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李白、高适等人没有评价过杜诗？

风景

杜甫对别人的诗，每每赞赏有加。他自己的诗，虽然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赞誉，如韦济“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秦少府“每语见许文章伯”（《戏赠阌乡秦少府短歌》），韦迢称其“大名诗独步”（《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郭受赞其“新诗海内流传遍”（《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文学前辈李邕、王翰也曾极力推许，但是，与杜甫交往更为密切的李白、高适、王维、岑参等人，却不曾对杜甫的诗歌有过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评价（不考虑诗作亡佚的问题）。

且看李白赠杜甫的两首诗：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沙丘城下寄杜甫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李白写给杜甫的诗现存仅此两首，均为只论交情不论诗。另外还有一首《戏赠杜甫》，据传为李白所作，诗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诗虽然涉及到作诗的事，但是并没有评价杜甫的诗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孟浩然的诗，也没有论及过。孟浩然年长李白十二岁，是李白十分仰慕的诗人。李白写给孟浩然的诗共五首（一说四首），其中《赠孟浩然》《送孟浩然之广陵》知名度非常高。《赠孟浩然》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其实李白的这首诗比较虚伪，他赞美孟浩然的隐逸和高洁，不过是客套话，并不符合孟浩然的实际情况。孟浩然何尝不想出仕，其《临洞庭上张丞相》诗云：“……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可见，其“弃轩冕”“卧松云”，实是出于无奈。这些情况，李白不会不知道。虽然孟浩然时运不济，但是其诗名远播，写诗的才能是实打实的。而李白偏偏避实就虚，在诗中只论隐逸不论诗，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那么，李白在与其他诗人交往时，有没有论诗的情况呢？有，并且还不少。例如：

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别中都明府兄》）

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游水西简郑明府》）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

地扇邹鲁学，诗腾颜谢名。（《留别金陵诸公》）（按：此例为泛称）

遥羡重阳作，应过戏马台。（《宣州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二首》其二）

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送友人寻越中山水》）

当然，这些例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点到为止，不作展开。此外，“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据传是李白所言。李白一向自负，未必能说出如此谦虚的话来。这两句诗归到李白名下，当是事出有因（李白确实模仿过崔颢的《黄鹤楼》诗），但查无实据（无可靠的文献证其来源），我们姑妄听之就行了。

高适赠杜甫的诗现存《赠杜二拾遗》《人日寄杜二拾遗》两首，诗中也没有评论杜诗的言辞。如《赠杜二拾遗》写道：“传道招提客，诗书自讨论。佛香时入院，僧饭屡过门。听法还应难，寻经剩欲翻。草玄今已毕，此后更何言？”诗中所写，都是对杜甫在草堂寺借住时的生活状态的想当然。不问杜甫有何新作倒也罢了，却偏偏用了个扬雄闭门著《太玄经》的典故，显得不伦不类。

高适偶尔也为他人的诗点赞，例如：“东道有佳作，南朝无此人。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答侯少府》）高适的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二首》其一），对董大推崇备至。不过这两句诗只是赞其琴艺上的盛名，与论诗无关。

杜甫任左拾遗时，与王维接触比较多。贾至写了一首七律《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杜甫、王维和岑参均有和诗，可见他们既是僚友，也是诗友。杜甫还曾去王维的辋川别业访过王维，其诗句“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崔氏东山草堂》）中的“王给事”，便是王维。然而王维现存诗中，并无涉及杜甫者，更不用说对杜诗的评价了。

岑参赠杜甫的诗现存一首——《寄左省杜拾遗》，诗云：“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无一句言及杜诗。

为什么杜甫朋友圈里的李、高等人，都不曾论及杜诗，与杜甫喜论他人诗的表现明显不对等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贵远贱近的心态。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常人贵远贱近”，很有道理。谢灵运和谢朓，都是李白十分仰慕的南朝诗人，李白大约有18首诗涉及到谢灵运，有14首诗涉及到谢朓。例如：

顿惊谢康乐，诗兴生我衣。（《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

闻道稽山去，偏宜谢客才。（《送友人寻越中山水》）

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游谢氏山亭》）

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以上涉及谢灵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游敬亭寄崔侍御》）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谢公离别处，风景每生愁。（《谢公亭》）

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

（以上涉及谢朓）

与论及时人诗时的点到为止不同，李白对二谢谈论之频，向往之切，语气之恭，简直近乎痴迷。如李白的《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诗中的各种意象，大都与谢朓及其诗句有关联。原诗如下：

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

斜低建章阙，耿耿对金陵。

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

长川泻落月，洲渚晓寒凝。

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

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

前四句及第八句，语本谢朓诗《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的“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玉绳低建章”。五六两句，语本谢朓诗《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澄江静如练”。说得好听点儿，这叫“化用”；说的难听点儿，则是涉嫌抄袭了。不过话说回来，李白这样写，足以说明他对谢朓的倾倒。最后四句，因谢朓诗《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而发，“怀谢朓”之意进一步落实。

实际上，李白身边的杜甫，要比二谢厉害得多，李白却不评其诗。杜甫能看出李白的杰出，难道李白就看不出杜甫的杰出？他在识人上竟然如此迟钝吗？我看不至于，大概率是“看破不说破”。尽管李杜交往时，杜甫还没有真正开始发力，但是其大诗人的潜质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二、“羡慕嫉妒恨”的私心。

杜甫大器晚成，中晚年才进入创作鼎盛期。李白与杜甫在一起时，杜甫的诗还没有显露出大诗人的面目来。杜甫的诗整体上开始大放异彩，还是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的事。所以，李白对杜甫的诗不作评论似乎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句煞风景的话，假设李白后期仍与杜甫保持着联系，他也未必会给杜甫的诗点赞。何出此言？因为高适就是李白的一面镜子。杜甫以杰出诗人的姿态在诗坛崭露头角以后，高适仍与杜甫保持着联系，他明知杜甫佳作如林，仍不予评论。杜甫客蜀时，高适写给他的《人日寄杜二拾遗》，是真的动了感情的一首诗。按说，当时的杜甫，最值得称道的，就是他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惊人成绩。况且，杜甫平时写给高适的诗中，还一再论及高适的诗，评价特别高。因此，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多少也谈论一下杜诗，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惜的是，这个话题，高适在这首诗中仍旧缄口不提。我们不禁要问，他是确实忽略了，还是成心的？由此可见，李白对杜甫的诗不作评论，与杜甫的大器晚成并没有多大关系。

也许有人会说，高适是高适，李白是李白，高适在杜甫崛起于诗坛后，仍不论及杜甫的事，不等于李白也如此，不能想当然。诚然，从逻辑上看，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然而，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说句更扎心的话：幸亏杜甫与李白结识的时候还不甚出名，否则，李杜结交的佳话或许就不存在了。试问：李白与王维，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你可以认为，李白比较张扬，王维比较高冷，二人性格拧巴，所以彼此都不愿结识。性格上的差异，当然会影响他们交往的意愿，但要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得从争强好胜的心理上下手。李白和王维，在盛唐诗坛，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第一把交椅是谁的？不太好定。谁都想坐第一把交椅，不愿屈居第二，而第一把交椅只有一把。或许，这就是二人始终无交集的根源所在。有李、王的例子在先，我们说李杜交往的佳话得益于二人出名的时间差，应该是大致不错。

李、高等人都是诗坛高手，应该不会看不出杜诗的高妙，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以“小人之心”揣度之，不能排除“羡慕嫉妒恨”的心理因素。那些赞誉杜诗者，要么是杜甫的前辈（如李邕、王翰、韦济），要么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人物（如秦少府、韦迢、郭受、李衔）。作为杜甫的前辈诗人，早已功成名就，他们欣赏杜甫的才学，属于提携后进；而秦少府等人仰慕杜甫的才学，则出于对杰出诗人的由衷的敬佩。李、高、王、岑这几位，则不同于杜甫的这两类“拥趸”，在他们看来，诗坛上的杜甫，是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杜诗的水平摆在那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赞之，心有不甘。于是，干脆回避。

杜甫曾对高适说：“诗名惟我共，世事与谁论。”（《寄高适》）此话说得很坦率，似乎有点儿当仁不让的意思。不过这句“诗名惟我共”，还真不是骄傲自大，实际上还等于高估高适了。高适当时的诗名，应该不及杜甫，况且高适那时已经不大写诗了。杜甫“无意苦争春”（陆游句），一来他为人宽厚，二来以他的创作实力，也不必在意诗坛的竞争者。问题是你无意“争春”，不等于没有“群芳妒”，或许有的诗人，会把杜甫看作是对自己的“威胁”。事实上，人们因争强好胜而产生“羡慕嫉妒恨”心理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除以上两点外，还应注意到，时人虽然可以看出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绝非等闲之辈，但是对于杜诗划时代的意义，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很难上升到中唐元稹、韩愈等人的认识高度。历史上经常有人讨论贾至、杜甫、王维和岑参关于“早朝大明宫”的唱和诗孰优孰劣，殊不知杜甫已经有了“跳出圈外”的打算，不愿意再玩儿这种僵化无聊的宫廷诗了。杜甫的《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排名靠前或者靠后，其实根本不重要。杜甫的历史使命，是打破七律诗的发展瓶颈，把它从死胡同引向康庄大道。拿他的一首应景的套路诗跟别人比来比去，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再如，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创作了大量的反映安史之乱的现实主义诗篇，反观其他诗人，却对安史之乱中的社会现实鲜有发声。这一反差表明，杜诗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趣味。这恰恰证明了杜诗的超前性和稀缺性。

总之，李白、高适等人不评价杜诗，原因比较复杂。但别管什么原因，对于喜称人善的杜甫而言，都是一件比较遗憾的事情。杜甫身后的声誉再隆，地位再高，都无法消除这一遗憾。“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的两句，意思是，千秋万岁名，不过是死了以后的事，与李白何干？杜甫的这两句诗，应该也有自况之意。其实李白在世的时候，已经名满天下，大可不必在意什么身后名了。李白没有遗憾，而杜甫是有遗憾的，或者说，是后世的人为杜甫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