这些石窟,多有损毁,亦非原来面貌。

韦教授让我们退后站到石榴树下,描述石窟崖面曾有的恢弘气象。当年的工匠,在崖面凿出仿木结构前廊,雕有立柱、斗栱等构件,上部雕出覆钵式塔顶和塔刹,将窟门做成宏大的仿木石构殿堂门面。从外观看,是一座有着深远出檐、雄健斗拱的中国式大殿;但大殿的正上方,保留了象征佛陀涅槃与神圣的覆钵塔顶。

石榴树下,高子华摄

石窟外观为塔、内凿为窟。在华严洞的窟门上方,保存着中国现存最早的石雕双拱。斗拱出挑深远,极其粗壮、饱满。北齐工匠用斗拱、檐口这些最中国的木构建筑语言,重新包装了来自印度的覆钵、相轮等宗教符号,创造了这种既符合中国人“登堂入室”审美习惯,又保留了佛教神圣象征的独特建筑形制。

我们从北响堂来到水浴寺,已是中午时分。石室正中的方形中心柱前,一只黄色土狗闭目趴在地上,看到我们进到窟里,缓缓爬起让出地方。和北响堂、南响堂一样,窟内造像大多已被偷凿毁损,在现场目睹真是痛心不已。

中心柱前,张嘉勋摄

幸运的是,水浴寺保存着完整的“僧俗礼佛图”浮雕,被称作是用石头雕刻的“平民史诗”,在中国雕塑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窟内光线昏暗,韦教授借助电筒光亮,在众多的供养人雕像中,找到了石窟开凿发起人张元妃,边上刻着“邑主张元妃侍佛时”字样。

张元妃是北齐明威将军陆景的妻子,丈夫战死疆场后削发出家,建寺开窟祈福。浮雕上还有北齐最高僧官“昭玄大统定禅师”雕像,可见当初这座石窟修成仪式的规格之高。

浮雕规模宏大,人物众多,合计雕刻了三百多个汉胡供养人。这三百多个人物排列整齐,工匠通过服饰、头饰、仪态,生动地刻画了不同姿态的人物形象。供养人的体态有胖有瘦,面容有长有圆,神情或肃穆、或悲戚。浮雕通过人物朝向、衣纹飘动,以及手持法器的错落排列,形成了如水波般连绵不断的视觉韵律,体现了创作者高超的空间统筹能力。

礼佛图中供养人以女性为主,少有男性,且姓氏繁多。对于这一特点,韦教授的观点言简意赅。这是北朝连年征战,人员大规模流动加上男性大量伤亡所致,与南朝以大姓为主的乡村宗族结构形成了强烈反差。

离开水浴寺时,这只黄色土狗一路相随,跟着我们来到停车场,抬头静静地看着大家聊天,直到韦教授和最后几个团友走出石窟来到车前,才转过身跑回石窟。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无数创业君王和辅佐名臣的故事。比如刘邦和萧何,刘备和诸葛孔明。其中创业与守成的取舍、人性与命运的纠缠,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高欢和唐邕的传奇故事同样扣人心弦,只是因为北齐国祚短暂而被遮蔽。高欢识其人于万人中,将其拔擢身旁助画大计,后又拨给太子以为股肱之臣。北齐皇帝高洋征战四方,唐邕必随其右。高洋曾以其功一日六次赠金,并以“固若金汤”之意喻其为“金城”。​

然而自古少有君王能及身后事。高欢子孙相残、朝政荒怠,唐邕相信,佛法所说的“末世”正在来临。于是以决然的意志,脱离宦海的“血雨腥风”,来到鼓山主公高欢大佛洞旁的南洞,以须臾之身,独对千秋之石,写经刻经。

从北齐天统四年到武平三年的八年间,唐邕将《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等经典刻满南洞石壁。完成这一创世之举后,在窟前立《唐邕写经记碑》,明其心志:“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将佛法“尽勒名山”,是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五行之说,“山从水火”,佛法得以恒久远,永流传。

唐邕写经记碑,高子华摄

从此,响堂山化作一部永恒的大地之书,长留世间。

(感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著名石窟考古学学者韦正先生对于本文写作给予的帮助。)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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