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荣｜复旦国年路菜场趣闻

国年路地处上海市区东北角，从邯郸路通到四平路，全长一千五百米左右。一条窄窄的单行道，在繁华的大上海实在不起眼，许多上海人可能从没听说过。但对复旦大学教职工来说，国年路却是中心路段。从政肃路口到政修路口，这一段国年路才三百米左右，四周排列着教工零号楼到第七宿舍共八个教工宿舍群，是每天去上班必经之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十五年左右，这三百米左右的国年路开辟为露天菜市场，极大地方便了复旦教职工买菜。当时，尤其是八十年代，有冰箱的人家不多，就得天天买菜。我曾先后在教职工零号楼和第五第六宿舍居住，从家里到菜场就几分钟路，二十分钟内就能买好菜。

政肃路国年菜市场，图片摄于2024年6月。图片来源：复旦青年微信公众号，摄影徐溢廷

菜场不大，但热闹不输任何菜场。每天早晨六点半到八点，下午四点到六点，菜场人声鼎沸，热销摊头，人都挤不进去。当然，这也只不过是上海千百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菜场。但国年路菜场可能是上海最具特色的，特色不是卖什么特别的菜，而是特别的人买菜。

在上海各菜场，买菜的多为妇女，但国年路菜场，买菜的几乎清一色大男人，妇女寥寥无几。上海男人顾家是出了名的，被戏称为“马大嫂”——买（菜）、汰（洗菜）、烧（菜）的谐音。国年路上几乎清一色大男人买菜，原因也很简单，当年留校工作的，男性居多，妻子多在上海各地区就业，她们不得不赶时间上班，男老师时间安排相对自由宽松些。表面上看，买菜的是大男人，但实际掌控买菜权的还是家庭主妇。国年路菜场上有一个让人搞笑的场景：很多男人尤其青年教师，一手塑料袋，一手捏着一张纸。有次菜场上遇到物理系一名相识的教师，看他手上也捏张纸，忍不住问他是啥，他大声回答：“圣旨！老婆开的买菜清单。”引得周围人一阵哄笑。

男人买菜，笑话多多。有人买了菜忘记付钱，有人则付了钱忘记拿菜，这几乎天天上演。有的老师买菜时居然把上课讲义丢在菜摊上，急得摊主一路追上来送还。还有名教师把钥匙丢在菜摊上，又不知丢在哪个菜摊，急得不行，他太太陪着他，挨着菜摊一个个找去，还数落他：“你会不会把你老婆也丢忘了？”又是一阵哄笑。有次，我在政肃路国年路转弯口，看着两名教师头碰在一起争论，还用小石子在地上划来划去。菜场声音嘈杂，听不清他们在争什么，旁边也没人围观。

到了办公室才风闻传言：两名教师出来买早点，两家人等着吃完早饭上班上课。结果两个男人为争论一道数学题把早点忘得一干二净。两位太太几乎同时奔出门找到他们，都一把抓起他们的衣领，当场一顿数落，成为校园笑谈。另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一名刚留校的青年教师，第一次上街买早点，他问早点师傅怎么卖？那师傅回答：“大肉包，五角钱三只。”那教师拿出一块硬币问：“我一块钱买五只，行不行？”这把师傅问蒙了，把周围人都问笑了。他还解释说：“我太太叫我只买五只。”大家都笑得直不起腰。

国年路买菜的男人们，看上去都普普通通，像是平平常常的老头，很多教师甚至穿着睡衣拖鞋，有些教师起床后可能来不及梳洗，头发蓬松，睡眼朦胧。但这样平平常常的老头中，很多是相关专业的顶流教授和权威专家。可以说，当年国年路菜场是教授专家最密集的场所。我当时开玩笑：“在菜场里，一个巴掌扇过去，可以扇到一名教授，两名副教授。”我岳父母的一位世交远亲施老师，当时是复旦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全国顶级数据库专家，我在菜场经常遇到他，他就是穿着拖鞋、睡衣来买菜的。

有一次，我突然发现穿着整齐的两位青年从轿车里跳出来，直接冲到施老师面前，两人各拉着施老师一条胳臂，裹挟着把施老师塞进轿车里，活像电影里的绑架现场。我都看呆了，而周围的人只当乐子看。后来施老师告诉我，那天本该去上海市少年宫给青少年上科普课，但记错了日子，以为是第二天。施老师学生按时到家里接他，得知施老师在菜场，就把衣服鞋子带上，到菜场找到施老师。施老师在车上换上全套新行头，“还好，没迟到！”施老师笑眯眯告诉我。而这样的事在菜场已发生多次，大家见怪不怪了。

国年路菜场是个熟人社会，菜场内摊主与摊主间，摊主与顾客间，顾客与顾客间几乎都认识。摊主叫得出顾客的姓，是某老师，菜场上此起彼伏的打招呼声，顾客买菜从不挑挑拣拣，从不讨价还价，不问价格，只说数量，我就是其中之一。八十年代，我是家里的“马大嫂”。九十年代初，我儿子太太去美国读书当访问学者，我一个人留守复旦。我带的研究生博士生食堂吃腻了，就来我家换口味。通常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来电话，不明说嘴馋，文雅地称谓：“老师，我们有些学术问题想与你讨论。”我爽快地回答：“明白了，门开着，你们自己进来。”问清来“讨论问题”的人数，我马上冲下楼到菜场，对着猪肉摊说要十块大排，再到鱼摊要上二斤大虾、三条带鱼、二只乌贼，再去其他摊头买配料。蔬菜是基本不买的，他们只吃大鱼大肉，蔬菜碰都不碰。最后回到肉摊、鱼摊，依次收货付钱，十分钟内搞定所有菜料，从来没想过摊主会以次充好，会短斤缺两。

国年路菜场看上去熙熙攘攘，杂乱无章，但我知道，这是秩序井然的社交场合，很多公事、私事就在菜场办了。我当时担任新闻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各院系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副院长多次在一起开会，彼此熟悉，在菜场上相遇就会打招呼，边买菜边商谈些教学上的公务。我提出些要求请他们帮忙解决，对方往往很爽快，这比正式会议讨论爽气得多。而对我来说，在菜场上收获更大的是遇上严老师。严老师是名闻全国的数学家，当时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主管全校教学。在正式会议上，他讲话直言不讳，有时会严厉批评那些出现教学事故的院系领导，大家都有些怕他。他也是菜场上的常客，我经常遇到他，两人一边买菜，一边谈工作，显得非常随和。他以为我是买菜新手，常常指点我买什么菜。

有一次，我在菜场遇上严老师，向他要求增拨学生的实习经费。他只问：“缺多少？”我开口：“三万元。”数字不大，但毕竟是额外拨款，心里有点忐忑。没想到严老师一口答应：“学生实习是正当用途，上班后到我办公室来。”我真是喜出望外。又隔一星期，严老师主动上前打招呼，问：“有人推荐你会打桥牌，会吗？”我回答：“打了好多年，但水平不高。”“那好，星期天来我家。”我又问“四个人还是八个人的开闭室？”他一斜眼，答：“当然是八个人打。你跟我一组。打丑牌，我会剋你！”

后来一打听，严老师是打桥牌高手，我一星期内恶补桥牌。星期天上午九点大家聚集到严老师家，八个人，其中有物理系、数学系几位认识的，另外几位不认识，看起来年轻，据说都是数学界的厉害角色。打牌从上午九点开始到下午六点结束，牌桌上都是牌友，无论老少，不分上下，严老师出错牌，被搭档一顿数落，他也只能嘿嘿傻笑。我打牌，抱定主意，不冒险，中规中矩，叫牌出牌，没出大错，被搭档认可。从此，一两个月会去严老师家打一次牌。菜场里买菜，我和严老师又多了个话题。

比起现在上海市内规范的大菜场和大超市，当年国年路菜场显得又小又破，菜品也不多，既不挡风又不遮雨。但我还是怀念国年路菜场，怀念那时的人际关系：简单、直白，大家素面朝天，不必伪装，这让人舒坦、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