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泉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

据作者考据了解，泉州港的海洋贸易史可追溯至南朝，然而真正使其跻身中国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则是唐代中后期海上交通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其中重要促成原因为“安史之乱”。自此，"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泉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在唐代对外贸易版图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并为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4年作者拍摄于西安的唐朝长安城分布图

汉唐以来，中外通商、朝贡主要依赖西北陆路的"丝绸之路"。然而，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使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由盛转衰，更导致西域通道严重受阻，西北边陲局势动荡不安。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至江淮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为南方港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022年作者拍摄于泉州开元寺内一家博物馆中展示的，由宋代沉船中打捞出的香料。

在这一历史转折中，泉州由帝国边陲城镇逐渐转变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唐代中后期，泉州已与广州、扬州、交州并列为中国四大贸易港口。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描绘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这十六字诗形象地勾勒出泉州港外商云集、贸易频繁的繁荣景象。

更为关键的是，唐末广州遭受的重大破坏为泉州港的崛起提供了历史际遇。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对这座传统外贸大港造成了巨大破坏。许多外商和贸易活动由此向泉州转移，进一步推动了泉州港地位的上升。

2024年作者拍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陶俑一组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泉州设立专门机构和官职，体现了国家对这一新兴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回应。

唐王朝特在泉州设置"参军事"一职，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商人。据史料记载，大和八年（834年），泉州正式设置管理海外来华贸易的使节、商人和闽人出海贸易的机构。同时，朝廷还在泉州特设参军事四人，专司海外往来事务，这说明泉州港在中国海外贸易网络中已占据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2022年作者拍摄于泉州开元寺内一家博物馆中展示的，由宋代沉船中打捞出的物品列表。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职官职"市舶使"最早设于广州。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朝廷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职责包括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舶来品、管理进贡物品及监督贸易活动。虽然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正式设在泉州，但泉州已出现了类似管理职能的早期机构和官职。1982年泉州开元寺发现的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上，刻有"海路都指挥使"、"榷利院使"等官衔，表明唐五代时期泉州已设有管理航海安全和海外贸易税收的专门机构。这些官职和机构可视为宋代市舶司制度的先声，体现了唐代海外贸易管理从临时性、兼职性向专门化、制度化演进的趋势。

2024年作者拍摄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陶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政府推行的开放与优容政策。唐王朝以博大胸怀接纳四海商贾，在税收和司法等方面给予外商相当程度的保护。

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年）颁布的一道诏书，集中体现了这一政策精神。诏令明确指出："其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这道诏书具有多重政策内涵：首先，明确将福建（含泉州）与岭南、扬州并列为重点外贸区域，确立了泉州在国家外贸格局中的正式地位；其次，规定地方官员须"常加存问"，即定期关怀外商，体现了对外国商人的礼遇与保护；再次，限定税收种类为"舶脚"（船舶税）、"收市"（官府采购）、"进奉"（贡品）三项，禁止地方官员额外加征，保障了自由贸易的原则。

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十分显著。在优容政策的吸引下，大批外国商人远渡重洋来到泉州。史料记载，武则天时期（684—704年），"阿拉伯人经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良港恒数万"。泉州港因"南海蕃舶"常到而"岛夷斯杂"，呈现出"市井十州人"的国际化盛况。

白釉杯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外，唐代国力强盛，与七十多个国家保持友好往来，为泉州开展海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商船从泉州出发，远达波斯湾、非洲东岸乃至埃及，贸易网络不断扩展。

唐代泉州对外贸易的繁荣，离不开地方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支撑。南下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推动了泉州地区区域都市化进程，农业剩余产品的增加催生了市场交易和商品流通。

在出口商品方面，泉州的丝绸、陶瓷、铜铁制品等深受海外市场欢迎。晋江流域的陶瓷器在唐代逐步融入对外贸易商品体系。考古发现表明，泉港槐山窑、晋江童子山窑、虎子山窑、南安大尾洋窑等唐五代古窑址主要分布在靠近出海港口的沿海区域，产品以青瓷器为主，器型包括碗、杯、罐、瓮、钵、壶、瓶等日常生活用具。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记载，中国向海外输出的商品包括丝绸、宝剑、陶瓷等，可见泉州陶瓷已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1975年在西沙群岛甘泉岛出土的唐宋时期青绿釉双耳罐、小口瓶等器物，与福建沿海窑址产品相同，进一步印证了泉州陶瓷外销的史实。

2022年作者拍摄于泉州开元寺内一家博物馆中展示的，应用于宋代航海中的指南鱼。

在进口商品方面，外商主要带来香料、珠宝、象牙、犀角、金贝等珍奇异货。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招来海中蛮夷商贾"，用铜铁陶瓷交换番商的金贝、珠宝和香料，可见这种贸易结构的延续性。

唐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在中国海洋文明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和区域都市化进程，更在制度层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

从经济角度看，唐代泉州的海外贸易带动了晋江流域陶瓷、纺织、冶炼等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和市场网络的扩展，为五代时期闽国王审知、王延彬等人继续发展海外贸易奠定了物质基础。王审知侄子王延彬任泉州刺史期间，积极开展海外贸易，甚至被冠以"招宝侍郎"的美称，其政策直接继承了唐代开放贸易的传统。

列戟图壁画局部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从制度角度看，唐代在泉州设立的"参军事"、"榷利院"、"海路都指挥使"等机构和官职，以及市舶使制度的雏形，为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正式在泉州设立市舶司提供了制度经验和历史依据。唐代的优容外商政策，也为宋代"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的贸易方针提供了借鉴。

从文化角度看，唐代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开放景象，塑造了这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海洋性格。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海洋精神与自上而下的官方开放政策相互激荡，使泉州在后世各朝代即便面临海禁等倒退政策时，民间对外文化商贸交流的火种也从未熄灭。

2022年作者拍摄于泉州开元寺内一家博物馆中前言介绍

综上所述，唐代是泉州对外贸易从萌芽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在“安史之乱”后海上交通格局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唐王朝通过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推行优容外商政策、规范税收制度等措施，推动了泉州港的迅速崛起。泉州以其"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成为连接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东南亚、东北亚的重要海上枢纽，在丝绸、陶瓷、香料等商品的跨国流通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唐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实践，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经济史的内容，更为宋元时期泉州成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铺就了道路，其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至今仍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