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评论｜薛杨钦：粤苏经济观察——区域合作如何赋能经济增长？

//夜幕下，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华灯初上（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文｜薛杨钦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

7月以来，全国各省市经济数据陆续公布，广东、江苏两大经济省份的增长表现再次成为关注焦点。近年来，随着两省经济总量差距持续缩小，粤苏背后的增长逻辑也逐渐成为观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窗口。此前三篇文章分别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与双循环视角、增量经济视角，对两省经济增长差异进行了分析：第一篇《粤苏上半年：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比较》重点探讨两省极点带动与均衡发展模式的差异；第二篇《再看粤苏上半年经济增长：经济大省如何挑大梁？》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和双循环格局分析两省差异化增长势能；第三篇《粤苏全年经济增长：经济大省如何做强“增量经济”？》则从经济增量来源剖析两省增长动力的不同。本次将从“区域合作”视角出发，探讨粤苏两省在与周边省份及城市的协同联动中，如何通过跨域资源整合赋能经济增长，以期为经济大省在跨区域协同中拓宽发展空间、打造经济新增长点提供参考与启思。

一、2026年上半年粤苏经济回顾：总量趋同背后的阶段性增长差异

当前，粤苏经济总量已步入高度接近、并行发展的新常态。上半年，广东GDP达72281.05亿元（增长4.5%），江苏为70387.3亿元（增长5.2%）；一季度两省经济总量差额为467.34亿元，上半年差额为1893.75亿元；相较同期，2026年一季度和半年均未延续此前的缩小趋势。

从省内城市增长看，广东方面，广深两大核心发挥压舱石作用，前五大地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超七成，资源要素高度向核心引擎集聚；江苏方面，苏锡常通宁5座万亿级城市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超六成，半数以上地市达到或超过省平均增长线，区域发展均衡度更高。

从产业和“三驾马车”看，江苏工业制造底盘优势凸显，装备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6.5%；广东则凸显电子信息支柱爆发力，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贡献率达56.9%。需求端，两省房地产投资与赊销零售均显疲软，但外贸表现强劲：广东进出口5.49万亿元，增长20.8%；江苏达3.49万亿元，增长23.9%。

二、区域合作如何赋能粤苏经济增长？

从今年和近期数据来看，粤苏在现有省域发展格局下的增长动能正面临边际约束。当单一省域的“产业地理”重塑受限，突破发展瓶颈、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构建产业链便显得至关重要。区域合作或者说跨域协同不再仅仅是空间拓展的策略，而是通过获取外部规模经济、降低跨域交易成本，直接决定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速的重要变量。探究近年来粤苏呈现出的阶段性增长差异，背后不仅是两省经济结构的自然体现，更深受各自跨域协同模式与效能差异的影响。那么粤苏区域合作有何不同？

广东：在“不同”中找“通”，以跨境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赋能外向型经济。广东的区域合作具有“双向拓展”的特征。一方面，广东积极推进与周边内地省份的协作，谋划与泛珠三角9个省份的区域合作，但受限于各地发展阶段及跨区域协同的复杂性，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待进一步探索深化。另一方面，广东身处参与国际循环的前沿，区域合作最具独特性与核心优势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与港澳的跨境要素协同。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与港澳以“前店后厂”模式开启跨境产业协作：港澳作为“店”充当贸易港口与流通前沿，广东作为“厂”依托土地、劳动力资源发展加工制造业，完成了原始产业积累。进入当前新阶段，广东省以建设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平台成为与港澳深化合作的关键抓手：横琴首创“共商共建共管共享”体制，破解澳门空间与产业单一之困，推进粤澳一体化；前海锚定现代服务业，推动金融、法律等专业人士跨境执业互认，实现服务标准与规则的“软联通”；南沙打造全面合作示范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承接国际化服务与高端制造落地；河套作为科创特区，以“一区两园”跨境布局先行先试，着力破解科研物资、资金、人员、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境流动堵点。

上述通过跨境机制的“软联通”与要素“硬流通”，港澳长期稳居广东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重要贸易伙伴。根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来自港澳的外资长期占比广东省市级使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见下表）；进出口总额方面，从1987年的210.37亿美元跃升到2024年的12807.43亿美元，2000-2015年期间与港澳进出口总额长期占比20%以上；充分说明了与港澳合作对广东省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赋能外向型经济的关键支撑作用。

江苏：在“同”中求“深”，以“一室一廊一带”网络化协同赋能制造底盘。与广东不同，江苏身处长三角国内统一大市场，无根本性制度壁垒之分。作为工业制造大省，其面临的痛点是跨省合作往往停留在“顶层机制”（两地高层一年开一次会），只有“协调”而无“决策”与“执行”，行政边界的割裂推高了跨域交易成本，制约了产业链规模效应的释放。因此，江苏的合作动因是在“同”中求“深”，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江苏构建了“一室一廊一带”的省际协同体系：“一室”即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通过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合署办公”首创跨省实体化运作机制，打破过去“只对话不决策”的局限，推动联合编制规划、统一项目库准入标准落地，从源头上拆除省际“篱笆”；“一廊”即G60科创走廊，以上海为策源地串联嘉兴、杭州、合肥等九市，侧重跨域科创协同与成果转化，构建起高度集聚的创新驱动配套网络；“一带”即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串联上海、苏锡常与南京三大都市圈，深耕先进制造与产业链融合，催生跨区域协同的前沿产业集群。

上述网络化协同体系大幅降低了跨域交易成本，构建起高度集聚与错位配套的产业链分工共同体，其赋能增长成效显著：以G60科创走廊为纽带，沪苏浙皖九城2025年GDP总量达5.45万亿元（约占全国3.9%），构筑了著名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4小时配套圈”；沿沪宁产业创新带2025年GDP总量突破16.6万亿元，占长三角近半壁江山（沿线6个万亿城市数量占全国五分之一），催生了“生物医药黄金三角”等世界级产业集群。

综合来看，粤苏两地基于不同的区位禀赋与战略定位，走出了差异化的跨域协同路径。广东作为外向型经济的排头兵，核心动能高度依赖国际大循环，面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其协同动因在于“破壁通外”，必须在“不同”中找“通”，以畅通要素跨境流动、汇聚全球高端资源；江苏作为制造大省，核心动能依赖于国内大循环的规模效应，面对行政边界的割裂，其协同动因在于“降本强内”，必须在“同”中求“深”，以推动产业链跨域深度融合与网络化布局。两省均充分结合自身区位优势与实际发展需要，将跨域协同的势能持续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量。

三、关于广东深化区域合作的三点思考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等内容，对区域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广东的跨区域协同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对港澳合作需向科创要素跨境融通、产业深度协同的深水区迈进，与泛珠三角等周边省份协作需进一步向跨域资源配置与协同能级提升拓展。为此，广东应进一步优化区域合作战略，以更高水平的跨域协同拓宽经济新空间。

一是深化粤港澳合作，纵深推进跨境融通做强外向动能。以更大力度建好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国家级与港澳合作平台，聚焦科创要素跨境融通与产业深度协同，推动规则机制“软联通”向深水区迈进。同时充分借力港澳国际化网络与营商环境优势，联动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放大广东外向型经济动能。

二是联动泛珠周边省份，拓展跨省产业链协同网络。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强化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交通互联与物流多式联运，降低跨区域流通成本。借鉴“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的产业协同模式，探索共建跨省产业合作园区，发挥广东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链主优势，构建“核心在粤、配套在外”的省际产业分工共同体。

三是创新跨域治理机制，激活跨域协同效能。借鉴长三角三省一市“合署办公”经验，探索与泛珠三角“9+2”建立常态化实体化执行机构。聚焦破解跨省GDP核算、税收分成、能耗统筹等行政堵点，构建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促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