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评价体系到三代导演对谈：中国电影如何回应观众需求？

8月9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暨影评人论坛”在798艺术区第一车间举行。

活动以“发现好电影，寻找新观众”为主题，立足大众电影百花奖尊重人民选择、重视观众评价的优良传统，聚焦中国电影评价机制创新和传播生态建设，现汇聚专家学者、电影人、影评人、媒体人，以及广大观众于一堂。

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发布现场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正式发布并解读了“中国电影新评价体系”。他介绍说新评价体系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前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三项基本原则：“思想性为统领，艺术性为核心，大众性为面向”。

在评价主体的设计上，新体系组建了一个百人规模的“专业评鉴团”，涵盖五类人群：专家学者、行业专家、媒体人员、影视艺术相关专业学生、院线经理。尹鸿特别解释了将专业学生纳入其中的考虑：“我们希望他们既是青年观众的代表，又是当中一部分有一定电影艺术鉴赏能力和专业素养的一群人。”

尹鸿

三代导演对谈：热爱、挑战与坚持

在随后的圆桌对话环节，监制、导演、编剧黄建新，导演、编剧、制片人贾樟柯，导演、编剧董润年三位不同代际的电影人，围绕“我们为什么热爱电影”展开对谈。

黄建新从个人经历出发，讲述了自己与电影的缘分。他回忆说，6岁时第一次被家长带去看电影，感到“很神奇”，此后便逐渐着迷。入伍期间，他曾从暖气管道爬进礼堂，观看“内参片”。在空军部队的图书馆里，他读到了苏联导演列夫·库里肖夫的《电影导演基础》一书，由此了解了蒙太奇的原理。大学毕业后被推荐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在文学部当编辑，然后学写剧本，偶然机会被调到导演室，从场记、助理导演、副导演一直做到了导演。他感慨说：“拍电影是个会让人上瘾的工作。参与一个项目，作为导演经常要连续工作15个小时以上，如果你不热爱根本就坚持不下去。”

黄建新

谈及好电影的标准，黄建新认为并无定论：“在电影院，就是观众喜不喜欢看是基本准则，但在电影节则不一定，后者可能更看重创新和表达深度。”面对当下电影市场面临的挑战，他给出了几组判断：全国约有一半的人一年不看一部电影，一年400多亿票房主要由2亿观众支撑；碎片化时间占据生活，在大城市看一场电影前前后后要花费4个小时，这对上班族而言在工作日几乎不可能；信息茧房“百害而无一利”，它“锁闭你的触角，把你关进了更小的房子里”。他还指出，电影生产周期大约需要三年，而社会意识转变可能只需要两个月，“这种错位导致大量好电影在上映时观众寥寥”。

贾樟柯则从影迷和导演的双重身份切入。作为影迷，他从小在县城街头长大，电影院不仅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也是形成共同话题的公共空间。他至今偏爱单体独栋的电影院，尽量不去商场影院里观影。他回忆说，自己是在1990年代初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后，才从写小说的文学青年转而投身电影工作。

贾樟柯

贾樟柯坦言导演并不负责解释作品，“观众有权利用所有他的情绪、智慧去解读一部电影，哪怕是过度解读”。他特别提醒创作者要警惕的不是批评而是过誉：“批评很刺耳，但它会让你在创作上有反思。过誉则很可怕，会葬送你的想象力和未来。”对于短视频冲击电影的说法，贾樟柯持不同看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新媒体的竞争，当年在电视、VCD等冲击下，电影面对的危机其实更大。当下观众不愿意走进影院，是因为看电影这事越来越像是一种专门的安排，而在我们小时候走进影院却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情。观影习惯是从小培养的，现在的孩子缺乏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董润年认为电影在当下依然是一种社会刚需。他指出，在电影院与其他观众一起笑、一起哭所带来的情绪释放和群体认同感，是看手机或在家看电视无法替代的。他观察到，随着使用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们越来越被信息茧房所控制，“刷到的内容都很相似，然后会有一种孤独感”。而电影恰恰能将群体团结起来，让人们互相找到认同。

董润年

他认为，在共识正在被打破和重塑的时代，长内容的价值尤为突出：“你想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形成一种共识，只靠十几秒钟的短视频未必能够达到。”面对创作，董润年坦言每部作品都是一次冒险，创作者只能从自我体验出发，“竭尽全力在向前奔跑，试图跟上时代的列车”。他最后呼吁：“只有我们不停地去坚持创作，创作出更多的电影，才有机会出现更多的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