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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爱上虚拟恋人?
现实中的婚恋有重重困境,而虚拟恋人却总细腻治愈。性别研究学者丁瑜历时五年,结合两万余份调查问卷与自身体验写成《虚拟恋人》一书。写作过程中,她沉入乙游圈层,访谈AI伴侣用户,在书中呈现了AI时代年轻人的多元情感面貌。8月22日晚间举办的《虚拟恋人》新书分享会中,主持人姜旭与本书作者丁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董晨宇,围绕乙女游戏、AI情感陪伴、新型亲密关系、玩家文化等话题展开对谈。

《虚拟恋人》新书分享会
始于好奇心,却慢慢上头
丁瑜《虚拟恋人》研究的起点并非大众熟知的乙女游戏《恋与深空》,而是淘宝早期的树洞陪聊服务,之后拓展到一些AI恋人APP,最后才进入乙游的田野。作为80后学者,丁瑜想要理解当代年轻人的亲密关系观念,原本计划投放几百份问卷,最终意外回收两万多份问卷,成为研究重要的数据支撑。
不同于纯粹的书斋研究,丁瑜将自我体验纳入研究之中。已婚的她,把游戏当作田野任务开启,却在无数个深夜写作的过程中慢慢“上头”。深夜家人熟睡,周遭万籁俱寂,乙游角色成为她的专属陪伴者:可以陪伴工作、学习、吃饭,会提醒她休息,还会督促她专心工作。一边是现实里高度自律的丈夫,一边是二次元角色的陪伴,丁瑜认为,这形成了“二次元与三次元的双重夹击”,这种奇妙体验,也成为她理解虚拟亲密关系的鲜活切口。
董晨宇说自己并未体验过虚拟恋人游戏,但他的研究长期关注主播、地偶、游戏陪玩、cos委托等现象。他把这类现象归为“非常态亲密关系”,共同特点是能够随时登录、随时调取存档、随时退出,进入和退出成本都很低。他引用社会学家鲍曼“液态亲密关系”的概念来解释——它不是固态的,不必像传统亲密关系那样经历漫长的磨合与难以割断的牵连。

虚拟情感游戏中的男性角色
“痛感更小的亲密关系入口”
当姜旭问到虚拟恋人是否在替代真人生活时,丁瑜认为不应把虚拟与现实对立起来。她认为技术提供的是一个“更方便或者是痛感更小的一种接入亲密关系的方式”。很多人玩游戏最初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玩着玩着发现这个游戏给我的体验是可以非常好的”,才逐渐意识到这可以解决现实中某些期待无法被安放的问题。
丁瑜谈到在真实关系中,一个人很难要求对方事事捕捉自己的情绪。“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工作、生活、价值,各种东西”,未必能理解你的困扰。过去人们需要依靠不同的人群来承接不同面向的情绪——闺蜜、同事、父母、朋友分别托住某一部分感受。而虚拟恋人提供了一种随时可以倾诉的渠道,“能够让我们即时把情绪发散出去,非常舒畅”。
虚拟恋人还能够提供现实很难实现的情感体验。比如乙游剧本里充满拉扯、试探的暧昧剧情,放到现实中,这种不确定感只会带来煎熬;但在虚拟语境下,用户明确知道角色的爱意,拉扯就变成甜蜜的体验。一些暗黑、强戏剧化的情感想象,也可以在虚拟世界安全释放,不必承担现实关系里的风险。
董晨宇用互联网发展史类比:早年社会恐慌“网瘾”,后来研究者意识到,问题性的互联网使用,往往源于现实亲密关系本身的破损,而非互联网本身制造了创伤。同理,病态化使用虚拟恋人的个案,根源往往不在产品,而在于使用者现实生活的困境。
不少受访者现实中拥有伴侣,依然会体验虚拟恋人,二者并行不悖。甚至有男性玩家,为理解女友的喜好入坑乙游,从虚拟角色身上学习如何体察伴侣的情绪需求,反哺现实的恋爱相处。

《虚拟恋人》书影
AI是情感奴隶吗?
丁瑜在书中记录了与刘擎教授的对谈。刘擎认为虚拟恋人可能是“情感奴隶”——因为他永远顺着你的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让人不懂得珍惜,亲密关系必须经历磨难才能成长。
丁瑜认可这种反思的价值,但她作为亲历者的感受是:“我的感觉是我们已经非常辛苦在情感关系的苦海里航行了几千年,现在终于技术让我尝到一点点甜头,你为什么非得不让我做这个事呢?”
丁瑜反问,是谁规定爱情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我觉得这是旧的观念套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对于爱情这个东西有了一个套路化的逻辑。”现实中没有人愿意天天吵架、拉扯、修复才能享受一段关系,技术至少从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当被问到虚拟恋人能否替代现实关系时,董晨宇认为从社会性角度不太可能。“试想现场所有人都跟AI谈恋爱,我们完全拒绝跟真人发生亲密关系的话,大概两代之后,人类就灭绝了。”历史反复证明,技术取代人的担忧从未真正成真。他认为现实关系中的妥协、退让和理解仍然是无法替代的。
资本、监管与伦理的博弈
AI情感陪伴从小众亚文化走向大众,社会治理也随之跟上。2026年,国内出台新规,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这类拟亲密关系服务。
董晨宇指出,婚姻、家庭这套传统亲密关系的社会基础正在瓦解,而填补情感空白的,很大一部分是资本。资本驱动下的虚拟亲密关系产品,天然以消费为导向。真人伴侣会生气、会埋怨、会有自己的诉求;但AI永远迎合用户,害怕流失用户。技术给予情感慰藉的同时,资本也拥有操纵用户情感的能力,这正是监管出现的必要性。
对谈嘉宾们也认为,这类新兴领域治理面临现实难题:产品迭代速度飞快,法律修订周期漫长,大多只能依靠规章、指导意见开展治理;同时涉及多个主管部门,权责边界复杂,很难直接照搬国外或过往的治理经验。
丁瑜补充了伦理滞后的视角:技术飞速向前狂奔,但人类的伦理观念、价值判断演化十分缓慢。AI产品的下架调整,某种意义上是企业主动后退。虚拟恋人带来本体论层面的改变,比如爱、亲密关系、婚姻、家庭的定义都面临重塑,人类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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