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八股前史”：一部科举读物的阅读与书籍史研究

一部古籍在生产之后，如何被阅读、理解、接受、改变及至运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文化实践。同样，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大部分时候面对的都是各类古典文献，如何充分解读这些古籍承载的文字内容和文化信息，是文史研究面临的主要课题。然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文献的利用程度都十分有限，甚至流于概而观之或断章取义，书中承载的许多信息，都可能因浅尝辄止或视角单一而被忽略。从阅读史视角下开展研究，慈波教授的《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学术示范。

《吕祖谦〈东莱博议〉与科举试论研究》，慈波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6年

《东莱博议》作为一部关于《左传》史事的评论文章合集，如果仅凭内容来看，很容易被视作又一部经典论说。但在充分了解其生成语境之后，就会发现并非如此。书中慈波教授没有止步于内容解读，而是顺藤摸瓜，对其写作背景和流通影响进行考察。在写作背景方面，尽可能还原书稿生成语境，这包括对吕祖谦其人的知人论世和对《博议》写作目的的研探。书中深入考述了吕祖谦的家世生平、师承关系和学术主张，在“《观澜文》与吕氏家学”一节，交代了他与林之奇、吕本中的递相师友关系，由此明确了吕祖谦濂洛之学传人兼文章家的身份属性。在此基础上把握吕祖谦整体学术思想，为准确定位《博议》写作提供了参照系。

明确吕祖谦的学殖背景之后，书中更考察了吕祖谦的整个知识体系和著述系统。吕祖谦《左传》论说文的写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长期学术积累和学术主张综合作用下的成果。首先，在论述对象上，《左传》本属吕氏家学，且吕祖谦撰作《博议》之前，对《左传》已有相当的积累，这些积累体现在《左传类编》六卷、《左氏传说》二十卷、《续说》十二卷等当中。慈波教授指出，这些著作为吕祖谦熟练调遣《左传》事略提供了“前期准备”，使之能够将自己的见解与文才发挥于《左传》史事的评论当中，并最终以科举论体文集的形式呈现。其次，在文章形式上，论体文的写作也与吕祖谦一贯的学术主张相契合。作者特别强调，在《东莱博议》之外，吕祖谦在论体文编选、评注方面还有《文章精骑》《古文关键》等著作，这些著作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吕祖谦的论体文写作思想。慈波教授在统观对读后，拈出《精骑》中精选的“段子”，《古文关键》中评点的“立柱”，与《博议》中出现的俳偶式论证在文章程式上的一致性，清晰勾勒出一条从选文到拟作再到理论总结的渐进式发展脉络。再结合吕祖谦编选《宋文鉴》以成“一代之书”的宏伟蓝图，更易理解吕祖谦对选文的理念和使命感。书中关于吕祖谦其他著作的介绍，看似逸出主题之外，实则都是构成吕祖谦论学版图的背景基层。厘清这几本书之间的承继关系和内在逻辑，对于理解《东莱博议》何以成于吕祖谦之手，何以成为八股先驱，何以在举子中间广受欢迎，具有重要作用。

生成背景的钩沉极大影响了对全书内容的理解和阐释。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从史实、经旨的立场去评述《博议》，则其中的诸多史论不无偏颇之处”，但《博议》绝不是又一本阐说经义的著作，而是一本举业用书。“吕祖谦充分发挥自己的举业特长，在讲学《左传》的同时，根据经传内容适当引申发挥，写成议论文以供学子模拟，……这决定了《博议》的性质不在于释说经义，其用途实集中于举场议论文的拟作与摹仿，带有显明的集部性质。”因此，对于本书内容的探讨与其集部文献的定位密切相关。

作为一部论体文章集，《东莱博议》与一般的论学著作或抒情言志的诗文集不同，它缺乏统一的主旨，也缺乏一贯的情志表达，其价值不在于审美性或思想性，而在于突出的应用性。要研究一部这样的著作，分解其文章的论点论证、写作程式、章法布局，及以上技巧对广大士子的指导示范作用，更能明确其价值所在。在这方面，慈波教授充分发挥了其文章学功力，从对吕祖谦拟作的破题、立说、段子、代古人立言等章法分析中，显示出吕祖谦对于论体文结构的清醒认识。

在吕祖谦对古文的批抹、评点、拟作中，论文写作不再是漫无章法的天才式挥洒，而是有法可循的技巧性进阶，这对纷纷鹄袍之士无疑具有巨大的指导示范作用。由于吕祖谦的示范汲引，在当时，“永嘉士人的崛起成为南宋地方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南宋以后直至清末，《博议》屡次再版，畅行不衰。作者指出，《博议》有全本与句解本两大版本系统，两版各有特色，也随着科举需要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传播情况。其中，因阅读使用便利，句解本更受欢迎，且发展出节略、注释、评点等多种版本样态。这项研究在扎实的版本系统考察基础上，揭示出《博议》与科举需要命运相连、广受欢迎的实况。

越充分理解一本书所携带的信息，就越能够发现它的文化价值，从而对我们的固有认识产生完善、重构、甚至颠覆性的看法。慈波教授对《博议》“‘八股前史’的文章学节点意义”的发掘和定位就是如此。对后来者来说，更为人熟知的是明清时期流行的八股文，至于八股文的源头是什么，怎样逐步发展而来，哪些人或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则不甚明晰。可以说，论八股易，找源头难。而在“八股前史”时期，举场文章尚未完全定型，在尚且杂乱的头绪中总结规律，追溯后世标准形成之初的蛛丝马迹，是一件尤为困难的事。读此书，便处处可见作者见微知著的敏锐洞察力，不仅提取出南宋时文写作遗范后世的规律性信息，而且补足了我们关于八股文这一传统文化重要现象认识的关键一环。

吕祖谦对八股文定型的贡献也关涉到南宋浙东学派的定位问题。吕祖谦以世代簪缨、颇负人望的理学家和官员身份下场作时文，从一开始就难以避免功利化指摘，所以在道德和政治的生态场中，处于饱受争议的位置。这突出体现在他与朱熹的分歧当中。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是，在吕祖谦与朱熹的辩论中，吕祖谦一直处于弱势位置，虽然行动上坚持了自己措意时文的主张，但言语上还是不得不认同朱熹的意见。当历史来到今天，慈波教授为当时辩论中失语的吕祖谦找到了“积极修辞学”的理论术语，用当代学术的眼光重新对其进行学理定位。对南宋道学圈中，吕祖谦相对于朱熹一味强调玄远抽象的义理，更能关注到具体的文章格法予以肯定。在文章学业已得到其独立学科地位，拥有特定学科价值的今天，吕祖谦对文章的关注和对论体文体制定型的推动终于得到了在当时语境下未能得到的认可。

由于这部著作在多方面揭示了吕祖谦《东莱博议》的价值，因此本书的价值也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吕祖谦个人著作生成史、科举论体文章学史，也是一部南宋举业文化生态史，以及“文学”与“理学”争胜的学术史。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丰富的文化意义的阐发是从对一本书的阅读开始的。全书以对一本书的介绍扩展开去，不仅仅关注其静态内容，还涵盖了该书的生成、出版、传播、阅读等从生产到阅读的完整生命周期，并深入揭示了其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书中虽未明言书籍史概念，但整体研究颇为暗合从西方引入的书籍史理念，可以说在概念地使用书籍史之外，为书籍史研究增添了历史的、本土的经验。因此，本书是对于如何读透一本书的有效示范，足以给古籍阅读与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