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有

逛庙会那几天，是小时候最期盼的日子。

庙在村东头的土坡上，不大，青砖灰瓦，檐角翘起，挂着几个生了锈的铃铛，风一吹叮当响。庙前是一片空地，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后，戏台子就搭起来，杉木杆子支着帆布顶，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戏班子是从山西那边过来的，一车人，带着行头箱子，哗啦哗啦地来了。大人们说他们是晋剧班子，走州串县，哪儿有庙会往哪儿赶。

可庙会从来不只是戏。

庙门外的土路上，早几天就摆满了摊。耍猴的汉子敲着铜锣，猴子戴着红缨小帽，翻跟头、作揖、骑小车，围了一圈孩子拍手叫好。卖烧烤的摊子支着铁架子，羊肉串在炭火上滋滋冒油，撒一把孜然，香得能把半条街的人勾过来。还有卖布娃娃、塑料枪的，卖锅碗瓢盆、小板凳的，卖花花绿绿被面的——大人挑家具，小孩盯着玩具，各取所需，谁也不空手。庙会变成了一场大集，戏台子是其中最亮的那盏灯，却从来不是唯一的光。

那时候看戏是全村最热闹的事。天还没黑透，板凳就摆满了。长的、短的，木头钉的，马扎子，什么样式都有。老人们坐前排，衣襟上别着手帕，手里攥着旱烟袋，烟锅里烧着旱烟叶子，味儿呛人，但没人嫌，闻着就是庙会的味儿。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追着跑，被大人一把薅住，按在膝前，说“老实坐会儿”。可哪里坐得住，台上锣鼓一响，先探头看几眼，又被炸串摊上的香味勾走了。

我那会儿常挤到台前，仰着头看。戏台上的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袍子，脸上涂得红的红白的白，一开口，嗓子亮得像要从胸腔里挣出来。我听不太懂他们在唱什么，只认得那个甩袖子的女人，袖口一甩一甩的，像捉不住的风。锣鼓敲起来的时候，整个台子都在震，底下的掌声也跟着震，老人拍腿，小孩拍手，热闹得像要把庙掀了去。

有一回，演的是晋剧《算粮登殿》。台上薛平贵一掀帘子出来，蟒袍玉带，台下的老汉就眯着眼睛跟旁边人说：“这角儿是山西来的，唱了十多年了。”语气里带着一种认得的亲热，好像那薛平贵是他家亲戚。那时候不懂，现在想起来，老人们看的不是戏，是戏里的人。他们认得那些脸谱，听得出那些唱腔里的悲欢，因为他们自己也在那些故事里活过一遭。戏台上唱的是帝王将相，台底下坐的是一辈子种地的庄稼人。可锣鼓一响，所有人都一样了，都一样地入戏，都一样地跟着叹气、跟着笑。

戏散场总是很晚。散了戏，人群慢慢往庙外头走。有拉着孩子手的，有扛着板凳的，有人还在哼着刚才那几句唱词，调子散在夜色里。庙门口的卖糖人收摊了，剩最后一支糖画插在草把上，风吹得微微晃。戏台子上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最后只剩庙门口一只白炽灯，照着空荡荡的台阶。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有。

后来我从乡里搬到镇上，又出去念书、工作，庙会也还年年办，可我回去得越来越少了。有一年七月十五，我专门抽空回去了一趟，想再看一回戏。

戏台还在，还是那个位置，台板换成了铁架子，看着结实了，也更冷了。台底下稀稀拉拉坐着些老人，都是满头白发了。几个中年人带着小孩坐了一圈，孩子低头刷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台上。戏班子还是从山西来的，换了年轻面孔，唱得还是那些老段子。可锣鼓响起来的时候，掌声稀稀拉拉的，像雨没下透就停了。

我站在后排看了半出戏。台上的驸马还是甩着袖子，唱腔还是那么亮，可怎么听，都少了点什么。少了小时候那种从胸腔里往外顶的热闹。少了那种全村人挤在一起、身上挨着身上的暖和。

更让我愣住的是，庙门外那条曾经摆满摊的土路，如今空荡荡的。耍猴的没了，烧烤摊没了，卖玩具的、卖家具的、卖被面的，全都没了。只剩下戏台子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像一个人守着一场旧梦，却忘了梦里原本还有许多人。

曲终人散，我拖到最后才动身。戏台灯火尽数熄灭，偌大场地空荡荡一片。晚风卷着地上的碎纸片，贴在木柱底下，簌簌作响。记忆猛地跌回儿时，从前每次散戏，我总赖着不肯离去，一心等着演员卸妆。看他们一点点拭去满脸浓艳油彩，露出寻常平淡的眉眼，可在年幼的我眼中，他们依旧是台上风光无限的神仙。

如今那些神仙老了，走了。戏台还在，锣鼓还在，只是没有观众了。而那些曾经围着戏台的烟火气——耍猴的铜锣、烧烤的烟火、大集的人声——也都散了。

我把板凳收好，往庙外走。庙门口的糖人摊没了，老榆树还在，树影落了一地，风吹过来，碎碎的，像撒了一地的旧时光。

我忽然明白了：庙会从来不只是戏台，戏台也从来不只是唱戏。那些锣鼓声里，藏着的是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温度，是一个地方活着的气息。当摊子散了、人群散了、孩子不再围着戏台跑了，戏台就成了一个空壳子——唱的还是老段子，可段子里的悲欢，已经没有人懂了。

我们总以为有些东西会一直等在那里，等我们有空再回去看。可很多东西，不是它不在了，是它存在的方式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