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摄影机、放映队、观众席:中国纪录片百年,真正的主角是“他们”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听全文
字号

我们总认为镜头对准现实,风景便自然呈现。但所谓“镜中风景”,不只是银幕上的山川村庄,更是背后的放映队、观众席,是一次次拍摄、讨论、反馈构成的社会实践。

新书《镜中风景:历史视域下纪录片的生产、放映与传播实践》以“镜”与“景”的辩证关系,把纪录片放回中国革命、战争、建设的漫长脉络中,追问一个根本问题:摄影机如何进入人民生活?那些曾被简单归为“旧影像”的作品,能否在今天获得新的理解?

摄影机、放映队、观众席:中国纪录片百年,真正的主角是“他们”

《镜中风景:历史视域下纪录片的生产、放映与传播实践》 陈婷 著

内容简介

在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日益深化的当下,用影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新时代文化生产领域的重要命题之一。

纪录片映照的并非全然客观、不偏不倚的风景,而是一幅经由特定时代的话语结构、美学追求与政治意志所框取与调光的镜中风景。

这部“镜”与“景”的辩证历史,正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深层脉络。它既是忠实捕捉现实肌理的实录之镜,也是积极参与意义建构的表达之镜。

本书运用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从“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出发,将纪录片放回到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建设、文艺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历史延长线上,在生产机制、放映机制和观众反馈的具体网络中,建立纪录片发展与文艺发展之间的对话关系,为解读纪录片如何记录时代、建构时代认知提供了关键线索。

作者简介

陈婷,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现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纪录片发展史与上海城市影像研究。在《新闻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中国电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专著《影像的历史书写——1977-1991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本书目录

第一章 “镜”与“景”的辩证历史

第一节 对以往研究的综述

第二节 在历史延长线上的中国纪录片

第三节 世界大舞台上的中国纪录片

第四节 文艺的大众化和本土化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基本结构和主要材料

小结

第二章 现实主义的意义重构与多元化的纪录片表达

第一节 变形记:现实主义的理论旅行

第二节 影像实践的多重准备

第三节 人民纪录电影的诞生

小结

第三章 文艺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影像实践:纪录片的生产与放映

第一节 纪录片生产与放映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节 外来经验的本土化改造

第三节 纪录片的美学探索

小结

第四章 纪录片镜头中的人民与人民眼中的纪录片

第一节 影像塑造人民英雄——以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为例

第二节 纪录片的观看反馈

小结

结语 纪录片的精神血脉

参考文献

后记

序丨追寻人民纪录电影的血脉

纪录片常常被比作一面镜子。镜子似乎只是映照现实,似乎只要对准世界,风景便会自然呈现。但真正的纪录片历史告诉我们:镜子从来不是冰冷、透明、孤立的器物;它总是被一双双不同肤色的手举起,被一种时代的目光擦亮,被一群人的愿望、信念、劳动和牺牲安放在历史现场。所谓“镜中风景”,并不只是摄影机前的山川、城市、村庄、人物,也包括摄影机背后的道路、制度、组织、放映队、观众席,以及一次次拍摄、剪辑、放映、讨论、接受与反馈所构成的社会传播实践。

这正是陈婷这部书稿最可贵的地方,即以“镜”与“景”的辩证关系,探讨中国纪录片发展的深层社会历史脉络。在2012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里,她关切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史书写。十年之后,她溯流而上,回望百年历史视域下中国纪录片的生产、放映与反馈的传播实践。这部书稿没有把纪录片史写成一串片名、导演和风格的更替,也没有满足于用“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作者”与“体制”之类习以为常的概念来切割历史。它试图把纪录片重新放回它真正诞生和发挥作用的地方:放回20世纪中国革命、战争、建设、文艺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历史延长线上,放回生产机制、放映机制和观众反馈的具体网络之中。这样,纪录片不再只是文本,不再只是影像内部的美学问题,而成为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政治实践,一种人民进入历史、观看历史并参与历史的方式。

我曾在文章中提及二十多年前收到陈光忠老师赠送的《新闻电影——我们曾经的年代》,书中夹着他给我的一封短信。他提醒我,电视纪录片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纪录电影的链接,简单地把纪录片划为“新”与“旧”,其科学性和说服力都不够充分。今天,这句话仍然像一个未完成的问题留在当代中国纪录片研究面前。它触及的并不只是纪录片分期问题,而是一个更根本的历史判断:在重大历史变革之后,我们究竟如何重新理解和接续新中国纪录电影的历史?尤其是那些长期被简单归入“旧影像”“宣传片”“体制电影”的作品,是否还能在今天获得新的理论说明和历史评价?

2003年我在《纪录中国》一书中把“新纪录运动”界定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实践:它以电视体制内外的松动为条件,以个人化写作、独立制作、现场跟踪和日常现实的重新发现为主要特征,在90年代市场化转型、社会分化加剧、公共理想退潮的历史现场中,试图重新夺回“真实”的表达权。它以个体经验、日常生活和边缘现实打开新的观看方式——为20世纪90年代这一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写传,为中国纪录片提供了新的“老百姓”的表达空间,也构建了反思的时代视野。

但是,“新纪录运动”不宜被处理为对人民纪录电影传统的简单断裂,而应理解为特定时代对这一传统的重新召唤。学术界围绕这一概念的讨论,恰恰集中在它能否被称为“运动”、它与80年代文化启蒙和90年代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是否意味着对新中国纪录电影传统的否定等问题上。“新纪录运动”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民纪录电影传统已经失效,而是因为在新的市场经济展开、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主流影像难以继续有效缝合现实断裂的时刻,纪录片再次被历史推到“人民在哪里”“真实在哪里”“谁来记录中国”的问题面前。

因此,“新纪录运动”表面上以“小写的作者”反抗宏大叙事,以边缘、底层、日常和个体生命经验重新打开现实;但在更深处,它所回应的仍然是人民纪录电影曾经承担过的基本命题:摄影机如何进入人民生活,如何与时代现场相遇,如何使被遮蔽、被沉默、被抛出主流叙事之外的人重新获得可见性。

不同的是,前三十年的人民纪录电影以国家组织、群众路线和社会主义未来信念为支撑,把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来塑造;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运动”则是在这一信念退潮之后,以个人化、漂泊化、边缘化的方式重新寻找“人民”。它的可贵,正在于它没有放弃现实,没有放弃现场,也没有放弃对“真实中国”的执拗追问;它的局限,也正在于它往往只能以小知识分子的个人伦理和自我救赎来面对结构性的社会断裂,难以重新形成一种组织人民、表达人民、凝聚人民的影像机制。

换言之,新纪录运动不是人民纪录电影传统的终结,而是这一传统在90年代历史废墟上的回声:它以破碎的、个人的、边缘的方式,重新召唤人民纪录电影曾经拥有的现实关怀、人民立场和主体性真实。

因此,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纪录电影传统简单归入“旧”的一边,把前三十年的纪录影像看作只是国家机器的产物、宣传话语的外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切断一条更深、更长,也更复杂的历史血脉。这条血脉,正是人民纪录电影的血脉。

也正因此,所谓人民纪录电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浪漫化的概念。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主体的生成。摄影机不只是观察者的工具,也不只是作者表达自我的媒介,它曾经跟随部队、工厂、乡村、边疆、建设工地和群众运动一道移动。它拍摄的不是被隔岸观看的“他者”,而是正在被组织起来、教育起来,也正在组织历史、改变历史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只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意义上那种保持距离的“客观真实”,而是一种主体性真实: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在同一历史进程中相互激荡、相互召唤,共同构成现实主义的政治和美学基础。

新中国纪录电影传统中的“真实”,从来不是依靠保持距离的“他者”视角来完成,而是在拍摄者与被拍摄者融为一体的政治主体实践中生成。摄影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并非简单的观看与被观看关系,而是一种共同进入历史、共同确认方向、共同塑造主体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关系中,纪录片形成了一种区别于“客观真实”的主体性真实理论。它以复数的第一人称“我们”为发声位置,重建大写的“主体”。这也是理解新中国人民电影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关键。

这正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现实主义”时必须面对的问题。现实主义并不是对现实的被动摹写,不是镜头越冷静、越远离人民就越真实。中国纪录片的现实主义传统,包含着从左翼电影、延安文艺、东北电影制片厂到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多重实践过程。它与文艺大众化、本土化,与革命动员的组织方式,与人民接受影像、评论影像、要求影像更好地表现自己的过程紧密相连。换言之,纪录片中的“现实”并非早已摆在那里,等待镜头去捕获;现实是在拍摄、放映、观看和反馈的往复运动中被认识、被表达、被改造的。

本书把“生产、放映与传播实践”作为核心线索,正是抓住了纪录片历史中长期被忽视的关键环节。以往研究往往重作品、重导演、重风格,而轻视放映队如何进入乡村和工厂,观众如何观看和回应,影像如何成为政治教育、文化启蒙、情感动员和社会整合的媒介。事实上,很多纪录片的生命并不止于银幕,它们的意义是在放映现场才真正展开的:在露天广场上,在厂矿礼堂里,在乡村晒谷场,在边疆学校,在群众的惊叹、讨论、批评、泪水和掌声中,影像完成了从“镜”到“景”、从作品到实践、从观看到参与的转换。

有意义的是,本书对纪录片生产、放映与反馈的传播实践讨论,放在了文艺大众化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文艺大众化并不是简单地把文艺作品“送到”大众那里,也不是用通俗形式包装既定观念;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改变文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不再只是被表现、被教育、被观看的对象,而是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成为文艺的来源、对象、接受者和评判者。纪录片之所以在20世纪中国具有特殊位置,正是因为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了这一关系的重组:摄影机走向工农兵,放映队走向乡村、厂矿、边疆和部队,观众的反应、意见和情感又反过来进入纪录片生产机制之中。于是,纪录片不只是“拍给人民看”的影像,而是在人民之中生产、在人民之中传播、并由人民的观看和反馈不断校正自身方向的影像实践。

从这一点看,文艺大众化并不是纪录片史的外部背景,而是人民纪录电影得以形成的内在机制。没有文艺大众化,纪录片就容易被理解为少数专业者的影像创作;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视角,纪录片才显示出它作为社会组织方式和情感共同体建构方式的意义。本书把“文艺大众化和本土化的影像实践:纪录片的生产与放映”作为重要章节,又讨论“纪录片镜头中的人民与人民眼中的纪录片”,这说明纪录片的历史不是单向度的表达史,而是一个从生产到放映、从镜头到观众、从国家叙事到人民经验之间往复流动的实践史。

因此,文艺大众化也重新规定了纪录片现实主义的含义。现实主义不是摄影机对外部世界的冷静摹写,而是在人民生活、人民斗争和人民情感中获得现实根据;不是把现实作为静止风景加以保存,而是在现实的运动中发现新的主体、新的关系和新的可能。延安文艺以来所强调的深入生活、表现群众、服务人民,并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在纪录片中具体化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新的关系:摄影机不再高踞于生活之上,而是进入群众实践内部;影像不再只是知识分子自我表达的形式,而成为人民理解自身、表达自身、组织自身的媒介。书稿中关于人民纪录电影诞生的讨论,正可以在这一意义上获得进一步展开。

更进一步说,文艺大众化还意味着一种新的传播观。它不是今天市场逻辑中的“受众扩大化”,也不是平台时代的流量争夺,而是人民政治主体形成过程中的传播实践。纪录片的放映并非作品完成后的附属环节,而是作品意义真正生成的现场。露天电影、巡回放映、厂矿放映、农村放映、边疆放映,使影像进入具体社会空间;观众的惊叹、讨论、批评和再讲述,又使纪录片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观看与反馈中,纪录片完成了从“银幕上的现实”到“人民共同经验”的转换。由此,文艺大众化把纪录片从单纯的艺术文本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种把分散生活经验组织为共同历史意识的社会机制。

也正因为如此,文艺大众化与本土化不可分割。大众化不是把既有的外来电影形式机械地降低难度,本土化也不是封闭地拒绝世界电影经验;二者共同指向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语境中影像形式的再创造。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吸收了苏联纪录电影、世界反法西斯纪录电影和左翼电影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在延安文艺、东北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和群众放映实践中获得了自己的历史形态。它的“本土化”不是风格层面的民族化装饰,而是与中国社会结构、革命道路、群众组织方式和人民政治主体的生成密切相连。也因此,中国纪录片史不能简单套用西方作者电影理论或后殖民身份政治理论来解释,而必须从文艺大众化、本土化与人民电影传统的结合中,重新把握其独特的历史逻辑。

纪录片史不能只写摄影机看见了什么,还要写人民怎样看见摄影机;不能只写国家如何拍摄人民,还要写人民如何要求被看见、如何通过影像理解国家与自身的关系。这里的“国家影像书写”,也不应被简单地化约为抽象的权力凝视。新中国纪录电影中的国家,并不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那个压抑差异的民族国家模型;它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政治主体塑造中生成的历史形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纪录片成为新的国家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人民认识自我、进入公共生活和共同体想象的重要途径。

当然,重新理解这一传统,并不是要回避其中的矛盾、粗粝、局限,甚至危机。相反,只有把它放回具体历史,才能真正分析它的复杂性。前三十年的纪录片有其鲜明的政治目标和组织方式,也有艺术表达上的程式化、概念化问题;但如果我们仅仅用今天流行的作者电影理论、身份政治或文化多元主义话语去裁剪它,就会看不见那个时代影像实践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摄影机如何与人民的命运发生关联,现实主义如何在革命与建设中被重新定义,纪录片如何承担起塑造新社会、新感情和新主体的任务。

这部书稿的意义,也正在于它没有急于给历史下判词,而是耐心地回到材料,回到脉络,回到一个个被遮蔽的实践环节。它把20世纪中国纪录片放在更长的世界电影史、现实主义理论旅行、中国左翼文艺、延安文艺和新中国文化体制建设中加以考察;又把研究重心落在具体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上,使纪录片不再只是“作品史”,而成为“实践史”。这种写法看似朴素,实则需要更大的理论勇气。因为它要求研究者暂时离开那些现成、漂亮、轻便的概念,重新进入历史现场,去倾听那些放映员、摄影师、编辑、干部、观众和普通劳动者留在档案缝隙中的声音。

今天,我们重新讨论中国纪录片史,并不是为了怀旧。怀旧往往把历史变成橱窗里的旧物,而这部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重新发出问题。为什么纪录片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曾经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什么银幕上的山河、工厂、农田、边疆、劳动者和建设者,曾经能够唤起那么强烈的公共情感?为什么纪录片可以成为一种认识中国、组织中国、表达中国的方式?又为什么在市场化、平台化和影像过剩的今天,我们反而常常失去了那种把影像与人民生活、社会实践和历史方向连接起来的能力?

这些问题并不只属于电影史,也属于新闻传播学、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新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提醒我们,传播不是信息的搬运,影像不是风景的消费,宣传也不应被冷战话语简单污名化。真正有力量的宣传,是人民政治主体的组织和表达,是共同体情感的塑造,是一种把分散经验转化为共同历史意识的社会实践。纪录片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曾经以最直接、最生动、也最具群众性的方式,把国家、人民、现实与未来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文艺大众化为本书提供了一条更深的理论线索:纪录片不是把人民作为题材,而是把人民作为方法;不是把大众作为被动接受者,而是把大众作为影像实践的共同生产者;不是把现实主义理解为对生活表面的复制,而是理解为人民主体在历史运动中的自我显影。沿着这条线索,所谓“镜中风景”便不仅是被镜头捕捉到的风景,而是人民在镜头中重新看见自己、确认自己,并由此进入现代中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我愿意把这部书看作一次对中国纪录片精神血脉的追寻。它追寻的不是单一的传统,而是一条在多重张力中延续的道路:镜头与现实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生产与接受之间,艺术与政治之间,历史记忆与当代问题之间。作者所做的工作,也许还不能穷尽这一宏大的题目,但它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入口:只有从纪录片的生产、放映、反馈的传播实践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纪录片如何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如何成为人民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的方式。

镜子中的风景从来不会自己说话。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怎样观看它,怎样穿过影像表面的明暗,看到其背后的历史道路、制度结构、人民实践和情感温度。愿这部书能带领读者重新走进那片被镜头照亮的风景,也重新思考:在今天,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纪录片,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什么样的人民影像。

吕新雨

2026年5月于上海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1
    收藏
    我要举报
    澎湃热榜
      澎湃早晚报
        澎湃财讯
          填字游戏
            要闻精选
            查看更多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8124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6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可信网站验证
            无障碍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