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转折｜社民左翼崛起，美国处在“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夜”？

2026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从国会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换届。在美国目前政治撕裂、两党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此次中期选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2026年亦是美国国际国内政治相当不平静的一年，前有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战遭遇中国反击而宣告失败，后有美国陷入伊朗战争的泥潭而招致广大民众不满。在最新的一系列民调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6%-39%。民主党希望借此次中期选举一举夺回国会，扭转在与共和党竞争中的劣势，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做好准备。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3日，美国纽约，一所投票站里摆放着“我已投票”贴纸。视觉中国 图

目前，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初选中确实表现不俗。从目前的民调预测来看，民主党至少有望重新夺回众议院。然而，当前选举结果中一个令许多人都始料未及的变化是民主党左翼力量的崛起，尤其是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简称DSA）背景的候选人的崛起。5月19日，宾州众议员克里斯·拉布（Chris Rabb）赢得宾州第三国会选区民主党初选。6月23日，DSA候选人克莱尔·瓦尔德斯（Claire Valdez）和达里亚利扎·阿维拉·谢瓦利埃（Darializa Avila Chevalier）分别在纽约第七国会选区和纽约第十三国会选区民主党初选中胜出。其中，谢瓦利埃击败了五任现任众议员阿德里亚诺·埃斯佩拉尔特（Adriano Espaillat）。6月30日，民主社会主义者梅拉特·基罗斯（Melat Kiros）击败了任职近30年的众议员戴安娜·德吉特（Diana Degette），在科罗拉多州第一国会选区初选中胜出。而在地方和州级初选中，DSA候选人在华盛顿特区、洛杉矶市、纽约州、马里兰州、宾州、肯塔基州和乔治亚州等地都颇有斩获。据美国保守派报纸《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的一篇报道统计，DSA本周期约背书的150名候选人，截至6月底，已有35人赢得初选或在无竞争情况下晋级。这是美国自冷战结束至今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很多都很年轻，例如瓦尔德斯是36岁，谢瓦利埃为33岁，在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中势头正猛的韩裔候选人弗朗西斯·洪 （Francesca Hong）37岁，基罗斯则只有29岁。可以说，此次选举周期中民主党左翼的崛起，呈现出候选人年轻化、依赖基层动员并由大城市向郊区蔓延的趋势。除选举胜利之外，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本身也快速扩张，在全国范围内已有超过12万名会员。

作为对当下选情的回应，美国左翼政治的标杆性人物伯尼·桑德斯在近期发布的一个面向选民的视频中称，他认为美国正处在“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夜”，“为此我们已经奋斗了很久”。桑德斯对于当前左翼候选人的选举胜利深感欣慰，其中很多人都获得了他的背书。桑德斯认为这是一场草场政治运动的胜利，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既对抗“给美国带来无数灾难”的特朗普政府，又对抗商业寡头。他说，“我想你们都知道，我们的政治革命，我们的草根运动，从来都不是为了选出某一个人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伯尼·桑德斯，也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人。我们是在发起一场要在各级政府中选出进步派的运动，为的是争取一个代表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代表那百分之一的政府。”

美国此轮左翼民主党人的崛起，最早应该追溯到在2025年纽约市长选举中高调胜出的穆斯林候选人、34岁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在参与纽约市长竞选之前，马姆达尼于2020至2025年担任纽约州州议会众议员，代表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和长岛市。在2025年纽约市长选举民主党初选中，他挑战资深政治人物、前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并以10个点的优势胜出。在同年11月的大选中，他再次以近10个点的优势胜出，当选纽约市第112任市长，成为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和百年来最年轻的市长之一。马姆达尼竞选的核心议题是可负担性（afffordability），主要政策包括：提供全民免费幼儿护理；冻结租金稳定类住房的租金；优化公共交通服务，长期目标是免费公交；建立市有食品超市以降低食品价格。此外，马姆达尼还主张扩张公共服务，2030年将法定最低工资提高至30美元，反对大资本政治献金，并持支持巴勒斯坦、公开批评以色列的左翼外交立场。至于扩张公共福利的开支，马姆达尼主张通过提高企业税和针对年收入一百万美元以上人士额外征收一项2%的税收来提供。不过，现任纽约州长、建制派民主党人凯西·霍楚尔（Kathy Hochul）已经表示她不会支持对富人加税的政策。

当地时间2026年8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市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出席经济适用房项目奠基仪式。视觉中国 图

马姆达尼的胜选具有标杆性作用。作为美国的金融、文化和媒体中心，纽约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叙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位左翼进步派人士击败资深建制派当选纽约市长，在2026年中期选举年之前的重要关口，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媒体分析马姆达尼胜选的原因在于他的“可负担性”竞选纲领在当下美国（尤其是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住房负担高企、高通胀率下生活成本高昂的经济环境中与选民核心诉求产生共振。他善用社交媒体，持续提高曝光度，深受年轻选民欢迎。另外，马姆达尼还展现出在选举政治中类似“玄学”但又不可或缺的个人魅力。他的镜头前和选举活动中表现出的真诚、积极和亲和力赢得了纽约人的好感，尤其是在和竞争对手、深陷性丑闻的前州长科莫以及陷入腐败丑闻的前任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相对比的情况下。马姆达尼的胜选无疑提高了美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的知名度。 在他之前， 美国最知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当属亚历山德里娅·奥卡里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一般简称AOC）了。奥卡里奥—科尔特斯是代表纽约州第十四选区的国会众议员，2018年击败十任现任议员在初选中胜出一举成名，后在2020、2022和2024年竞选中连任。奥卡里奥—科尔特斯和伯尼·桑德斯关系密切，其政治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桑德斯重合。她的政纲包括支持工会、全民医保、公立大学免学费、提供就业保障、绿色新政，以及废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作为美国政治中左翼边缘的代表，伯尼·桑德斯和亚历山德里娅·奥卡里奥-科尔特斯在过去一直被保守派和中间派民主党人看作“激进分子”或“极端分子”，遭到两派的批评。桑德斯并非DSA的一员，但自称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在美国长期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下，自称社会主义者确实很容易变成被攻击的目标。事实上，在美国政治中，进步派、民主党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理念上有不少相互重合之处，在讨论中也常常被混为一谈。他们通常都支持更好的社会福利、更高的富人税、更强的劳动者保护、气候行动、少数群体权利和反垄断，也都反对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和特朗普主义。进步派和左翼作为对民主党中间派或建制派的挑战力量，近年来已有逐渐抬头的趋势。但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快速扩张、自我认定为社会主义者的政治人物大规模登上政治舞台，却是近期才出现的新情况。桑德斯和奥卡里奥—科尔特斯不再是孤军作战，无怪乎桑德斯会兴奋地对选民喊话，说美国正处于一场“政治革命”的前夜。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视觉中国 图

为什么桑德斯口中的政治革命会发生在此刻？一份盖洛普公司在2025年9月发布的关于美国民众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好感度的调查报告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些许启示。在这份报告中，54%的选民对资本主义持正面评价，这个数据在2021年和2019年的报告中均为60%；有39%的选民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与前两次的数据基本持平。不过，细分来看，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持正面评价的只有42%，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的为66%；独立选民中这两个数据分别为51%和38%；共和党人为74%和14%。虽然在全国层面，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好感度仍然更高，但在民主党选民中却出现了逆转，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超过资本主义的情况。在《经济学人》/YouGov发布的2026年6月26日-29日民调中，民主党受访人中有22%投票“认为资本主义更好”，34%“认为社会主义更好”，58%“对社会主义有好感”。当然，这组数据在共和党受访人中分别为74%，5%和11%。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这组数据为31%，27%和43%；在30-44岁的群体中为36%，25%和33%。此外，虽然“社会主义”这一标签仍非完全正面，但许多被民主社会主义者倡导的具体政策却很受欢迎。在《经济学人》/YouGov今年6月的民调中，52%的受访者支持取消私人医保公司、建立全国性政府医保；55%支持政府承担所有学生的大学学费；57%支持政府建设公共住房；39%更愿意要“提供更多服务的大政府”，35%更愿意要“提供较少服务的小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对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更在意获得年轻选民支持的新一代政治人物而言，已不再是禁忌，反而可能是一个加分项。他们中许多人的选举策略也并非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者标签，而是聚焦于那些可在选民中引起共鸣的具体政策上，特别是与当下大多数人息息相关的“可负担性”议题。

事实上，回顾历史，“社会主义”一词本身在美国并非始终是一个稳定的负面标签。它最被污名化的时候，是在两次“红色恐慌”、冷战和反共政治高涨的时期。但在另一些历史阶段，它也曾以对市政改革、劳工权利、公共服务和经济正义等议题的推动而进入美国主流政治，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1901年，美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它是一个独立于民主党之外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劳工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1855-1926）在总统选举中拿到了6%的普选票，获得了接近90万票。1910年，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1860-1929）当选威斯康星州众议员，成为第一位进入国会的社会主义党人。在地方政治层面，最典型的例子则是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下水道社会主义” （Sewer Socialism）。在1910年到1960年期间，密尔沃基选出过三位社会主义市长埃米尔·赛德尔（Emil Seidel，1864-1947）、丹尼尔·霍恩（Daniel Hoan，1881-1961）和弗兰克·蔡德勒（Frank Zeidler，1912-2006）。他们不谈抽象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理念，而是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提供良好的市政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好。提到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不得不提到罗新福新政。罗斯福新政虽然并非倡导社会主义，但它吸收了许多曾经由社会主义者和劳工运动者推动的议题，例如劳工权利、社会保障、工会权利、失业救济、建设公共工程和政府对经济的更强干预等。此外， 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也不仅仅是一场种族和性别平权运动，本身也有很强的经济正义和劳工政治背景。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的全名是“华盛顿工作与自由游行”，不仅争取“自由”，也要谈“工作”。

当然，进入冷战时期、尤其是麦卡锡时代之后，美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标签直接被和“不爱国”相捆绑，社会主义逐渐变得边缘化。而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崛起，自由市场、私有化、小政府、全球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经历半个世纪的沉寂也成为意料之中的事。而反过来说，民主党左翼、特别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近十年来的崛起也是和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在全世界遭遇挑战这一历史趋势高度重合的。例如，伯尼·桑德斯的走红就和2008年经济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相关，他的反对“前1%”的政纲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志性口号。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包括西欧近十几年政治急剧左转和右转，都是应对全球化失灵的表现。这些新出现的左翼和右翼力量都认为，政党中的中左和中右派已深深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变成技术官僚或“既得利益者”，无力或不愿打破现状。区别在于两派对问题症结的分析和开出药方的不同。左翼开出的药方是反大企业、反金融资本和再分配，而右翼、特别是右翼民粹则将敌人定义为外来人口，主张反移民、反全球化和极端民族主义。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3日，美国纽约，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州众议员、美国众议院候选人克莱尔·瓦尔迪兹在投票站外与选民交谈。视觉中国 图

综上所述，本轮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左翼和民主社会主义者崛起的关键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从理念上看，他们的诉求是对民主党建制派和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右翼民粹的双重反抗，而目前不论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是特朗普政府都显得不得人心。特朗普政府因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失误已跌入民调低谷，而民主党建制派在对抗特朗普政府和几次竞选中都显得软弱无力，且提不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在竞选策略上，左翼候选人紧紧围绕当下选民最关心的“可负担性问题”，并适时回溯有关经济正义、劳工权利和市政服务等在历史上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在“社会主义”一词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的当下，赢得了选民的好感。另一个让左翼候选人获得基层选民好感的因素，是他们在巴以问题上立场鲜明的态度。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攻击。此后，以色列政府以消灭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地区发起了持续的、不对称的攻击，酿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长期以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而现今，左翼候选人，特别是DSA 候选人在巴以问题上采取鲜明的亲巴勒斯坦、反以色列军事行动、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反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立场，并将这一立场和国内民生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停止帝国主义式的对外扩张，停止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援助，转而将关注点收回国内，将用于战争机器的资金投入国内的住房、医保、托育、教育和公共服务上来，提高美国人民的福祉。在巴以议题上明确表态的作用在于，它强化了左翼候选人的道德清晰度和反建制派形象，让他们尤其能动员年轻人、穆斯林/阿拉伯裔选民，以及对民主党建制派外交政策失望的选民。

左翼候选人的崛起当然也伴随着争议。事实上，就在这些候选人在本次选举中成规模冒头之时，批评和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至。目前看来，这种声音更多来自民主党中间派或建制派，主要的批评集中于以下两点：其一，认为DSA候选人会让民主党在全国选举中失去“可选性”。他们认为，虽然这些候选人能够在纽约、费城等深蓝选区赢得初选，但他们的“社会主义”标签会被共和党拿来攻击整个民主党，会拖累民主党在郊区、摇摆州和全国选举中的竞争力。他们的一些政纲也被批评为太过激进。例如，DSA网站上的政策纲领包括号召废除ICE；削减或废除警察系统和监狱；停止为“战争部”拨款、关闭所有海外军事基地；取消所有政治游说；提供公共住房、冻结租金增长等。最近在《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中，多名民主党人和竞选策略分析师对DSA候选人胜选表示担忧，认为不应该由他们来代表民主党这个品牌。其二，认为DSA是在分裂民主党、或是借助民主党平台搞内部夺权。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大西洋月刊》的两名时政记者乔纳森·柴特（Jonathan Chait）和詹姆斯·科奇克（James Kirchick）。他们分别在7月1日和7月21日发表长文，前者称DSA组织内部毫无“民主”可言，根本不能算民主党人。他们依托民主党平台参与竞选，最终将掏空民主党，就像MAGA掏空了共和党一样；后者则将DSA比喻为“寄生虫”，认为他们并非民主党的一翼，而是一个有组织纪律和意识形态目标的独立组织，正在利用民主党的开放初选机制来完成自己的目标。两人都反感DSA利用民主党平台的机会主义竞选策略。科奇克进一步认为民主党主流力量对这种情况不闻不问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应该像英国工党清除内部极左组织Militant Tendency一样，将DSA从自己的内部清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