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一诺评《闺思》｜书彼红颜，以安此心：宋元书写中的妓、妾与节妇

《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美]柏文莉著，刘云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1月出版，532页，98.00元

九重门启，孤骑绝尘。电视剧《清平乐》将开篇定格于一场注定失败的狂奔：少年宋仁宗试图冲破重重阻碍，去见那个自他在襁褓之中就被迫与他分离的生母李宸妃。然而，在生母的门前，困住他的并非高墙深垒，而是儒家礼法自身的尖锐矛盾： “生身之恩”的孝道训诫要求他顾念生母，“嫡庶有别”的礼法纲常又勒令他尊奉太后。

尽管史实中的仁宗直至生母离世才得以面对这一残酷真相，但剧集以此破题，却犹如一个巨大的历史隐喻：在宋元数百年的社会生活中，无数个庶子都曾站在这样一扇门外。他们被迫面对这样的拷问：那个赋予他们生命的女人，究竟该被安放于何处？她是亲近的家人，还是低人一等的贱类？她是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的“准母亲”，还是可以被买卖、被转赠的财产？

这扇门外，真实发生过无数次如剧中那般急切的追寻。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在书中记载了那些成年后得知生母是被逐出家门的妾、经受巨大痛苦并苦心寻亲的男子（123页）；然而在嫡庶之制的冰冷逻辑中，妾母与子女更常面对的，是永恒的隔阂乃至别离。围绕妾母的定位，礼法制度内部的张力是如此剧烈，以至于“如何为妾母服丧”这种最基本的伦理讨论，竟演变为北宋朝堂上一场跨越数年、反复拉锯的文化战争（133页）。

《全图狸猫换太子》

这正是柏文莉的《闺思：宋元社会变迁下的女性与贞节观》（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下文简称《闺思》，文中页码均为中文版页码）所试图剖析的历史幽暗处。全书细致梳理了从北宋至元代，妓、妾、节妇这三类长期隐于历史幕后的边缘女性在身份地位与社会认知上的剧烈演变。该书最敏锐的视角或许在于：它巧妙地借宋元时期对这三类女性书写的历时变化，来呈现当时社会对她们看法的转变，并进一步反观男性书写背后隐藏的社会焦虑。

《闺思》围绕着一个根本困境展开：在礼法制度与士人身份的内在撕扯中，这些边缘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该如何定位？当然，须得保持一份审慎的警觉：当我们谈论“社会生活”时，我们谈论的往往是被士人（从宋代的士大夫到元代的边缘士人）所主导、定义并书写的那个社会生活。

定位妾——那些被纳进家庭、长期与主人共同生活甚至生育了子女的女人——的困难和张力在于：她到底是亲近的家人，还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之人？她住在家中、操持家务、有时也能抚育自己的子女，却始终与“妻”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她可以被孝顺（但绝不能逾越对嫡母的孝），可以被善待（但善待她的人才是被赞颂的对象），可以被写入墓志铭（但措辞必须小心翼翼）。当妾生子试图向妾母尽孝时，他被迫面临儒家礼法自身的撕扯：一边是回报生恩的伦理义务，一边是严守尊卑的嫡庶防线。

定位妓——那些在公共空间中被消费、被欣赏、被抛弃的女人——的困难和张力则在于：她到底是有灵魂的知音，还是因其风尘身份而低人一等的玩物？她被要求有才华、有真情，能与士人共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哀；但她的情感和身体又同时被明码标价，随时可能被遗忘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角落。当士人沉溺于青楼之时，他也被两股力量同时拉扯：一边是文人追求浪漫性灵的自我期许，一边是士大夫维护秩序尊严的体统意识。

妓与妾的“双向道德化”叙事与张力的转移

对妓、妾进行定位的困难和张力，贯穿了从唐到元、从士人诗词到杂剧舞台的漫长书写史。《闺思》详尽梳理了宋元时期士人对妓、妾的书写材料，揭示出其中随时间推移愈发明显的几类书写倾向。我在阅读中发现，这些书写似乎构成了一种可称为“双向道德化”的叙事技术：既写她们的堕落与危险，也写她们的义行与美德。然而，这种技术并未真正解决这两种女性的身份张力，而是将其悬置、转移，从而在叙事层面获得暂时的安顿。

要理解这种“双向道德化”的叙事技术，我们需要回溯妓、妾叙事从唐到元的长时段演变。在唐代，士人笔下的妓与妾，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纯粹的浪漫主义审美对象。唐代严格的良贱制度与身份壁垒，使得这些女性无论多么才华横溢，都无法真正威胁到士大夫的核心家庭与社会秩序。因此，唐人对妓与妾的书写缺乏道德审视，更多表现为平视的审美体验与才情共鸣。

进入北宋，情况开始变得复杂。一方面，唐代的浪漫主义余韵犹存，柳永的词仍可直白地书写青楼女子的深情与美丽；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一股道德化浪潮开始涌动。士人开始怜悯倡妓的悲惨命运，热衷于书写她们“本是良家子，不幸堕风尘”的贫寒出身（35页），尤其迷恋“士人将青楼女子赎身从良”的故事（81页）。倡妓由此脱离了过往单一纯粹的审美对象形象，开始被塑造为道德上可怜可悲的存在：她们才德兼备，只是不幸沦落风尘。但与此同时，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也开始浮现：倡妓被视为可能污染士人品德、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存在，并日益与官员渎职与腐败捆绑在一起（40页）。在这种书写中，她们又成为了无德的祸源。

在对另一类边缘女性——妾的书写中，类似的“有德-无德”双重叙事惊人地再现。北宋士人同样热衷于书写“上层女孩沦落为妾”的悲剧，也乐于讲述有德之士将被卖为妾的女孩从冷酷商贾手中解救的故事（80页）；但与此同时，“与妾放浪形骸是自甘堕落”的训诫故事也开始流行。人们普遍相信，妾，尤其是那些由妓女出身的“妓妾”，会侵蚀家庭内部和社会中的合理等级关系（111页）。由此，在北宋的书写中，妓、妾两种不同空间中的边缘女性，拥有了高度重合的脸孔：她们既是在高度社会流动和商品化背景下不幸遭遇阶层滑落的“有德”弱者，值得同情；又是可能招致无节制的放荡与道德堕落的“无德”腐蚀者，必须警惕。两种看似矛盾的形象，共享同一种本质：它们都摆脱了唐代那种纯粹的浪漫主义审美，进入了一个以道德为尺度的新话语体系。

到了南宋，这种双向道德化变得更加尖锐。对于倡妓，一方面警惕与贬低的声音愈发突出，警告她们会腐蚀官员、引发社会问题、威胁正常的家庭关系（206页）；另一方面，“义倡”的故事开始涌现，为那些仗义疏财、救助落魄士子的倡妓赋予了正面的道德光环（203页）。此时对妾的书写同样分裂：她被描绘成“死亡和毁灭的源头”，因为她会让痴迷于她的男主人遭遇不幸（244页），或令妻子心生嫉妒，从而动摇家庭的稳定（250页）。婉拒纳妾的男性，则会在道德上备受赞扬（254页）。但与此同时，对为母之妾的道德承认也日益流行：朝廷更频繁地赐予妾母封号，承认她们生育子嗣的贡献（256页），男性墓志中也经常称赞墓主对其妾母的悉心侍奉和恪尽孝道（260页）。于是，妾被悬置在一个更加尴尬的位置：她既是潜在的祸水，又是可以被官方认可的准母亲。

进入元代，“双向道德化” 更臻极致。一方面，元杂剧和散曲中充斥着对倡妓“贪图钱财、奸诈无情”的批判（331页）；另一方面，同样有大量作品讴歌其他倡妓的娴淑、忠诚与美德（332页）。对妾的书写也延续了南宋的趋势：一方面，对妾的浪漫化书写几乎绝迹，作者们常浓墨重彩地渲染她们造成的家庭威胁与失序（368页）；另一方面，元代的墓志开始普遍列出墓主的妾或妾母，将她们正式列为家庭成员，与宋代绝大部分墓志不载妾母姓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379页）。

这种愈演愈烈的“双向道德化”叙事技术，与我们此前讨论的妓、妾身份张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对妓与妾身份定义的张力，本质上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追问，即：“她到底是什么？”在宗法秩序和士人身份内部的剧烈矛盾中，无人能对此给出一个逻辑自洽且让所有人安心的答案。承认她们是“人”与“家人”，会撼动嫡庶宗法与良贱阶层的基石；将她们彻底物化为“贱类”与“财产”，又会违背士大夫长期恪守的孝道与自我期许的浪漫情怀。

正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本体论困境中，“双向道德化”作为一种解围策略登场了。它的狡黠之处在于：它不提供答案，只是偷换了问题——将“她是什么”的身份隐忧，悄然替换成了“她做得好不好”的道德评判。

在这种叙事技术的运作下，妓与妾的本质被悬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被贴上极端标签的道德标本。当妓女被书写成“义倡”时，她便被暂时抬升至“有德之人”的神龛，士人借由对她义举的感动，回避了她作为社会贱民的残酷现实；反之，当她被斥贪财奸诈时，她便被迅速钉回了“低贱玩物”的耻辱柱，士人借由道德批判完成了切割，同样无需面对消费其身体与情感的心理负担。妾的处境如出一辙：当她被书写为贤淑的生育者或苦难的生母时，士人陶醉于“准家人”的温情脉脉中；而当她被描绘成导致家族败落的祸水时，士人便能理直气壮将其逐回“贱类”的范畴。

因此，“双向道德化”成为了一种极具防御性的悬置技术。它并没有真正弥合礼教秩序和士大夫自我定位中内在的矛盾，而是通过不断调用极端化的道德标签，让这种身份张力暂时失去了刺痛人的锋芒。借由这套叙事，每当那个“如何定义她们”的尴尬幽灵浮现时，宋元士人们总能将目光转向道德高下的评判，借此获得一种虚幻的自我麻痹和心理安顿。

历史的书写规律往往如此：当社会无法在制度上解决弱势群体的本体论困境时，精英阶层的叙事就会越来越依赖道德标签来维持表面的秩序。这类机制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如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面对“穷人究竟是什么”的拷问，资产阶级精英就曾通过道德审判将这一群体割裂：那些温良顺从、勤勉自救的“体面穷人”（The Deserving Poor），值得接受精英的慈善关怀；而那些懒惰、酗酒、不节制的“堕落穷人”（The Undeserving Poor），则被钉在道德败坏的耻辱柱上，被理直气壮地投入严酷的济贫院。这一善恶两极的划分，精准掩盖了制度对同类的剥削，将社会性的结构危机偷换为了底层的德行优劣。

妓的英雄时刻与妾的持续静默

如果说“双向道德化”是处理妓与妾身份张力的共同叙事策略，那么在对妓和妾的书写之间，我认为还横亘着一道更深层的裂隙：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对妓的书写呈现出女性角色内心世界与行动能力的跌宕起伏，而对妾的书写中，妾却常被描写为一个静态和被动的对象。

当我们关注从唐至元的书写中，女性角色是否被赋予了完整的内心世界、独立的行动逻辑以及直接的发声权时，会发现对妓的书写呈现为一道极其清晰的抛物线。唐代是这条曲线的高点：《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不仅能爱，更能发下毒誓、化为厉鬼；《李娃传》中的李娃能自救、能救人，甚至能凭自身意志重塑命运。在宋代，这条曲线跌入低谷：倡妓的形象常被弱化为一种感伤、哀怨而受制的姿态，更像是等待士人“救风尘”的柔弱客体。然而到了元代，这道曲线又奇迹般地反弹至巅峰：《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心思缜密、言辞泼辣、反客为主，她不再是需要士人拯救的弱者，而是拯救他人的侠女。正如《闺思》中指出的，元杂剧通过为倡妓女主角设计长篇唱词，“以相当的篇幅，为观众细致呈现出倡妓女主角的精神世界”，让观众得以体察这些名义上“低贱”的倡妓心中的高贵情感（333页）。

关汉卿著《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我想这条曲线的高低起伏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士人阶层自身境遇的投射。唐代门阀士族自信开放，他们欣赏并允许倡妓拥有不羁的灵魂；宋代的科举制度让大量寒门子弟跃升为官，当他们面对那些因贫沦落的风尘女子时，极易产生对自身阶层脆弱性的物伤其类，于是，他们更多地展现出对倡妓柔弱姿态的悲悯与救赎。而到了元代，士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阶层跌落，科举停废让他们与倡妓同属“下九流”。于是，元杂剧里那些智勇双全的妓女，本质上是边缘化士人自我期许的镜像——他们借赵盼儿的反抗，慰藉自己被剥夺的尊严。

与妓相对，《闺思》中列举的对妾的书写，几乎从未赋予女性角色以独立的情感深度或行动自主性：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以妾为主角、展现其复杂内心或独立行动的故事。妾要么是“上层女孩沦落”的悲剧符号，要么是“死亡与毁灭”的伦理警示，要么是“生育工具”的功能性存在。即便她有幸成为某些正面故事的要素，那些故事赞颂的也绝非她本人，而是那些不计较其卑贱地位，施恩于她的儿子、正妻或嫡子（381页）；即便她被庄重地刻在墓志铭上，其全部的存在价值也仅被浓缩为“她是某人之母”（379页）。在元杂剧的舞台上，以妓或妻为主角的剧目数量，也远远超过了以妾为主角的作品。

这种悬殊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分野，以及士人叙事的功能需求。

妓，生存在青楼、酒宴、市井等公共空间。她的行为可以被公开凝视、被文学渲染，而不会威胁士大夫的家庭核心利益。因此，赋予妓以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行动能力，对士人是安全且有用的：她可以成为唐代士大夫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对象，也可以以其智勇慰藉元朝士人沦落的尊严。文学故事中倡妓的思想与行动，成了士人自身情感投射、审美展示和道德演练的安全容器。

而妾，被死死锁在宗法家庭的内部。在这个封闭的伦理场域，她的任何独立情感表达或自主行动，如抱怨、争宠、试图主宰自身命运，都会直接威胁嫡庶秩序和家庭伦理。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妾”，是危险的，可能给家庭带来祸害。因此，叙事系统必须压抑她的思想与行动，从根源上阉割她的声音。

蒋防著《霍小玉传》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妓，虽然在社会身份上更为“低贱”，却在公共叙事中可以被临时“借给”丰富的内心与行动逻辑，而妾则在私密生活中，被永久剥夺了这些。这种差异，虽未被作者明确点出，但在《闺思》引述的材料中反复浮现。正是这一裂隙，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宋元社会对待边缘女性的方式，从来不是单一的“压迫”或“同情”，而是一套精细的、分空间的治理技术——在哪里允许她们“像人”，在哪里必须保持她们“像物”，都有说不出口却严格执行的边界。

节妇的悖论：拒为商品，却成符号

如果说妓与妾的命运始终笼罩在商品化的阴影之下，那么《闺思》所剖析的第三类书写对象，即那些在丈夫死后坚拒再嫁，或面对盗贼劫匪以身殉节的节妇，似乎恰好站在了商品化的对立面。柏文莉在书中如此总结：“本书前面的章节已勾勒出商品化对于中国家庭与社会的威胁。虽然关于模范的宋代作品并未明确表达这种威胁，但女性拒绝被作为战利品对待，以及孀妇拒绝在丈夫去世后被卖到另外一户家庭中，具有拒绝这种商品化的额外意义。”（316页）

从表面看，这一定位准确而敏锐。在一个女性频繁被买卖、被转赠、被当作政治筹码的时代，选择守节或殉节，客观上确实中断了女性在父权网络中的流转链条。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拒绝”的动作移向“拒绝之后”的处境，就会发现另一幅更复杂的图景：节妇拒绝了被某个人占有，却往往被朝廷、宗族和文人构成的社会以另一种方式占有。她不再是“经济商品”，却被塑造成了被供奉、被消费、被交易的“道德资本”。商品化被抵制了，但一种更隐蔽的物化形式，即符号化，却被无限放大了。

这种“再物化”的过程，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却共享同一个底色：所有的节妇书写从来不是为了彰显女性自身的光辉，而是精准地服务于男性主导的政治规训、伦理焦虑，乃至娱乐消费。

北宋时期，关于节妇的书写开始大量出现。司马光、欧阳修、程颐等士大夫反复讲述贞节女性的故事，但正如《闺思》揭示的，他们的目的并非规训女性的行为，而是规训男性的政治忠诚（152页）。在士大夫的逻辑中，“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资治通鉴》）。在进行历史讨论时，北宋士大夫曾频频调用这些女性形象，来激烈鞭挞五代十国时期那些在政权更迭中见风使舵、寡廉鲜耻的官员。而这种鞭挞之所以极具力度，恰恰源于性别等级的倒置：若连地位低下的女人都能做到守节，那些受国家厚养的须眉男子却朝秦暮楚，其不忠行径便更显荒唐和卑劣。此处浮现的逻辑，与前文妓妾的道德化书写如出一辙：当制度出现无法修补的漏洞时，精英往往诉诸道德化的笔触来转移视线、掩盖焦虑。

南渡之后，亡国的阴影笼罩着士人阶层。此时，对节妇的书写中出现了一个具有政治隐喻的新母题：叙事开始渲染那些拒绝被入侵者强暴、以身殉节的女性，因为她们与忠臣拒绝投降入侵者形成了精准的镜像对照，回应了内忧外患下社会对于男性政治忠诚的广泛焦虑（274页）。而到了十三世纪，节妇书写又发生了转变：原本充满道德说教的节妇故事，开始向娱乐消费倾斜（300页）。在文人的笔下，烈女赴死前那美丽的容貌、精致的梳妆细节被近乎贪婪地铺陈描摹。至此，那些用生命拒绝被商品化的烈女，在男性充斥着窥探欲的文本中，遭遇了感官消费的再商品化。

进入元代，社会结构的巨变使节妇书写再次迎来了重大转向。其一，书写目的从“规训男性”转向了“规范女性”。元代社会动荡剧烈，良贱界限模糊，倡妓常入官员之家，妾室在不同家庭间穿梭，甚至出现了出租自身代孕的现象（435页）。面对这种失控，节妇故事被用来直接约束女性的性行为与婚姻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达到传播效果，这些故事被进一步娱乐化处理（436页）：节妇的故事被编入妓乐使用的说教性歌诗，使节妇成为了“悲剧的、浪漫的甚至准情色的形象”。其二，节妇的贞节，直接变成了家族换取政治经济利益的硬通货。元代汉人入仕通道几近断绝，赋税沉重，而家族中若出了一位被朝廷旌表的节妇，则成了少数能合法减免徭役，甚至获取仕途推荐的救命稻草（406页）。于是，节妇的牺牲被家族、被文人、被地方官主动“经营”，用以换取官府旌表、赋税减免，甚至建立文人关系网络。节妇就这样被重新纳入商品化的逻辑：她虽然不再被买卖，但她的道德荣誉却被明码标价、被交易、被用来换取男性家族成员的生存空间。

江门市白沙祠内贞节牌坊 

通过跨时代的勾连，《闺思》清晰揭示出节妇的悲剧并不止于生前：即使死后被广为传颂，她作为一个鲜活个体的独立意志与内心世界也未被彰显，其形象反而被雕琢成一座完美而静止的道德牌坊，一再被调用、消费与交易。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宋元时期对边缘女性浩如烟海的书写，不过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男性自白。宋代的士人反复描摹因贫沦落的妓与妾，源于社会流动日益增强之际，无数寒门登科者急需一个投射身份脆弱性焦虑的出口；及至元代，科举停废，士人又热衷于在杂剧中借义妓之口，自怜自恋于自身的低微地位与道德高度；而士人对节妇的书写，则从来不是为了她们自己，仅仅是为了在规训男性忠义时，树立一个“位卑之人尚且如此”的道德参照系。

对上述发现的揭示，源于《闺思》中极具启发性的文本阅读技术。当我们将其与另一部宋代女性史名著——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下文简称《内闱》）对比时，这种特质尤为清晰。《内闱》同样大量引用了宋代男性对女性的书写，但其目的是从这些文本中，全面而准确地描摹出女性真实的财产状况、婚姻生活与日常面貌；《闺思》的阅读技术则是反思性的：它虽然也尝试从文本中还原宋元女性的客观状况，但它更自觉、更频繁地将“男性在不同的时代如何书写她们，又为何这样书写”同样纳入了审视的范畴。由此，它揭示的不仅是边缘女性的悲剧命运，更是在宋元的社会结构与时代变迁下，在宗法人情的冲突、阶层跌落的恐慌、国家危亡的耻辱间，士人男性的内心存在着哪些亟待安顿的张力与焦灼。在这种视角的转换下，文本不仅是通向女性真实生活的窗户，也成了一面映照男性内心的镜子。

伊沛霞著《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

这或许是《闺思》留给读者最关键的启发：它让我们意识到，任何关于“他者”的书写，都不可避免地携带书写者的位置与诉求。阅读这些文本，需要的不仅仅是同情或谴责，更是一种对书写权力本身的警觉。当我们看清了这一点，边缘女性那些被淹没的声音，才可能在我们耳中，第一次获得不被利用的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