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万元骗局：淞沪会战中的一次特工对决

淞沪会战期间，中日双方除在正面战场激烈搏杀外，还在特工战场展开较量，日军驻沪特务机关针对抗战阵营进行了一系列策反、分化阴谋活动，中国方面的军统（时称“特务处”）则展开反间工作，是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特工机关首次正面交手。

白先勇、廖彦博曾在《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一书中运用藏于台北的蒋介石档案中收录的戴笠报告，对这段历史进行还原，该份报告写于反间谍案发生初期，披露不少中日特工斗智的细节，但无法呈现事件的后续发展及最终结局。有鉴于此，笔者拟根据新发现的军统档案及日方史料再对本案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对其胜负情况进行说明。

一、策反白崇禧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8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路军副总司令白崇禧由广西桂林飞抵南京，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共商抗日大计，此事引起中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前数年，南京中央与西南当局一直处于对立局面，白崇禧作为西南方面军事首领，曾被南京方面通缉，而今国难空前严重，双方“都有尽释前嫌，共抗强敌的诚意”，白氏来京，对于各地方实力派团结抗日颇有示范作用。

抗战初期《良友》画报封面人物白崇禧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9月，白崇禧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正式参与抗日决策，广西部队也积极投身抗战，增援上海前线。日本方面对白崇禧及桂军的进止颇为关注，处心积虑妄图破坏抗战阵营的团结局面，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鉴于日方过去曾与西南当局商议“反蒋”事宜，双方具有共同的政治目标，现在仍有继续“合作”的可能，因此授意驻沪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对白崇禧进行策反。楠本实隆奉命后，携其手下特务森政一四出寻找能与白氏搭上关系的人物，不久由森政一通过一名叫伏劳姆（又名麦斯脱）的德国人及其华人翻译李汉臣，认识了《泰晤士报》华人记者夏振燮，再由夏振燮介绍，认识了一个叫“麦焕文”的人，该人自称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麦焕章之胞弟，可经由其兄与白崇禧建立联系。

日酋松井石根摄于淞沪会战期间

麦焕章，字慕尧，广西平乐人，桂林法政专门学校、法国巴黎大学毕业，曾任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政治总教官、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在南京与两广对峙期间，是西南当局重要人物，曾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与白崇禧熟稔。楠本、森政一对麦焕文这条路线颇为重视，经与麦焕文接洽，当即发给其2000元费用（按当时购买力，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请其前往南京游说白崇禧派代表来沪与日方密谈反蒋事宜，麦焕文答应照办，携款而去。

10月1日，麦焕文由南京回到上海，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白氏私人小组织中干部”，名叫“张元辅”，广西人。10月3日晚，张元辅、麦焕文、夏振燮三人在英租界西摩路435号住宅与楠本、森政一等敌特人员展开首次密谈。张元辅自称现任军委会少将参议，是由白崇禧派来上海与日军交涉的代表，惟未能出示纸面证据，他向日方解释：“所以不带证件及不欲详述个人情况者，无非为保守秘密，以防蓝衣社（笔者按，日军对军统的代称）之注意。”

密谈正式开始后，楠本对张元辅的身份并未深究，而是首先询问白崇禧近况。张元辅、麦焕文以不甚肯定的口吻答称：“白先生在京表面并未失却自由，但难免不被无形监视。”并称白氏的内政、外交主张及其生平抱负是“反俄反蒋，造成一新局面，使中国有一短期休息机会，以推广广西建设精神”，又暗示白氏愿意与日方合作，“保持东亚和平”；楠本对麦焕文称，如果白氏被蒋介石软禁，日方愿意营救，张元辅、麦焕文乃代表白氏及其左右亲信对日方之热诚表示谢意。

日军上海特务机关长楠本实隆（吴京昴先生提供）

楠本对张元辅的说词“颇为动容，以拳击案至再”，兴奋之余，当即执笔画图，详细规划了白崇禧的叛逃路线，“由京乘机飞至沪杨树浦后，由日舰护送赴台湾，再乘飞机返桂”，且再三向张元辅探询这一叛逃路线有无实现可能，以及白氏被监视的实际情况。张元辅答称：“白氏由京径飞来沪恐无可能，因目前蒋尚不致对彼有公然不利举动，以失各方实力派之信用，故白先生仍可向蒋借故到达本军（指桂军）防地后，乘机来沪。但白离京回桂后究应如何开展新局面，以及本军在京、沪一带之现有实力应如何保持，必须具体决定，以便转达白先生。”楠本答称：“桂军前线部队可于白脱险时开往海州，由日舰改涂中国标志，送赴广西，至具体办法须俟白抵沪后再行详细磋商。”

张元辅仍要求楠本对于援助白崇禧之办法略示梗概，以便返京复命。楠本表示，须回去请示松井石根后，拟具整个计划，而后会将此一计划亲自署名交给张元辅转交白氏，再继续密谈。楠本为了坚定白氏脱离南京政府的决心，并对张元辅说，日方对抗日阵营中其他地方实力派也已展开策反，“鲁韩（复榘）、晋阎（锡山）方面亦已在同时进行”。张元辅眼见双方已经初步谈妥合作意向，遂向楠本声称“最迟于六日晨必须离沪返京，以免被蓝衣社识破，贻误事机”，于是同麦焕文、夏振燮兴辞而归。

10月4日下午6时30分，麦焕文、夏振燮在西摩路435号与森政一再次密谈，为双方做介绍人的德国人伏劳姆及其翻译李汉臣亦在座。森政一拿出一封楠本写给白崇禧的亲笔日文信交给麦焕文，其内容如下：

君于阵中奋斗，殊深敬佩，并能迅速派遣文先生前来联络，尤深感谢。从文先生处敬聆一切，极表同情。本日面向松井先生处报告一切，已得完全同意。关于今后运输，当一手承办，俟计划决定，再行接洽。谨祝健康并成功。十月四日，楠本（盖章）。

这封信提到的“文先生”有可能是指张元辅，系日军翻译误“张”为“文”，也可能是过去日方与西南当局接洽时，与白崇禧约定的通信暗号。森政一除将这封信转交外，并表示及约定四点：“1、楠本三日与麦先生等所谈各节，松井大将完全同意，由楠本全权代表进行。2、请麦先生六日返京复命，日机即从六日起至十日止不轰炸南京，以便麦先生在京好进行一切。3、松井大将极愿与白先生合作，达到中日真正和平。4、麦先生于十日返沪后，愿酬美金一百万元。”麦焕文向森政一表示：“楠本来信内容空洞，仍希贵国提出援助白先生反蒋之有效具体办法。”森政一答称：“可由书面提出，于明日（五日）上午十时送到伏劳姆处转交。”

10月5日上午10时，森政一将楠本所拟援助白崇禧反蒋的书面意见送交伏劳姆转由夏振燮带交麦焕文，其内容如下：

1、余希望将来白先生能取蒋之地位而代之。2、白先生脱离南京后，关于广西之军事行动当然会得到日方之信赖。3、于白先生脱离南京后，日军对于蒋氏政府之态度必然会发生变化。4、白先生反蒋运动成功后，必然要依白先生之力量根绝排日抗日政策，完成中日合作。十月四日夜，楠本。

夏振燮并向麦焕文转达日方表示：“1、楠本现在市中心区指挥作战，此信系楠本亲笔，故未盖章。2、希望麦、张两先生今（五）日下午即一定动身，十日返沪。3、白先生亲笔信带来时，日方即付一百万元。4、麦先生赴京时，车上覆盖一红十字旗，日机即不轰炸。”

10月6日下午7时半，夏振燮又传来日方消息：“据森政一转告伏劳姆谓，松井对楠本致白之代表信中各条件均认为满意，惟自六日起至十日止日机不轰炸南京一点认为不妥，因日方接得情报，南京拟从八日起大举来沪轰炸，故日方应派机往南京轰炸。”

以上张元辅、麦焕文与楠本、森政一两次密谈及互通消息等情况，自始至终均由中方全盘掌握，张元辅、麦焕文实为特务处人员严灵峰、刘澄宇所假扮，二人系奉戴笠之命伪装白崇禧心腹与敌特接洽，其目的在于骗取日方信任，刺探日方阴谋，早在二人离京赴沪与敌特密谈之初，戴笠便已将有关情形报告蒋介石。

严灵峰，别号明杰，福建连江人，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1935年6月参加特务处工作，历任处本部第一科编审股股员、华南股股长。刘澄宇，湖北阳新人，国立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汉口市公安局咨议、国民党阳新县党部指导委员、实业部青岛检验局会计、实业部江浙渔业局保安股股长、实业部特约编辑等职；1933年2月参加特务处工作，任上海区直属通讯员。严、刘均系富有工作经验的特务处干员，故能施展话术，应付得宜，敌特则对二人的真实身份懵然不知。

10月6日夜间，戴笠根据严灵峰、刘澄宇与敌特接洽情形，详细研究本案经过，判断日方根本目的在于分化抗战阵营，削弱抗战力量，其具体企图不外乎三方面：“1、张元辅如非桂白之代表，此事如被中央发觉，白必见疑于中央，使白处于不利之地位，不得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以遂其反间之阴谋。2、张元辅如果系白之亲信，则以营救而市恩于白，使其脱险，以主持反中央之军事行动。以上两种可能，于日方均属有利，故楠本等对于白氏所派代表（即张元辅）之略历、身份多不加深究也。3、或日方与白过去曾有默契，现因战事影响，路线断绝，藉此可取得联络。”

此外，戴笠对两名中间人伏劳姆、夏振燮的立场也进行了分析：伏劳姆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情报贩子，虽为日方担任特务工作，但对中、日两国并无左袒，“目的不外为金钱，即在日方一百万元之酬报中抽取若干，倘因此而实现白氏之反中央运动，彼亦乐意，盖除获得金钱外，将来尚可在白氏方面取得政治地位也”。至于夏振燮则与刘澄宇私交甚厚，他起初介绍伏劳姆与刘澄宇认识，只是为了“少数金钱酬报”，而对伏劳姆系受楠本委托一节似不完全了解，更非甘心为敌特奔走，总之“其人尚有爱国心，不虞有他”。

基于以上判断，戴笠认为目前不妨利用敌特妄图分化抗战阵营的心理，继续派员伪装白崇禧心腹与敌特周旋，“我方计如得售，日人不但损失巨量金钱与大批军火，且将在外交、军事及特务工作之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松井、楠本之声誉亦必扫地，益使少壮军人认为奇耻大辱，实足促成其内部之分裂”。但是为了达到“骗取其大批军械及予日人战术上以重大打击”的目的，首先要让敌特对特务处人员假扮的身份深信不疑，然而严灵峰冒充的张元辅拿不出任何能够证明自己确系白崇禧心腹的书面证据，恐怕不能完全取信于对方。想要解决这个难题，理论上可行的办法是请白崇禧配合特务处行动，给日方复函，然而戴笠鉴于白氏在抗战前曾在南宁与松井石根有过接触，怀疑二人关系尚深，“彼此间不无秘密默契”，如将楠本的阴谋直接告知白氏，就无法“刺探日人与白间有无秘密勾结”，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动摇白氏的抗战意志，故“此事似不宜使白知道”。最终，戴笠想到两种解决方案：1、设法取得或伪造白崇禧给楠本的复函；2、寻觅一名抗战意志坚定的桂方有力人物，如麦焕章，请其配合军统行动，冒充白氏代表与敌特周旋，“使日人一见即深信不疑，其详密之阴谋与各种计划亦必更易取得也”。

戴笠深知这件反间谍案的时机稍纵即逝，且兹事体大，乃将本案经过及利弊得失连夜详报蒋介石，请示此后如何进行。

戴笠呈蒋介石有关淞沪会战反间谍案报告（局部）

二、反间谍案的后续进展及最终结局

戴笠于10月6日夜间呈给蒋介石的报告多达3000余字，是本案最核心、完整的原始史料，此外即无类似文本可供研究，而蒋介石作何批示亦不得而知。今人欲知本案后续进展，只能参考淞沪会战结束前后戴笠函电中透露的若干细节。11月6日，戴笠自上海电呈蒋介石：

顷楠本要我工作人员刘澄宇即于闵行、松江两处之浦江南岸设法多数船只，以备敌军渡河之用。

11月8日，戴笠自上海电呈蒋介石：

顷楠本要我进行反间任务之人员办理数事：1、闵行镇松江之南即黄浦江南岸之小河流，务须尽速多集民船于最上游，各民船并须带有船夫，各民船之船头插有上白下赤各半之布旗为标帜。2、闵行、松江两处须各准备便衣队三百人，以待日方之命令。3、自松江、金山以至大浦港、北坼、大庙港间之道路及水路，须迅速详查据报。4、松江南方须准备便衣队五百人，待日军到时，切实联络此便衣队为日军之向导，直袭大浦港、北坼、大庙港等处推进。5、速选熟悉太湖路径之人员五人，于本日下午赶到米市渡以西网船浜，待候日军到达时，与日军负责者之井上参谋见面，并有楠本致井上亲笔书一。

淞沪会战进行到11月初，战场形势已对中国军队相当不利。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迂回中国军队淞沪阵地。11月8日，淞沪弃守。此两电显示，直至淞沪会战进入尾声，楠本仍未将刘澄宇等人的身份识破，只不过他此时的主要意图已非策反白崇禧，而是指使刘澄宇等人收拢汉奸、征集民夫及调查上海周边兵要地理，以便配合日军作战。

11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发表〈告上海同胞书〉，沉痛说明：“我军因为战略上的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宣告了为期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11月14日，戴笠为避日方追捕，搭乘意大利邮船秘密离沪，拟取道香港返回南京。11月16日，戴笠（化名“汪涛”）自香港致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化名“杰夫”）一封“十万火急”电，指示派员将密本送交刘澄宇应用：

十万火急，南京，〇密，杰夫兄赐鉴：1、弟于元日奉校座电谕，即设法回京，故于寒日下午搭意邮离沪，已于本下午六时安抵香港矣，拟即乘航邮赴汉回京。2、请立即派遣妥员送一密本赴镇江大华饭店，交通讯科所派遣之报务员化名“刘玉清”者，转交刘澄宇应用。刘澄宇系昨由沪动身，搭太古公司之船至通州转来镇江，预备往太湖工作者。弟另有一电致刘澄宇，到时请即与密本同时派遣妥员专车送去为要。……请即与大铭兄接洽。弟涛叩，铣酉。

与此同时，戴笠另致刘澄宇一电，指示反间工作机宜，内容如下：

杰夫兄：即派妥员星夜送往镇江大华饭店，面交刘玉清同志，转交刘澄宇兄勋鉴：弟已于今日抵香港，刻正候飞机回京。兄由沪带来之电台，关乎对方之呼号与波长，兄是否明白？兄与对方有无约定密本？兄往太湖拟先至何处？由京带去之电台，兄到达太湖目的地时应即设法建立。在未与对方通报之前，兄应与京台通电，弟已电京郑杰夫先生派员送一密本与兄矣，兄应将一切情形电告郑先生，郑先生自能立即转知弟也。兄必与弟电商后，一切方可进行。兄已离沪，迟一点与对方通讯无妨也。弟雨叩，铣酉，港。

就此两电观之，当淞沪会战结束后，楠本仍与刘澄宇保持联络，并令其于11月15日由上海前往太湖一带为日军从事特务活动，而这一切均在戴笠掌握之中。戴笠为了继续骗取日方经费并刺探日方阴谋，对刘澄宇的工作极为重视，不仅为其配发电台，并派译电员刘玉清协助其工作，且亲自指示郑介民与通讯科长魏大铭派遣干员送去通讯密本，并切嘱刘澄宇须随时将事情进展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复电指示后，“一切方可进行”。

至于敌特派遣刘澄宇前往太湖活动之目的，可参考特务处1937年份“各级工作人员功过赏罚考核表”之记载，这份考核表同时披露了这件反间谍案的最终结局：

考核表

据此可知，淞沪会战结束后，楠本要求刘澄宇、夏振燮等人收集太湖土匪，配合日军行动，刘、夏等人佯为应允，成功取得敌特活动费20万3千元，以当时物价而言，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迨刘、夏等人取款而无动作，楠本始知受骗，此后双方未再联络，本案遂于11月间结束。查特奖为特务处级别最高之赏格，当年特务处有工作人员3609人，合计全年曾获特奖者仅有9人，这显示戴笠对刘澄宇等人反间工作成果的极大肯定。由于此次反间工作主要在上海进行，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亦曾参与指导，其日后在自传中特意提到：“沪战之始……与敌方特务机关扩大谍报战，曾骗到敌特务机关现钞廿万元。”不难感受其对此案结果亦津津乐道。

刘澄宇

严灵峰

除军统档案之记载外，日文史料对楠本被骗之事也有佐证，日军特务夏文运回忆录中有“怪人物麦焕文”一节，摘译如下：

……日本陆军省的影佐军事课长约见我有急事相商。……

我当即启程前往日本，赴东京三宅坂的陆军省拜访了影佐军事课长。我问影佐课长找我何事，他说道：“接上海特务机关长楠本中佐电报，称第一线的白崇禧打算逃至上海日方一侧，准备开展反蒋运动，似乎有一位名叫麦焕文的人前来联络。因你与广西系关系深厚，望你即刻前往上海，协助楠本中佐推进此项工作。”然而，我对此事终觉难以信服。若西南派真有此意，当初在天津时，通过无线电应能与广西派取得联络；倘若李、白真有此心，早该与我联系才对。我心想这恐怕是子虚乌有之事，便将此意见向影佐课长报告，但影佐只是一味坚持让我前去。

其后陆军省总务课长谏早大佐为我开具了一份大尺寸的证明书，内容为：“此人因奉陆军省要务前往满洲、华北、华南、台湾等地旅行，各官宪应予以保护。”我带着这份护身符，当即从长崎乘船前往上海。

初抵上海之时，战争的余烬犹在燃烧，炮声仍可听闻，局势极为紧张。我随即拜访楠本中佐，他问道：“你可认识麦焕章？”

我答道：“麦是广西系元老，曾留学法国，亦是国民党监察院委员。”

楠本又问：“他有一兄长唤作麦焕文？”

然而我从未听说过麦有兄长。我觉得蹊跷，便回答：“若有此人在此，请让我见上一面。”

据说麦焕文下榻于一家名为万岁馆的日本旅馆。陆军省命我鉴定此人身份，同时又派遣了一位名叫中井的中佐（后升少将）——此人曾任南宁驻在武官——为此事前来。中井中佐曾在和知出任广东驻在武官时担任其副官，此次亦是受参谋本部之命派遣至上海。我对中井说：“这完全是假的。‘麦焕文’是化名。”中井中佐却反过来劝我：“不，你不该这样说。楠本中佐已正式向参谋本部报告，你设法将这桩事情谈妥吧。”

于是我再三请求会见那位姓麦的人物，但对方不肯见我，以致无法确认真伪。我对楠本中佐说：“若是真货，按理应安排与我见面联络；不肯见面，岂非可疑？”他答道：“战争虽已爆发，但你至今仍与广西派保有联络，西南派至关重要。你且定下心来，设法离间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使之如往昔一般与日本合作，这便最好不过。”

夏文运为日方高级侦探，自1935年起追随敌特头目和知鹰二，长期从事针对西南当局的策反活动，与广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均有交情。故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得知楠本正在着力策反白崇禧后，特派夏文运前往上海相助。夏文运抵达上海时已是淞沪会战后期，此时刘澄宇假扮的麦焕文已被楠本安排住进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万岁馆”，由于他拒绝与夏文运见面，夏文运断定“整件事根本就是骗局，所谓麦焕文只是冒用的假名”。可是楠本等人急于邀功，显然没把夏文运的提醒放在心上，仍对刘澄宇抱有幻想，最终招致特工战场上的挫败，此后直至1938年楠本调职，日军针对广西派的策反工作始终未能推进。

（笔者附记：本文承好友吴京昴先生翻译日文资料，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