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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年常沙娜：记忆消逝处，不褪色的敦煌人生

澎湃新闻记者李梅编辑彭玮设计祝碧晨

2026-08-06 07: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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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沙娜这一生，一边与美为伴，一边吃尽苦头。

她是中央工艺美院任职时间最长的院长，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之女，12岁便在敦煌洞窟中浸染千年艺术的底色。师从梁思成、林徽因后，她将传统之美融入现代设计，成为一代工艺设计大师和教育家。

流离的童年、逃离的母亲、挚爱的丈夫，那些失去的、遗憾的、被迫承受的，构成了她人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她把敦煌洞窟里的历代壁画，包括卷草、飞天等图案逐一“对临”下来，又把对于美的觉知融入人民大会堂的天顶、装进国礼的盘子、注入庆祝香港回归的紫荆花纪念雕塑。她把父亲守护的敦煌纹样刻进了这个国家的视觉记忆。

四年前，她被确诊为渐进式阿尔茨海默病。那时候，她还会做一些“抵抗”，总会有意识地翻书，诵读、复述书中内容，想藉此守住记忆。

“很多母亲已记不清楚了，只要一提起敦煌，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欢喜的神色。”常沙娜的儿子崔冬晖说。

现在96岁的她，精神好的时候，会主动要求阿姨播放与敦煌相关的纪录片《敦煌画派》，每当画面切到一个清瘦老人时，她会极其笃定地说：“这是我的老爸常书鸿。”

到了夜晚，她总要走到门厅，反复检查门锁，才肯去睡。她的睡眠很浅，半夜里，有时会起来，把屋里的灯打开，四处巡视。

即便记忆失守，她仍创造过那些不会褪色的东西。

常沙娜。本文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盐与醋

对于记忆渐失的常沙娜来说，儿子崔冬晖成了她世界里为数不多清晰的坐标。

每次崔冬晖回家，她都很开心，说：“小晖来啦”。儿子离家时，她总要多问一句：“哪天再回来？”天再热，日头再毒，她也要坚持送儿子到大门口，看着车远去，才慢慢转身回屋。

在崔冬晖的印象里，母亲过去的作息十分规律，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92岁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住在北京朝阳区红庙的老房子里。那套房子是中央工艺美院分给她的，她不爱与人同住，坚持一个人买菜、做饭、做家务，数着台阶上下楼。崔冬晖担心她年事已高，上下楼有诸多不便，时常去看她，帮她分担家务。但常沙娜总说：“我有我的程序。”

此前与儿子外出就餐，常沙娜总是坚持你请一顿、我请一顿，分得清清楚楚。在餐厅，她偏爱西餐，切牛排配红酒时，刀叉使得利落；在家里，一碗清汤阳春面便足以打发一餐。现在的常沙娜，年纪大了，牙口不行，肉要打成泥，菜要炖得烂，饮食比从前精细，生活也比从前慢了。

澎湃新闻采访当天，阿姨把做好的午饭端到餐桌上：一碗熬得糯软的白粥，一碗青菜肉糜羹，旁边餐盘里盛着少许剥好的甜玉米和两颗口蘑。她端端正正坐在餐桌边，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往嘴里送，手稳得像当年握着画笔临摹敦煌壁画一样。

常沙娜这辈子吃过无数顿饭，记性好的时候能说出不少，现在大多模糊了。可有一顿，她记了好多年。

1933年，常沙娜一家在巴黎合影。

那是1943年深秋，12岁的常沙娜跟着父亲常书鸿，从重庆出发，路上颠簸一两个月，抵达敦煌时，已经是冬天了。莫高窟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走到莫高窟，天已渐黑，大家肚子都饿了，可是没什么吃的，仅桌子中央摆着一碗大粒盐、一碗醋，每个人面前是一碗水煮切面，面条短短的。她在回忆录《黄沙与蓝天》里记述过这个场景，但后面还有一段不太为人提起的对话。

她年纪小，心里藏不住事，抬头就问：“爸爸，有菜吗？”常书鸿有些尴尬，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对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常书鸿只能无奈地劝道：“你们先吃，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杀只羊，吃羊肉！”

“这就是我到千佛洞吃的第一顿饭。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常沙娜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名字“沙娜”源于里昂城中的索纳河（Saône）。父亲常书鸿是中国第一批留法艺术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27年赴法留学，考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预科，四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母亲陈芝秀则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主修雕塑。原本，一家三口在法国的生活温馨又体面。

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

1935年秋，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偶然看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些来自祖国、震撼世界的千年艺术瑰宝，让他深感震撼与自责。从此，敦煌成了常书鸿心中的圣殿，令他朝思暮想，无法释怀。次年，常书鸿只身回到中国，任国立北平艺专造型艺术部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常书鸿于7月14日离开北平赴南京，后在上海的码头接回从巴黎归国的妻女。此后，一家三口随国立艺专向西南迁校，辗转庐山、沅陵、贵阳、昆明、重庆。1942年，在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重庆国民政府指令教育部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推荐担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后任所长。1943年秋，常书鸿携妻子陈芝秀、12岁的女儿常沙娜及两岁的儿子常嘉陵前往敦煌。从此，常沙娜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

窟内对临

初到敦煌，物质上的匮乏，让年幼的常沙娜一时难以适从。但当她一走进洞窟，又拥有了另一种富足。

来到敦煌的第二年春天，父亲送常沙娜去甘肃酒泉的河西中学念书。学校一放假，她就往莫高窟跑。尤其是暑假，一年里最好的天气，太阳把洞窟前的土路晒得发烫，杨树叶子泛着银白的光。她学着大人的样子，蹬着“蜈蚣梯”，颤颤悠悠爬进洞窟临摹壁画。她说自己“喜欢进洞画画，特别主动，不用大人催”。

那时候的莫高窟，是个人才聚集的地方。董希文夫妇、邵芳、周绍淼，这些后来在画坛上各有名姓的人，都在那里。常沙娜想学什么，随时就能找他们问。父亲还专门让董希文给她讲西方美术史，让苏莹辉——那个后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任研究员、历史考古造诣很深的人——教她中国美术史。他们为常沙娜后来的艺术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初到莫高窟，穿着羊皮大衣的沙娜。

常书鸿抵达敦煌之前，张大千曾两次带着弟子来莫高窟临摹，他们习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墙上拓稿，虽然精准，但图钉在壁面上留下细小的孔洞。常书鸿为此立下规矩：不许上墙拓稿，一律对临。从此，常沙娜学画便只有一种方法——没有模板，没有捷径，全靠眼睛看准了，一笔一笔地复刻。父亲时常进洞指点她，用中心线校构图，把控人物比例，抓取神态。这种训练虽苦，却把她的眼力磨得极准。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对临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的。”

然而守护石窟，不只有艺术研究，更有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琐碎。常书鸿身为所长，把一切都扛在肩上，重压之下，他常常烦躁不安，回到家后，将工作中的不快宣泄在妻子身上。在常沙娜的记忆里，父母开始不断地争吵，“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直到1945年初，一个姓赵的国民党军队退役小军官来到敦煌研究所任职。

常书鸿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的艰苦环境，跟着这位军官逃离了。他很懊恼自己把此人招聘进了研究所。愤怒过后，他回想起妻子放弃法国的留学生活，跟随自己回国后经历的种种苦难，开始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但两个孩子不肯原谅母亲。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怎么能这样舍得，自己生的儿子女儿，甩手就不要了！因为她的出走，我恨了她好多年。弟弟嘉陵那时候才五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找妈妈，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哭……”

常沙娜母亲出走后，常沙娜和父亲、弟弟在莫高窟洞窟内。

母亲走后，常沙娜从酒泉退学回家。那年她14岁，学着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家收拾干净，还学会了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她说，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在常沙娜的回忆录中，1945年，是常书鸿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年。四月，妻子出走，家散了。七月，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他苦心经营的事业眼看夭折。八月，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复员潮随之而来，工作人员走了一拨又一拨，莫高窟重陷沉寂。

经费断了，人也没了。换作旁人，或许就此放手，重返城市，是人之常情。但常书鸿没有。他亲赴重庆述职，四处奔走，筹措资源，数月后重返敦煌，带回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车上坐着从成都、重庆招来的一批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就这样活了过来。

常沙娜看着父亲熬过的这一切，年少的她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她就听父亲的话，好好画画。父亲要求她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壁画全面临一遍，她就每天蹬着蜈蚣梯爬进洞窟。

那时石窟还没有门，清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斑斓的画面。“那五代斗拱上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那顾恺之般‘春蚕吐丝’的人物衣纹，那吴道子似的‘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那李思训式的金碧用色——佛相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常沙娜沉醉其中，画得投入了，就放开嗓子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许多年后，当常沙娜在画册上、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再看到自己当年的临摹作品，依然感慨：“少年纯真的激情融入艺术殿堂神圣的氛围，会迸发出多么灿烂的火花！”她描述少年时期临摹西魏285窟那几个力士时说，“线随感受走，笔触特别放得开。”

她在大漠荒烟中那两年没有学历的学习，后来看，恰恰打下了扎实的艺术根基。

十字路口

常沙娜家客厅的置物架上，摆着一张旧照。1948年，17岁的她站在父亲身旁，一身素白连衣裙，乌发拢成一根粗辫，对着镜头浅浅地笑。那是她赴美留学前，在南京大学宿舍拍摄的。

1948年夏，在吕斯百住处——南京大学校园宿舍内，常沙娜和常书鸿合影。

刚到南京那会，已在戈壁深处生活了整整5年的她，坐公交车头晕，买东西不会找钱，话也说不利索，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长什么样，心里更是一点底都没有。

留学的因由，要追溯到3年前。1945年，常书鸿带女儿回重庆述职，途经兰州，为宣传敦煌艺术、筹措经费，父女俩办了一场联展。展场上，一位名叫叶丽华的加拿大籍犹太裔教师看中了15岁少女的绘画天赋，主动提出资助她去美国深造，并愿做她的海外监护人。常书鸿觉得突然，没有立刻答应，只说3年后再议。3年后，叶丽华如约来到敦煌。常书鸿带着女儿赶到南京，与挚友、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吕斯百商议，双方去律师处做了公证，白纸黑字写明：叶丽华担任监护人。

如今再提起，常沙娜已记不起叶丽华的名字。可看着当年的照片，她端详许久，还能缓缓说出：“这个人是陪我去美国的。”1948年秋，飞机轰鸣，常沙娜的脸贴在舷窗边，望着送别的亲人越来越小，泪眼模糊中一路痛哭，飞向大洋彼岸。

常沙娜和叶丽华夫人在叶丽华女儿家中过圣诞节。

常沙娜在叶丽华女儿家中。

此后的见闻与心事，她都写进信里，寄回祖国。

近日，这批尘封七十余年，写于1948年至1950年的跨洋家书首次对外公开。崔冬晖说：“它们最初被收纳在透明文件袋中，层层叠叠的手写纸页间，中英文字迹交错，是母亲常沙娜赴美求学期间生活见闻、思想转变与归国抉择的原始记录。”

在美国，常沙娜就读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在家书里，她记录了自己进入校园上第一堂课时的窘迫：全班三十余人，她被领进教室时，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抬起来。她对父亲说：“您可想像我当时的情绪吧！心跳得多厉害，脸一阵阵的红，不知怎样才好。”

课表排得密不透风——素描、人体解剖、美术史、透视、色彩、绘画、设计。其中三门课因术语艰深，她起初全然摸不着头脑，幸而几位教授懂些法语，课后单独为她补讲。而真正让她困惑的，是油画课。彼时抽象表现主义正从纽约蔓延至波士顿课堂，教授让学生画没有具象物象的东西——红一块、绿一块、紫一块，不成形也不成物。她在信里嘀咕：“这就算是美国流派的画？也许是我不懂的缘故？”

异国的艺术观念让她困惑，而故人的出现，则把她引向了另一条路。

在校园里，她偶然遇见了邵芳——曾在敦煌共事过的画友。两人避开热闹的同学，移步博物馆边看边谈。邵芳后来邀请常沙娜去参观她的展览会。展览上，小幅画标价十五至五十美元，敦煌临摹品标为“非卖品”。两小时宣讲结束，一张也没有卖掉。常沙娜在信中告诉父亲：“想到我们在南京卖画的场景，我感到有点骄傲，是别人来找我们的。”

也正是在那场展览上，常沙娜结识了赵元任的女儿爱丽丝·赵。爱丽丝邀她去家里吃中国菜，她应下了。

当时赵家还住着几位中国留学生，陈秀煐、李滢，以及陈秀煐的姐姐陈秀霞和大哥陈一鸣。常沙娜与这些人的情谊一续便是数十年。而陈一鸣，成了她进步思想最初的引路人。

彼时，北美最大的中国留学生团体叫“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SCA），抗战胜利后，大批爱国留学生加入其中。那些日后在国内各领域各领风骚的人物，彼时还是围坐在一起读书、讨论、等待回国的一群青年。

常沙娜参加CSCA组织的读书会活动。

国内局势未定，留学生与家人的通信时断时续，常沙娜也一度收不到父亲的来信。CSCA便组织了“读家信”活动——谁收到家里来信，便在聚会上读给大家听。也是从那些断断续续的、辗转而至的家书里，大家才拼凑出全中国已经解放的消息。

常沙娜留美家书，她在信中写道：“艺术应该普及民间，要为人民服务。”

崔冬晖说，常沙娜早年的《新生日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她初到敦煌时的记录，字里行间满是彷徨与不安。画画、给弟弟织毛衣，日记里，她时常追问做这些事究竟有何意义。“那时她还小，对国家、对敦煌、对传统艺术，尚未生出深刻的认知。但从1950年的书信里，能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常沙娜。”

在信里，常沙娜说：“一向对政治毫无认识的人，如今总算有了信仰。”她认为，艺术应该普及，要为人民服务。在信里，她也记录下了对海外生活的厌倦。“待在这里，生活依靠别人，空洞得很，内心始终缺些什么，像欠着债，这种感觉再也拖不起了。”她立下目标：最迟1950年底归国。尽管那时她在美国仅留学了两年，没拿到文凭，也没有任何学历。

1950年11月，沙娜乘威尔逊船返回祖国途中。

1950年12月，回国后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取得联系。当时常书鸿正在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安排下，在北京举办大型的“敦煌文物展”。常沙娜参与了展览筹备。那次展览的展品包括前敦煌研究所工作人员多年来的壁画摹本，还包括常沙娜带去美国，又原样带回的一些壁画摹本。

常沙娜协助父亲筹备完展览后，常书鸿原本想让她继续到中央美术学院插班学习绘画，但1951年一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常沙娜的一生。

“林先生”

1951年的春天，梁思成、林徽因来到北京午门观看“敦煌文物展”，第一次见到了常沙娜。从常沙娜在敦煌的生活，谈到在美国的求学经历，那次见面，林徽因和常沙娜聊得特别投缘。不久后，林徽因破格推荐常沙娜到清华大学营建系作助教。

常沙娜去清华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刚忙完国徽的设计，梁思成又在考虑北京的城市规划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徽因正领着一些年轻的教师酝酿改进北京的传统手工艺。“那两年，每天或隔一天的上午十点多钟，我和另外两位学生就到她（林徽因）的身边，聆听她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讲给我们听，告诉我们这段时间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就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常沙娜在回忆录中说。

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常沙娜和另外两位学生一起，利用传统的景泰蓝工艺，改进功能，将陈设品转化为台灯、烟具盒、盘子之类的日用品。林徽因十分欣赏敦煌图案，多次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艺术的各种元素运用到这些用品的装饰上。

没过多久，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在国内召开的国际会议，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一批礼品。常沙娜设计的真丝头巾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样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设计过程中，林徽因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她一说，常沙娜就有了灵感，马上设计出来了。

常沙娜还设计了一件景泰蓝和平鸽大圆盘，熟褐色的底子，白色的鸽子，加上卷草纹，既有敦煌风格，又是现代的。这件作品至今仍摆放在常沙娜居所的客厅，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

1951年，常沙娜在林徽因指导下设计的景泰蓝和平鸽大盘。

上述会议开幕以后，赠予各国代表的那些礼品反响非常好。常沙娜很多年后还记得苏联芭蕾舞蹈家加林娜·乌兰诺娃的赞美：“这是新中国最漂亮的礼物！新的礼物！”

两年时间里，林徽因不断地给常沙娜她们上课，传授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知识，特别是讲解中国传统的历代图案，分析其时代演变和发展规律。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还拿出自家珍贵的藏书给她们看。

常沙娜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林徽因拿出一本德国出版的欧洲和中近东的图案集，给她们讲隋唐文化和中近东以及欧洲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林徽因感慨道：“我们也应该整理出一本中国自己的历代图案集！”她说她一直不甘心，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历朝历代都有那么多好的图案，无论彩陶、青铜器、漆器、壁画，都是非常丰富的装饰图案遗产，为什么没有人把它整理起来，出一本完整的书？林徽因甚至草拟了一份《中国历代图案集》的提纲。

“她就是躺在那里，靠在一个大枕头上，滔滔不绝地说话，一激动脸上就泛起红晕，明显是累了。”在常沙娜的眼中，先生林徽因外表看着温婉柔弱，做事的韧劲、魄力却不输男子，才华出众。

“她十分羡慕现在的年轻人，手机、相机随手记录，当年她追随林徽因工作，没有任何影像设备，没能和林徽因留下一张合照，这件事让她遗憾至今。”常沙娜的好友、常沙娜艺术中心创始人黄炫梓说。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清华大学营建系里的文史、艺术类教师都调离了清华大学，常沙娜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实用美术系。林徽因在1955年辞世，次年，常沙娜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延续工艺美术事业。

六封信

1962年，常沙娜带中央工艺美院的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去看望住在那里的伯父。伯父忽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

当年，母亲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和那位赵姓军官结了婚。没过几年解放了，军官遭到审查，被监禁起来，最后病死狱中。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陈芝秀，时有联系。

面对大伯突然的提问，常沙娜心中五味杂陈。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多年来我过着失去母爱的生活，太早体味到悲苦心酸，对妈妈的绝情痛恨之至。”但随着年岁增长，境遇改变，她逐渐体会到了女性的心态，开始理解母亲当年的处境和背离的原因。“再想起她时，我心中的恨意竟如同气候转暖后的冰川，开始一点点融化了。”最终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次见面，时隔17年，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长相漂亮、打扮入时、谈笑风生的母亲，怎么变成了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这还是当年那个把我从巴黎带回祖国，在贵阳死里逃生、在重庆憧憬安宁的母亲吗？”赵姓军官去世后，陈芝秀身无所依，又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上替人洗衣服补贴家用。

“她不是我母亲了，她只剩下一个躯壳。”回忆起母亲，晚年的常沙娜对好友黄炫梓说。

那天见面，常沙娜什么话都没说。但从此，她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后来，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通过大伯转交，中间“文革”时断过几年。“文革”结束后，常沙娜不再通过大伯，直接给母亲寄钱。

“成为母亲之后，常沙娜格外心疼自己的母亲。”黄炫梓说。后来，每次收到钱，陈芝秀都会写信来，告诉她钱花在哪里——“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信末落款常是“苦人母字”“可怜人秀”，字里行间满是悔恨与悲凉。1980年7月，陈芝秀去世。

年过九旬之后，常沙娜有一段时间时常翻看母亲陈芝秀晚年从杭州寄来的六封信，感慨不已。“母亲对外婆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崔冬晖说，“她常常和我提起外婆，拿出那些信给我看，信里充满了忏悔。”

后来常沙娜对敦煌学者、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说：“母亲20世纪30年代中在巴黎时，已经是一位颇有创作才能的青年雕塑家；她40年代初在敦煌莫高窟，也曾经用雕塑作品来配合和扶助我父亲保护与弘扬敦煌石窟艺术的工作，她本可以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雕塑家。”

常沙娜曾在访法时寻访母亲留在那里的两件雕塑作品，可惜只见到照片；也曾请敦煌研究院的同仁查找院内是否还有母亲的作品，同样没有寻获。她说：“母亲晚年写给我的六封信，成了交织着迟来的母爱与深深遗恨的物证。”

每每与常沙娜谈起陈芝秀，好友黄炫梓时常劝慰：“或许当年母亲离开是有苦衷的，本想在外面安顿好再接孩子团聚，可时局变幻，世事无常，她自身漂泊无依，根本没有能力来接子女。”

“应该是这样……”常沙娜说，成为母亲后，她才能体会陈芝秀的不得已。母亲出走时，她已经十四岁，她知道母亲曾经爱过她，可是弟弟常嘉陵不知道。常沙娜弟媳王福兰说：“当年常沙娜赴美留学后，常嘉陵回到杭州，寄居在大伯家，大伯每周末都会带他去街上吃一碗馄饨，那会时常有一个妇人偷偷去看他，常嘉陵知道那是母亲，但不肯认。直到后来母亲去世，他都不肯认。”

“不能把所有过错都归于母亲，父亲常书鸿也有责任。”常沙娜晚年时说。尽管如此，她还是最记挂父亲，年过九旬的她常把“我爸爸”、“我父亲”挂在嘴边。

常沙娜现在还记得父亲1939年在昆明为她创作的《沙娜像》。采访那天，她对澎湃新闻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张画是我父亲常书鸿亲手画的，画里的小女孩是年少的我。”

1939年在昆明时，常书鸿画的《沙娜像》。

“她经常对着常书鸿的照片说话，问父亲在天上过得好不好，向父亲汇报自己的近况，她说‘您看我这么老了，也从未忘记自己是敦煌人，也一直在讲敦煌’。”黄炫梓说。

唯独亏欠

“她也经常对着丈夫崔泰山的照片说话，对着丈夫，她会流露柔软、撒娇的一面，埋怨对方早早离开，留自己孤身一人。她说：‘你看他一直这么笑眯眯地看着我，你说他过分不过分。’”黄炫梓说，“那时她思路还清晰，能完整说出这些心里话。”

现在，尽管常沙娜记忆大幅衰退，看着照片，她依旧能认出那是自己的丈夫，会喃喃自语。黄炫梓说：“有一天，她突然笑着跟我说‘崔泰山长得很帅’。”

常沙娜与先生崔泰山的合影。

常沙娜一生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是她留美时认识的，上海人，家境优裕。两人回国后于1953年结婚，当时常沙娜只有二十二岁。婚后因无法适应对方的家庭习惯，且夫妻感情日渐淡漠，最终协商离婚。这段经历在她的回忆录中仅一笔带过，连对方姓名都没有提及。

1961年11月，常沙娜参加了由民间外交使者、学者楚图南先生率领的“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日本，其间认识了随团担任日文翻译的崔泰山。后来在父亲常书鸿的撮合下，1963年冬，常沙娜与崔泰山结婚。

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二十六年，“真正感受到了夫妻的恩爱”。

有一年，作为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常沙娜为学院的事忙得精疲力尽，很少过问家里。崔泰山当时患有糖尿病，开始变得消瘦，常沙娜是知道的。看她太忙，崔泰山身体不舒服也没有告诉她，独自去医院看病，回来也不多说什么。至于崔泰山吃什么药、怎么吃，常沙娜都顾不上问。后来得知崔泰山一直在吃雷米封，常沙娜大吃一惊——当年在林徽因、梁思成身边，她就知道雷米封是治疗肺结核的。她埋怨丈夫，为什么得了肺结核都不说。崔泰山没有言语。

一两天后，常沙娜陪丈夫去医院复查，竟发现是误诊。她这才知道雷米封伤肝，而丈夫已经毫无必要地吃了三个多月，肝已肿大、有腹水，最终医院诊断其为“诱发性肝癌”。因为肝水肿，崔泰山的脚也肿了，鞋子穿不上。住院前，常沙娜陪丈夫去王府井买了一双他喜欢的布鞋——那是两人最后一次一起上街。

崔泰山住院那段时间，常沙娜每天上午到中央工艺美院上班处理事务，下午去看他，没能全身心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日子。而崔泰山一直反过来安慰她：“你忙你的吧，我挺好的。”四个月多后，崔泰山在医院去世，年仅62岁。

崔泰山离世后，悲伤加上学院工作的沉重压力，几乎让常沙娜难以支撑。但她每天强迫自己全力以赴地工作，用忙碌压抑悲伤。可晚上一回到家，她就难过得无法忍受。孤身一人时，她忍不住哭喊丈夫的名字，时常无法抑制地自责。“如果我不那么操心学校的事，稍微关心一下老崔，情况或许就不会这样！后悔啊，我这个妻子是怎么当的？……”常沙娜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那段时间，常嘉陵和王福兰时常去探望。“姐姐家里到处都摆着姐夫的照片。她总说‘你姐夫走得太早了，那么年轻，我对不起他’。她总觉得平日里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大小事大多是姐夫操心，才把他累垮的。”王福兰说，常沙娜说这些话的时候，情绪十分平静，可言语间满是自责。

每当常沙娜回忆起当年与崔泰山的恋爱往事，黄炫梓还能感受到她脸上的羞涩和眼里的笑意。有一天，常沙娜主动拿出早年怀孕时在北京植物园和东北旺苗圃画的花卉写生——厚厚一沓，每幅画旁都配有崔泰山亲笔题写的小诗。她画小雏菊，他就围绕雏菊向阳的特质写诗，二人互相勉励。

“这些作品数量很多，从未出版，外界几乎没人知道。”黄炫梓说，“从这些画和小诗里，能清晰感受到他们深厚的感情。”

在王福兰的印象里，姐夫为人随和包容，脸上总带着笑意。姐姐则性格直爽，从不藏着掖着，有时候姐姐说话直来直去，姐夫会轻声提醒她。“他俩从没吵过架。连红脸生气的时候都没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基本都是我姐姐说了算，姐夫事事包容。”

有亲朋好友当着常沙娜的面聊起两人的日常，说常沙娜性格强势，崔泰山事事顺从包容。常沙娜听后不会直接反驳，会说，不是崔泰山一味忍让，是他懂她、深爱她，才愿意处处迁就、宠她。

常沙娜晚年私下曾说：“这辈子我对得起所有人、事、物。父亲常书鸿托付我传承敦煌文化的心愿，我践行至今；林徽因先生嘱托我的设计事业，我坚持完成。唯独亏欠丈夫崔泰山。”

常沙娜临摹敦煌壁画作品：禅修，西魏285窟，38x51.5cm。

常沙娜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八臂十一面观音，晚唐，窟号不详，109x65.5cm。

梦回敦煌

崔泰山离世后不久，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步入晚年，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于1994年辞世。

在崔冬晖的记忆里，外公常书鸿91岁那年接受采访，依然思路清晰，对答从容，看不出丝毫病痕。转折发生在92岁，一次腿部摔伤让他长期卧床，记忆的消退才陡然变得醒目。

黄炫梓回忆，在92岁以前，常沙娜的状态一直相当不错，思维清晰，虽然偶尔会忘些小事，但只要旁人稍作提醒，她便能完整地追忆过往，谈笑自如。真正的改变同样出现在她92岁之后。

新冠疫情期间有一阵子，崔冬晖无法上门探望，只能通过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远远地看着独居的母亲。他常常在深夜里，看到母亲独自一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后来，当他终于能去看望时，常沙娜打开门，望着他说出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是谁？你是哪位同志？”

“阿尔茨海默病最折磨人的地方，就是它会一点点把人记忆抽走。”崔冬晖说，“如今，除了敦煌、家人，还有日夜陪在身边的团队伙伴，外面的人和事，母亲大多已记不清楚了。只要一提起敦煌，她的脸上就会浮现出欢喜的神色。”

采访那天午后，在她卧室的书桌旁，我们一同翻看她案头那些与敦煌相关的旧书。其中一本《敦煌历代服饰图案》端端正正摆在正中，书名由常书鸿亲笔题写。书的来历，要回溯到1959年那个暑假。

当时，常沙娜带着中央工艺美院的两位同事，赶赴敦煌莫高窟，用一整个假期，将历代壁画与彩塑人物服饰上的纹样，按年代分类收集、临摹整理，最终汇成彩图328幅。那年，她满心都是重返故地的喜悦，还拉着同事去了月牙泉、阳关。她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那时我们都还年轻，骑马骑骆驼，光着脚爬鸣沙山，玩得尽兴极了。”

“这本书，是她毕生心血所系。”崔冬晖说，“她系统梳理了敦煌各个时期的纹样，厘清了脉络。如今我们做相关研究、文创开发，都离不开这套底本。”他补充道，“当年莫高窟壁画保存状态最好的时候，只有她能精准还原壁画色彩、人物造型、面部神态，能清晰辨别北魏、初唐、盛唐、宋代等不同时代的艺术特征，分门别类，条理分明，准确而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