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漫长痛苦的成长期到公路片冒险片：奥德赛无处不在

诺兰导演的新片《奥德赛》即将上映，站在西方文学源头，长达12000余行、鲜少被卒读的《荷马史诗》再次被拉入大众视野。

《荷马史诗》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巨著构成。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是中国的西周末年，而《荷马史诗》写作的特洛伊战争和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所发生的年代则大约对应到中国的商朝晚期——彼时武王伐纣，中国与古希腊共享一种大变革时代的风云激荡。

这两首三千多年前的长诗中有极端的残忍与温柔，荷马写“矛紧紧卡进他的心脏，但那心脏仍在喘息和跳动，摇晃了矛的尾端”，也写“有着粉红手指的拂晓会在他们的哭泣中到来”，死亡伴随着荣耀，西方文学伊始，“空气凛冽鲜活，船队阵容强大，风怒火烈，战役如火如荼，平原上惊马嘶鸣，慌乱摔跌；战士前仆后继倒在尘埃中；思乡与念亲之情如此强烈，而对于温柔与和平的渴望饱受摧残，使得争战双方立即和解，其间即使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沉迷于赞叹对方的高贵和美丽。”美国评论家大卫·丹比这样形容阅读《荷马史诗》感受到的强烈的激动和警觉。

《奥德赛》剧照

这样一个极为鲜活的、篇幅极大的史诗文本对译者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逾八旬的罗念生先生从古希腊文原典开始译注《伊利亚特》，他逐卷翻译、誊抄，在完成前九卷、第十卷译至第475行初稿时，他因重病住院，被迫中断工作。1990年4月，罗念生辞世，临终前将未竟的事业郑重托付给后辈王焕生。

王焕生接过了这份嘱托，他续译了《伊利亚特》第十卷剩余部分，还独立完成了《奥德赛》的全译。至此，两部作品首次以直接译自古希腊语、与原文诗行基本对应的诗歌体形式完整呈现于汉语世界。

1994年，《伊利亚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两代译者跨越生死、接力完成的这一译本，确立了其在中国学界与读者心目中不可撼动的地位。这项跨越两代人的翻译工作，又何尝不是一次奥德修斯式的漫长漂泊。

随着电影《奥德赛》的上映，《荷马史诗》的故事被更年轻的读者再次拿起。

近日，澎湃新闻专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荷马史诗》的责编、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张欣宜。作为一位西班牙语文学专业出身的年轻编辑，她如何与这部厚重的古希腊经典结缘？在王焕生先生的译本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编辑故事？而对于当下年轻人热议的“人生的奥德赛时期”，她又会如何解读？

网格本《荷马史诗》书影

再忆王焕生：毕生浸润于古希腊罗马文学

谈及接手《荷马史诗》的经过，张欣宜坦陈，自己的专业背景是西班牙语文学，与古希腊方向相去甚远。在进入出版社之前，她只是知道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名目，并未系统读过这两部巨著。因此，当得知自己将要负责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编辑工作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觉得荣幸，另一方面压力也随之而来，因为这几乎是一片完全陌生的领域。”

不过，这种忐忑很快被一种踏实感所替代。她了解到，罗念生和王焕生两位先生直接从古希腊语翻译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以及王焕生先生独立译成的《荷马史诗·奥德赛》，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奥德赛》还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这两部书稿也都倾注了前辈编辑们的大量心血。面对这样成熟的稿子，她和同事们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最大程度地尊重译者的文本，仅修改与现代汉语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表达中完全不适宜的部分。

“西方古典拓荒者”罗念生

古典学家王焕生。图片来自中国新闻网

在与王焕生先生的合作中，有两件事给张欣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件是她对王先生“学者型译者”身份的体认。王焕生撰写的译序工整严谨，论述深刻却毫不晦涩，普通读者读来不觉艰深，学术研究者也能从中获得启发。他的译文既讲究准确，又富有文学质感，编辑起来非常顺畅。

第二件则是王焕生对自己“古典学的过渡者”的角色定位。早年，他翻译了大量古罗马戏剧，彼时国内几乎无人涉足这一领域。他接手荷马史诗，是应前辈罗念生之邀，罗先生去世前未能完成《伊利亚特》的全部翻译，王焕生接续了这一工作。他不仅保留了罗念生译文的基本面貌，更承继了那种学者型译者的严谨气质，将两部史诗全部译毕，并根据统一的音译表规范了全书专名。此外，他还是《罗念生文集》的主要参与编纂者。

回忆起王焕生先生的工作状态，张欣宜说，老先生毕生浸润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译介，家中案头常年堆满各类参考文献。她与王先生接触时，年事已高的王焕生已很少亲自动笔翻译，交给她的唯一一部新译稿是古罗马小说《金驴记》。尽管如此，他对《奥德赛》的见解依然犀利。

“比如在序言中，他援引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观点，指出荷马并未堆砌奥德修斯的所有经历，而是紧紧围绕‘返乡’这一核心行动展开叙事，情节详略得当，足见当时史诗创作的高度成熟。由于题材聚焦于‘返乡与相认’，史诗大量运用‘发现’（即身份揭晓）的戏剧手法，为后世的悲剧创作提供了范本。”张欣宜谈道。

《奥德赛》奠定了后世的公路片、冒险片、成长小说的底层结构

王焕生认为，《奥德赛》主要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奥德修斯睿智多谋、坚韧不拔，其经历是对人类与自然抗争精神的颂扬，也折射出古希腊奴隶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佩涅洛佩聪慧忠贞，是世人推崇的妇女典范；就连忠实的牧猪奴，也获得了诗人的赞美。

对于王焕生的翻译风格，张欣宜介绍，王焕生直接译自古希腊语，且是诗歌体，与原文诗行几乎一一对应。张欣宜特别提到了史诗开篇那十句点明主题的诗行，它们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

“请为我叙说，缪斯啊，那位机敏的英雄，/在摧毁特洛亚的神圣城堡后又到处漂泊，/见识过不少种族的城邦和他们的思想；/他在广阔的大海上身受无数的苦难，/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使同伴们返家园。/但他费尽了辛劳，终未能救得同伴，/只因为他们亵渎神明，为自己招灾祸：/一群愚蠢人，拿高照的赫利奥斯的牛群/饱餐，神明剥夺了他们归返的时光。/女神，宙斯的女儿，请随意为我们述说。”

编辑过程中，张欣宜也切身感受到了王先生治学的严谨与为人的亲和。她曾在处理古希腊戏剧专名翻译时向他请教，王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解了通用译法，以及针对不同译本的处理策略。而生活中的他则低调而亲切，每次见面都会关心编辑们的近况，也会兴致勃勃地回忆以往来社里开会或交稿的趣事。在张欣宜眼中，他是一位极好打交道的前辈。

对于许多现代读者而言，荷马史诗的一大门槛就是“太厚”。张欣宜对此并不否认，两部史诗加起来篇幅惊人，人名地名更是繁杂，初读者很容易望而却步。但张欣宜也强调，这部作品的情节性其实非常强，故事引人入胜，叙述节奏张弛有度，整体推进速度很快。更重要的是，全篇几乎由对话构成，白描极少，读起来丝毫不觉沉闷。译者还在书末附上了专名索引，每个名词都有简要注释，并配有手绘地图，这些贴心的辅助工具都能帮助读者迅速进入文本世界。

《荷马史诗》站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已被奉为经典。张欣宜在介绍这本书的看点时说：不仅因为它讲述了精彩的故事，更因为它承载了伦理道德、英雄德行、战争法则和家庭秩序等深层价值。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到但丁的《神曲》，再到弥尔顿的《失乐园》，几乎所有西方史诗都沿用了荷马奠定的创作框架。那些脍炙人口的典故——阿基琉斯之踵、特洛伊木马、塞壬之歌、佩涅洛佩的织布机——也在后世文学中不断被重述和变形。

《奥德赛》以奥德修斯返乡为主线，奠定了后世的公路片、冒险片、成长小说的底层结构。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幽冥中的君王》的标题来自《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在冥府见到阿基琉斯，称他生前是众人敬仰的英雄，如神明一般受尊崇；死后在冥府统领众魂，也理应荣耀无憾，不必为死亡感伤。阿基琉斯回答：“光辉的奥德修斯，请不要安慰我亡故。/我宁愿为他人耕种田地，被雇受役使，/纵然他无祖传地产，家财微薄度日难，/也不想统治即使所有故去者的亡灵。”这句话颠覆了宁要荣耀、不惜短命的英雄价值观，也成为荷马史诗中对生死、荣耀的深刻反思，与塞尔卡斯反思西班牙内战的主题相对应。

诺兰《奥德赛》剧照

诺兰的《奥德赛》：从史诗文本到银幕想象

即将在中国内地上映的诺兰新片《奥德赛》，让张欣宜对这部古老史诗有了新的思考角度。

她注意到，原著《奥德赛》的叙事并非从奥德修斯本人出发，而是从家乡伊萨卡写起——先呈现妻子佩涅洛佩被求婚者纠缠、儿子特勒马科斯在雅典娜鼓励下外出寻父，直到第五卷才转入奥德修斯的返乡历程，两条线索在后半部分交汇。这种精巧的双线结构让她格外好奇：诺兰的电影会选择怎样的切入方式？是会忠实于史诗的节奏，还是另辟蹊径？

与此同时，她也关心人物塑造的时代跨度。史诗中的人物带有鲜明的古希腊色彩，而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电影究竟会还原其原始风貌，还是会注入更多现代诠释？原著人物众多、情节庞杂，银幕改编又必然面临取舍，张欣宜很想知道导演会重点突出哪些部分。

电影《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与雅典娜

从已经释出的物料来看，诺兰镜头下的奥德修斯似乎带有某种创伤与赎罪的气质。而张欣宜在阅读中感受的奥德修斯，则更接近一位典型的古代英雄——意志坚定，智谋超群，被诗人称为“神样的”。他既狡黠又果决，热爱故土，治家严明，奖惩分明，其行为逻辑与当时社会的财富观、奴隶制伦理高度契合。总而言之，在荷马笔下，奥德修斯是被赞颂的英雄主角，而非一个自我怀疑的漂泊者。

《奥德赛》剧照

至于影片对神祇、怪物和自然景观的呈现，张欣宜认为史诗本身留给电影的发挥空间相当充裕，因为荷马主要通过对话推进叙事，对神怪的外貌描写相对简略。她特别提到剧照中雅典娜以凡人形象现身的设定——那种褪去华丽神性的处理方式，反而更贴合史诗“以凡人故事为核心”的气质。

近年来，“人生的奥德赛时期”成为一个网络热词，用以形容从校园走向社会、尚未真正安顿下来的那段漫长而漂泊的过渡期，许多人用它来指代自己二十多岁到三十岁出头的迷茫状态。张欣宜觉得，这个比喻确实有几分贴切——无论是奥德修斯的十年漂泊，还是现代年轻人的心灵游荡，本质上都是一种漫长的“未抵达”。

不过她也指出了其中的差异。在史诗中，奥德修斯虽然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他的目标始终明确：回到家乡伊萨卡。他所遭遇的困难几乎全部来自外部——神祇的愤怒、怪物的阻拦、自然的风浪，史诗几乎不曾挖掘他的内心挣扎。而今天人们所说的“奥德赛时期”，聚焦的恰恰是内心的不确定与迷惘。那种方向感的缺失、自我认同的摇摆，是更内在的、也更能够促成个体成长的驱动力。在张欣宜看来，这种古今对照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同样名为漂泊，古代史诗向外书写风浪与怪物，而当代叙事则转向了内心的深渊与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