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有害，汝不拒？

撰文 / 张福民（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运营 / 徐钰佳（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博士生）

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吸烟人数约超过3.5亿，全球则约有13亿人吸烟，而每年有490万人因吸烟而死去。目前中国成年男性中60%以上吸烟，烟民有3亿多，其中年龄超过29岁的吸烟者中至少有1亿人可能要为吸烟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中的半数会在35岁至60岁之间死去。吸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吸烟者及其周围人的身体健康。尽管在我们生活中会看到香烟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尽早戒烟”的字样，或者在戒烟宣传的时候会使用一些令人恐惧恶心的图像，如被熏黑的肺，但是现阶段我国吸烟者的人数还是数不胜数。

尽管我们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禁烟措施，也有明确的戒烟警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吸烟者明知“吸烟有害健康”仍然要吸烟呢？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给出了答案。哈里斯等人于2007年发现，处于香烟警告信息威胁的吸烟者会以一种防御的、不适应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会低估他们遭受警告中描述的健康问题的可能性。

心理学的研究还发现，回避构成了吸烟者对威胁性警示刺激的注意控制。布卢姆伯格于2000年指出，回避通常被视为一种无意识的防御，是由情绪刺激自动触发的。避免威胁最常见的方法是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进行不相关的精神活动或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沃尔伯格对大学生吸烟者进行了详细的访谈，结果显示，吸烟者认为反吸烟广告令人讨厌、具有侮辱性，而且效果不佳，他们对这些信息的反应往往是愤怒和抗拒的。还有一些吸烟者报告说，他们将反吸烟信息作为开始吸烟的提示。

在另一项研究中，雷什纳等人发现，在反烟草电视广告中使用威胁信息和令人厌恶的图像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使用恐惧和图像相结合的反吸烟广告，观看者在心理上会“关掉”广告。格罗斯认为抑制作为一种防御策略是抑制威胁思想、情感体验或情感表达行为。吸烟者在收到有关健康的威胁信息后可能采取隐藏恐惧来缓解焦虑。在健康传播方面，尼耳森和夏皮罗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对威胁信息抑制的证据。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看单词，并指示他们指出这些单词是有意义的单词还是无意义的单词。在接触到威胁信息后，参与者对与威胁相关词汇的反应要慢于非威胁性词汇，这表明他们抑制了大脑中与威胁相关的构念。凯塞尔斯的研究，为信息处理过程中自我相关威胁健康信息的防御处理提供了神经学证据。凯塞尔斯研究了在早期注意过程（即，注意脱离过程）中与自我相关健康风险信息会导致个体接受信息程度降低的问题。研究通过29名吸烟和不吸烟学生参与的随机对照，使用适应视觉选择性注意范式与事件相关电位结合的方式展开考查。他们发现，与低威胁刺激相比，吸烟者和非吸烟者在面对高威胁刺激时，均表现出P300振幅的增加，吸烟者对高威胁吸烟图片比低威胁吸烟图片更容易脱离注意，但这种由威胁诱导的注意力捕捉过程，在非吸烟者中并没有被观察到。这一发现首次为对健康信息的威胁会导致那些认为健康威胁与自身相关的人更有效地脱离接触这一假设提供了神经科学支持。罗伯等人调查了香烟包装上的图形健康警告如何影响对香烟包装的注意力分配。他选择了59名吸烟者和55名非吸烟者，采用了一项视觉点探测任务用来评估对有和没有健康警告的香烟包装的注意力分配。吸烟者被预先分为轻度吸烟者组（每天吸烟少于20支；N=39）和重度吸烟者（每天吸烟大于20支；N=20）。研究发现在重度吸烟者中，对图形健康警告的注意力分配与渴求焦虑的增加有关，存在显著的注意回避。科克伦等人以P300的降低和晚正电位的激活为指标，发现健康焦虑的图形警告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吸烟暗示的显著性。

综上所述，心理学中的相关研究表明，吸烟者是以一种回避的态度面对香烟警示信息的。为什么吸烟者会回避这些信息呢？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未来提高吸烟者对于吸烟危害的认识以及帮助他们尽早戒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心理防御反应是一种解释。防御反应有助于减少由于自我完整性受到挑战而产生的消极的自我评价情绪。斯提尔认为，告知人们由于不健康的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时，警示信息还可能会对个体构成威胁。比如，对于一个面对吸烟危害信息的吸烟者来说，接受这些信息是对他自身原有的生活习惯与信念的挑战，这对他的自我完整性构成了威胁。由于防御性的反应，信息接受者为了保持自我价值而抗拒采取健康的行为。除此之外，还要减少感知到的身体威胁引起的恐惧。

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使得吸烟威胁健康信息的防御反应在理论上得到了解释：吸烟行为与吸烟健康风险有关的认知因素之间不和谐关系，会导致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人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增加新的和谐认知，或者否认、减少不和谐认知的重要性。比如，关于行为结果的认知元素（如“抽烟对我没有影响”）与关于行为的负面后果的认知元素（如“吸烟导致肺癌”）不一致时，认知失调就会出现。当自我形象受到威胁出现认知失调时，个体会通过改变认知或行为来降低这种威胁。例如通过有失偏颇的信息处理、反驳信息而造成信息减损，或把建议评估为无效。

特赛尔认为收到威胁信息的人，不是避免或否认威胁，而是采用附加的信念，从而将威胁包含在个体正常的认知中。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淡化威胁对自我相关性的影响。克洛伊尔认为否认可以采取直接无视信息的形式，而认知重评则是通过积极仔细地审查威胁信息，故意寻找信息中存在的缺陷或错误，或者干脆歪曲信息的正确内涵。比如，对于那些认为享受生活比健康更重要的吸烟者来说，会强调 “我的健康掌握在上帝手中”；或进行向下的社会比较，辩称 “我知道很多人吸烟比我多，但是他们都很健康”。迪杰斯特拉等人的研究表明，吸烟者有很多吸烟的借口，比如“我的生活压力太大，风险太多”。尽管大多数吸烟者不得不接受抽烟是危险的这一事实，然而在接受负面信息为真实的同时，他们可以通过认知重新评价来防止它破坏对自我和世界的普遍积极看法。鉴于这些原因，鲁伊特提出在宣传“吸烟有害健康”这样的情况下，认知重新评估比回避和否认更有可能阻碍健康行为的改变。

未来与吸烟警示信息相关的研究或者吸烟警示信息在社会中的传播要注意：促进健康的交流导致了感知到健康威胁，而这种感知到的健康威胁导致了防御性应对，从而减弱了感知到的威胁，阻碍了健康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干预措施帮助吸烟者减少感知到的健康威胁，降低防御反应，提高吸烟者对“吸烟有害健康”信息的接受程度，从而帮助他们戒烟。

来源：《大众心理学》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