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绿植：一场关于“可见性政治”的讨论

在MoMA，一份关于1943 年展览Brazil Builds的信件中，一位工作人员曾写道：“P.L.G. 提供了大量热带植物和花盆，我们都开始怀疑，这究竟是一场建筑展，还是一场花展。”

这句近八十年前的玩笑，却成为了艺术家Inge Meijer不断追问的问题：如果植物进入了博物馆，我们为什么从未把它们当作作品的一部分来看待？

Inge Meijer对植物的好奇，开始于一次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的档案研究。

2019年，Inge Meijer出版了《The Plant Collection》。在这本书里，她花了几年时间翻阅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1945年至1983年的展览档案，从数百张历史照片中，把那些几乎没有人注意过的室内植物一一找了出来，其中有：

日本桃叶珊瑚（*Aucuba japonica*）、南极白粉藤（*Cissus antarctica*）、变叶木（*Codiaeum variegatum*）、纸莎草（*Cyperus papyrus*）、香龙血树（*Dracaena fragrans*）、龙骨木（*Euphorbia ingens*）、银桦（*Grevillea robusta*）、橄榄树（*Olea europaea*）、羽裂喜林芋（*Philodendron bipinnatifidum*）等等。

她在那里读到一封馆长威廉·桑德伯格（Willem Sandberg）写给园艺管理员H.J. van der Ham的信。信里提到，每当家里的植物长得太大，他就会把它们搬到博物馆。桑德伯格把这件事称作“自然进入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档案

园艺管理员H.J. van der Ham个人档案

馆长Willem Sandberg工作室，个人档案藏

这个细节让Meijer开始好奇：桑德伯格深受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的影响。那么，MoMA 会不会也曾经摆放过很多植物？

答案并不复杂。随着博物馆档案陆续数字化，她有机会得以一张一张翻看历年的展览照片。结果和她想的一样：植物一直都在那里，而且数量远比她预想的更多。在新作中，她将视线挪到了MOMA，这本书收录了340张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览现场的摄影和绘图，在这些图像里，植物同样穿插于艺术作品之间。

为什么现代艺术博物馆需要植物？

有人告诉她，植物符合现代主义关于消除室内与室外界限的想法，也让博物馆看起来更舒适、更现代。她还在档案中读到一份备忘录，上面甚至建议：如果墙面有损坏，就在前面放一盆植物。

这些解释都成立。

然而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博物馆里需不需要植物，我们更需要去回答“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人们几乎没有注意过它们。” 现代主义一直强调去除装饰，保持建筑和展览空间的纯粹、理性的极简、功能至上。但当Inge Meijer把数百张展览照片并置在一起时，发现，这些被认为最纯粹、最中性的现代主义空间，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过装饰。

譬如，封面之后出现的第一张图片，记录的是1939—1937年展览《Photography 1839–1937》的展陈现场。这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以摄影为主题的大型历史展览。

1939—1937年MOMA展览《Photography 1839–1937》

耐人寻味的是，画面中出现的并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植物叶片投下的影子。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毕竟，暗箱（*camera obscura*）原理最初正是通过观察阳光穿过树叶，在林下阴影中形成的影像而被发现的；同时，这场奠基性的摄影展这场由伟大的策展人博蒙特·纽霍尔（Beaumont Newhall）所建立的二十世纪摄影史叙事，后来又延续到了许多其他展览：

吉恩·米利（Gjon Mili）、艾略特·波特（Eliot Porter）、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爱德华·斯泰肯（Edward Steichen）、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展览皆由摄影部策划，而这个部门似乎尤其钟爱在展厅中摆放植物。

1962年至1991年担任 MoMA 摄影部主任、同时策划过其中不少展览的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本人也是一位植物学爱好者。他在这一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并利用闲暇时间在纽约市北郊的花园里栽培苹果树。1970年代，他甚至专门为阿杰拍摄过的树木策划了一场展览，并撰写了一篇重要文章。

在另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中，萨考斯基曾解释，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指出那些大多数人视而不见的事物：

“……人们几乎可以把摄影艺术比作‘指点’这一行为。我们所有人，即便是最有教养的人，也都会偶尔指向某件事；而事实也证明，有些人总能指出比别人更有趣的事实、事件、情境和关系。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像肉身世界中沉默的维吉尔，引领我们穿越田野与街道，把那些优美的、幽默的、富有伦理启发的、结构精巧的、神秘的或令人惊异的现象指给我们看。当这些事物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才发现，它们此前一直存在，只是从未真正被看见，或只是模糊地被看见，并未被理解。”

“我认为，把摄影与‘指点’联系起来，是一个十分有用的类比。最优秀的摄影师，首先都是优秀的‘指路人’。他们仿佛在说：请看这座金字塔、这张面孔、这片战场、自然中的这一种图案、这一瞬即逝的并置关系。” 而这，正是Inge Meijer项目所做的事情。”

她在“指给我们看”。把我们的目光重新引向那些与艺术作品一同存在于展厅里的植物。如果说杜尚把自行车轮、瓶架和小便池带进美术馆，让日常物件成为艺术，那么Inge Meijer所做的事情则恰恰相反。

这也是《The MoMA Plant Collection》的核心。它讨论的并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博物馆如何决定什么值得被展示，什么又只能留在背景之中。

展示意味着选择，而选择也意味着另一部分事物变得不可见。但由于它们不可能展示所有东西，因此必须不断做出选择。而任何选择，都意味着那些未被选中的事物必然陷入不可见。几十年来，博物馆本身也一直在反思那些没有被展示出来的内容——无论这是主动选择，还是一种制度性的缺失。

例如，巴黎布朗利河岸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于2006年开放时，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的设计就特意把馆藏库房安排在参观路线的一开始，并使其对观众可见。

观众因此意识到：“原来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仅仅只是馆藏中的极小一部分”。换句话说，展览本身始终都是策展选择后的结果。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一系列制度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的实践，持续揭示博物馆制度内部如何制造“不可见”，也因此成为近几十年来当代艺术中的重要潮流。

Inge Meijer的作品就属于这一脉络。她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植物失明”（plant blindness）。这一概念借用了“色盲”（color blindness）的说法。在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中，“我不看肤色”常常被视为一种平等姿态，但实际上，它往往只是回避结构性种族主义的一种心理机制。

“植物失明”同样打开了另一种视角。

当你意识到，今天博物馆里的大多数室内植物，其实都是殖民时代从热带地区带回来的，你便会开始重新思考它们的存在。

矮海枣（Phoenix roebelenii），个人档案

Penny Sparke在Nature Inside中梳理了热带植物进入欧洲室内空间的历史：它们曾是殖民权力、财富、社会地位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也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一部分。读完这本书之后，她说，自己已经无法再看着一盆植物，只是简单地觉得“真漂亮”。

同时，她也开始重新思考另一套几乎没人讨论的等级制度。

植物总是在展览里承担最低的位置，就像社会中那些长期被忽略的劳动一样。她想到自己的家庭曾在清洁工、垃圾收集员、卡车司机、汽车修理工、快递员……这些职业中打转。而艺术世界却很少谈论阶级，仿佛艺术天然超越社会结构。

事实上，并非如此。植物成为了另一种隐喻。

她希望借由植物，去暴露展览内部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排序，以及支撑整个艺术制度运作的文化结构。

因此，在这本书里，她开始画植物。最初，这当然有现实原因，毕竟四百张档案照片意味着要支付给MOMA两万欧元的版权费用。

在绘画的过程中，她开始发现植物内部丰富的节奏与形态。那些枝条不断重复、生长、分叉，有时甚至像一组雕塑。她甚至开始在二十九张展览照片中，追踪同一株植物跨越十四年的变化。

摄影记录的是展览，而绘画则把植物真正带到了前景。与此同时，她在书前加入了一份植物索引。

档案里曾有一份1955年的备忘录，标题是《十九世纪大师十五幅绘画中的植物标签（Plant labels in 15 paintings by 19th Century Masters）》。在里面，MOMA研究员Margaret Miller 写道：

“请问三楼展厅植物上的标签为什么被撤掉了？如果观众询问植物的名称，我建议给每位展厅管理员配发一张植物信息卡，以便回答问题；或者，也可以把一张卡片贴在灯箱旁边，供观众参考。”

这份几乎被遗忘的文件，让Inge Meijer开始思考书中的植物应该如何被命名。

她最终没有采用各国语言中对于植物俗名，譬如我们称呼“龟背竹/蝴蝶兰/发财树”这样的口头俗话，而是使用”世界的语言“科学拉丁学名，同时标注植物的原产地。

当三百多张、四百多张图片排列在一起的时候，背景开始走到前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细节，也慢慢变成了一段关于现代主义、博物馆制度与观看方式的历史。

原标题：《博物馆里的绿植：一场关于“可见性政治”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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