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评｜今天我们为何还需要一部《四渡》？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上世纪60年代，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足以比肩世界战争史上任何经典战例。毛泽东却如此回应，“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这个“得意之笔”，曾以多种艺术形式植根于国人记忆。1965年《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推出经典战争片《四渡赤水》。而今，历史与银幕再度交汇。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热映，此时距离上一部同题材影片，已过去四十多年。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一部《四渡》？

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来临之际，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电影拥军主题活动，《四渡》在部队和各地退役军人、优抚群体中深受欢迎。从机关到基层，从内陆到海疆，光影流转间，91年前的烽火岁月与新时代的强军脉动，在此刻同频共振。

无论是更好挖掘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光彩，还是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努力奋斗，一部全新的《四渡》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电影《四渡》海报。

突围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而四渡赤水，正是这一伟大转折在军事上落子的关键一跃。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对的，几乎是一盘“死棋”。

蒋介石调集湘军、川军、滇军及嫡系中央军约40万兵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而红军仅3万余人，双方兵力、装备悬殊至极。更严峻的是，红军自长征以来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苦战消耗，弹药匮乏，元气大伤，“红军又到了存亡关头”。

这便是四渡赤水的起点，一场远非“以弱胜强”所能概括的突围。这一战役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存亡突围，更是路线、思想与精神的三重突围。

第一重突围，是战场上的生死博弈。一渡赤水，土城青杠坡战斗因敌情侦察有误而陷入僵局，毛泽东当机立断，“撤”，主动放弃原北渡长江计划，西渡赤水，拉开四渡战幕。二渡赤水，红军利用敌军误判其北渡长江的心理，挥师东进，连取桐梓、娄山关，再克遵义。三渡赤水，红军佯动再入川南，待蒋介石调集重兵围拢，红军已从敌军夹缝中悄然穿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诱出滇军、巧渡金沙江，红军最终跳出了40万大军的合围圈。

电影《四渡》讲述的，正是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后，在绝境中奋起突围、书写四渡赤水传奇的故事，还原“一场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一次绝地逢生的惊险突围”。

第二重突围，是路线与思想的破局。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决策核心后，亲自指挥的第一个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不仅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更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意味着，这场突围不只是跳出40万敌军的包围圈，更是跳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桎梏，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节点。

第三重突围，是精神层面的升华。3万红军在40万敌军缝隙中穿插，靠的不仅是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更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坚定信念。据记载，四渡赤水历时三个多月，“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000余人”。这组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战士用血肉之躯撕开的生命通道。

四渡赤水的突围之所以被称为“得意之笔”，不在于这场战役仅仅是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而在于这场战役证明了一个根本命题。一支队伍若在思想上、路线上、精神上同时完成突围，那么即便40万敌军的铁壁合围，也不过是一团“拆乱了的线团”。

电影《四渡》所做的，正是把这三重突围从史料中“请”出来，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影像。

电影《四渡》剧照。

突破

如果《四渡》仅仅满足于“重拍一次四渡赤水”，这部影片便失去了价值。观众早已熟知历史的结局，红军赢了。悬念何在，张力何在？

导演徐展雄团队的答案是，“在一些主要情节上，我们用了悬疑片的方式，限制性视角和两方的对比，用更加商业片和类型片的叙事手法来重新讲故事。”《四渡》既是中央红军绝境突围的影像再现，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艺术表达上的一次突破尝试。

首先是叙事视角的“双向博弈”。主创团队从史料挖掘与叙事技法两个维度同步发力。内容上深入挖掘近年党史研究新成果，首次完整铺陈军委二局情报战线这条此前影视作品较少触及的线索，凸显情报工作对于战局的关键作用。徐展雄在接受中青报专访时坦言，“在一些主要情节上，我们用了悬疑片的方式，用限制性视角和双方对比，以更加商业片和类型片的叙事手法重新讲故事”。

影片第三、四渡赤水的高潮段落，采用反转式结构。先以蒋介石阵营视角展开，展现其坐镇贵阳、自以为稳操胜券的骄矜，直至前线传来红军兵临城下的急报，视角骤然翻转，再切回毛泽东视角，完整回溯整套迂回战术的布局。通过双方视角交错与信息差制造强烈戏剧张力，即便观众熟知历史走向，依然能感受到战场博弈的紧迫与凶险。

这种“红蓝分镜、隔空对弈”的呈现手法，被徐展雄设计成毛泽东与蒋介石一局横跨时空的“同桌对弈”，借助冷暖色调区分双方阵营。徐展雄解释，通过这种方式，观众可以看到双方虽远隔千里，但都在依据对彼此的判断作出决策，大大增强了理解上的直观感。

其次是技术赋能的“手搓”战术呈现。过去的战争片多依赖“地图上插旗”来展示战术，《四渡》则另辟蹊径。影片通过微型沙盘配合针孔摄像机，让镜头跟随指挥者的手势“走进”山川河谷，将地形、兵力部署与战术意图直观化。在娄山关一战中，借助镜头语言与蒙太奇，将双方决策者置于同一空间对峙，戏剧张力达到峰值。

同时，影片灵活切换视点，时而跟随高层骑马视察地形，时而贴着基层战士的脚底踏过泥泞碎石。配合剪辑节奏，情报传来、敌军调动、命令变更，行军速度与摄影机运动亦随之变化。徐展雄说，“我们要让观众始终感受到‘我们在被追、在被围、在找缝隙突围’的紧迫感，而不是单纯的走路”。

谈及“如何让现代的年轻人看得懂、看得进去”，导演称，用全新的影视语言重新讲述。在叙事上大胆借鉴了悬疑片手法，打破传统战争片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转而采用限制性视角。

此外，细节美学上深植“贵州密码”。徐展雄在创作谈中特意提及片中道具的考究，“这些道具都是我们实地调研并查阅历史资料后专门加进去的”。比如红军占领遵义后战士们分食的刺梨干；毛泽东排兵布阵时随手摆弄的红辣椒和红豆，均非闲笔。

四渡赤水不是在抽象的历史空间中发生的，而是深深扎根于贵州特定的山水、气候、物产和人文土壤之中。为此，主创团队走遍了遵义、土城、青杠坡、娄山关、太平渡、二郎滩、茅台、苟坝。徐展雄感慨，“只有亲自来到贵州，站在赤水河边，才能明白，唯有这样特殊的地形，这样一个独特的省份，这里的山形地貌与季节流转，才能真正孕育出这个奇迹般的故事”。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群像叙事成为《四渡》最显著的叙事突破，赋予了普通战士更多的叙事分量。

影片中红军收留小战士阿金的情节尤具感染力。“他不是累赘，他是红军的种子。”阿金与赵德发都出身穷苦家庭，长征路上互为依靠，阿金在赵德发的引导下褪去莽撞，成长为真正的战士。赵德发与朱会永一武一文，性格互补；郭闯刚毅隐忍，罗兴山开朗无畏。每个战士都独当一面，彼此托举，战火中的人性光辉格外动人。一颗分享的刺梨干、一顶接力传递的军帽、一次把生的机会留给战友的选择，这些隐匿于影像中的细节，让九十年前的青春与热血跨越时光，依然在大银幕上鲜活生动。

有专家认为，“影片以快慢交织的剪辑节奏，搭配干净凌厉的动作设计，使战争场面摆脱程式化，更容易引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振”。正因如此，观众能从细节中读懂“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坚定信念，读懂红军的临危不惧，读懂军民的患难与共。“正是这些普通战士的身影，让宏大叙事有了温度，让长征历史可知可感。”

一定程度上说，《四渡》的艺术突破，本质上是一场“语法”突围。这部影片用悬疑片的节奏、战争片的质地、群像片的温度，把一位80后导演眼中的四渡赤水，讲成了当代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去感受的故事。

电影《四渡》剧照。

突显

据史料记载，踏上长征之路的红军，是世界上不曾有过的一支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14岁至18岁的战士至少占40%。由此可见，四渡赤水，是一群“00后”“10后”创造的军事奇迹。

而今天坐在影院里的年轻人，身处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他们有开阔的眼界，平视世界的自信；他们面对多元选择，领略过丰富多样的文艺资源。

这是一部拍给年轻人看的电影。监制刘伟强对徐展雄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如何让年轻人走进电影院？如何让他们真正走进《四渡》的故事？关键在于价值观的传递不仅要有力，更要有方，巧妙突显。

徐展雄在贵州采风、拍摄期间，最打动他的，是那些细碎而真实的历史瞬间。许多来自穷苦家庭的年轻战士目不识丁，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然而，即使在四渡赤水这样极度艰难的时刻，他们仍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求。行军途中，战士们的背包上往往写着字，以便身后的战友边走边学。

这个细节极具当代感。今天的年轻人身处终身学习的时代，而九十年前的年轻红军，却把背包变成了“移动识字板”。银幕上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仍不忘学习、识字，影院里的年轻观众很难不被触动。对知识的渴望，从来与境遇无关，只与信念相连。

《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四渡》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封从1935年寄往今天的信。信里写着：无论多难，都不要放弃。希望各位在观影时，都能收到这封跨越90年的信，也都能从中获取到勇气、智慧和力量。”

可以说，这句话精准地击中了当代很多年轻人的精神境遇。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学业、就业、生活、婚恋的多重“围追堵截”。虽无40万敌军，却有40万种焦虑。四渡赤水给出的答案是，绝境从来不是终点，而是转折的起点。“有时向东，有时向西”不是摇摆不定，而是寻找出路的智慧。

正如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古蔺白沙场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所写：“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方法论？

“跟着红旗走”的信念，也需要在新的时代重新生发。当年，年轻的红军战士靠着这份朴素而坚定的信仰穿越雪山草地。今天，新时代的年轻人如何更加坚定？

《四渡》给出的路径不是靠说教，而是通过具象的青春镜像。银幕上那些与观众同龄甚至更小的战士，在赤水河的冷雨中咬牙前行，在娄山关的悬崖上攀岩突击，在二郎滩开仓分盐时与百姓深情相拥，信念便不再是一个抽象词汇，而是一张张可感可知的青春面孔。

另据报道，拍摄期间正值严冬，贵州警察学院、黔南职业学院等学校近2000名学生志愿参与影片演出，在零摄氏度气温中穿着草鞋、背着装备在泥泞中奔跑，没有一人退缩。他们不只是群众演员，更是这场精神传递的亲历者。年轻学子在赤水河畔重走长征路、在镜头前演绎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本身就是“长征精神代代传”最鲜活的注脚。

如果这部影片能让更多年轻观众在走出影院时，对“为什么而出发”多一份思考，对“绝境中的选择”多一份勇毅，那么这封从1935年寄往今天的信，就算真正送达了。

6月9日，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举行。新华社图

照亮

导演徐展雄在刊发于《人民日报》的创作谈中写道，“我们总以‘出奇制胜’‘出奇兵’来形容这场战役，但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这个“每一个人”，正是《四渡》最想突显的价值锚点。

回到开篇的问题。在《长征组歌》已然传唱、1983年版《四渡赤水》早已定格在胶片之上以后，今天为何还需要一部《四渡》？

答案藏在三个坐标之中。

历史坐标上，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是一个需要也必须重新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刻。三万红军在贵州山水间绝地突围的故事，不应尘封于史料，这部故事需要在大银幕上被一代新人重新看见。

地理坐标上，只有贵州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土地，才能孕育出四渡赤水这样的奇迹。也只有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的《四渡》，才能将这种“地缘上的突围”讲到极致。

精神坐标上，当年红军战士平均年龄不足20岁，他们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2026年的年轻人走进影院，看到的不是神坛上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一群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战友，在绝境中用脚步、信念和生命，将“不可能”三个字改写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也许，一部电影不能替代历史研读，不能替代现场瞻仰，也无法代替每个人对自身“新时代长征路”的独立求索。但这部“注重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的影片做对了一件事，让“突围”这个90年前的军事术语，重新成为当代年轻人面对困境时一种可感、可用的精神资源。

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还需要一部《四渡》的真正理由。

银幕暗下，赤水河的涛声渐远，年轻观众带走的，不应仅仅是一段战役记忆，更应是一种被重新点亮的信念。无论处境多么被动，只要敢于突围、善于突破、信念突显，40万敌军的围堵，也挡不住一支有信仰的队伍，走向属于自己的“金沙江”。

一代代人在苟坝会议会址踏上的那条田间小道，正是毛泽东当年在漆黑夜里提着一盏马灯走过的那条小道。今天，《四渡》便犹如这盏马灯。这盏马灯或许不那么耀眼，但足以照亮一段需要被这个时代铭记并坚定前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