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鲁迅文学周丨罗岗：幻灯片事件与“鲁迅文学”的原点

编者按：8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杨宸，从“幻灯片事件”这一青年鲁迅生命与思想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出发，带领读者回到鲁迅文学发生的现场，追问“鲁迅文学”的原点。该活动也是上海市作家协会联合东方出版中心共同举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协办的五场“关于鲁迅”系列讲座第一讲。本文根据现场讲座整理。

学者罗岗（左）与杨宸（右）。摄：罗昕

《〈呐喊〉自序》：回答怎么做起小说来

关于幻灯片事件，鲁迅自己一共写过三次。

第一次直接讲到这个事件，而且和我们熟悉的“弃医从文”有直接关系的，就是《〈呐喊〉自序》。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撇开早年发表的文言小说《怀旧》，从《狂人日记》开始，他突然写了这么多白话小说。所以等到小说集要出版的时候，鲁迅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此前他在北京任职，住在绍兴会馆，抄古碑，很长时间没有写小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写了这么多，他需要解释自己的文学道路。《〈呐喊〉自序》虽然放在小说集的最前面，实际上是在小说基本结集之后才写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回答“我为什么会弃医从文”。

如果仔细分，鲁迅其实有两次“从文”的经验。第一次，是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之后到东京，准备办《新生》杂志，后来和周作人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这些文艺活动在当时并不成功，《域外小说集》销售也很惨淡。第二次当然不能再叫“弃医从文”，而是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重新开始文学写作，《〈呐喊〉自序》里也写到了。但对鲁迅来说，从事文艺活动的这个念头，确实可以追溯到幻灯片事件。

《呐喊》是鲁迅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集，这版封面由鲁迅自己设计并题写书名。

我们先看《〈呐喊〉自序》里关于幻灯片的描写。当时医学课堂也用“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态，这里的“电影”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电影，实际上指幻灯。正值日俄战争，课间也会放一些战争画片给学生看。鲁迅写道：“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当时只有鲁迅这一个中国学生。所以《〈呐喊〉自序》有一句：“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这里“我那同学们”，实际上就是日本同学。日俄战争中日本最终战胜俄国，日本学生会为战争的胜利欢呼。

接着鲁迅看到了那张幻灯片：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强壮的体格”和“麻木的神情”这个对照很重要。我们今天还熟悉“东亚病夫”的说法，鲁迅早年也很关心强壮体魄的问题，包括《斯巴达之魂》这样的写作。由体格转向精神，体魄与精神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理解这件事的一条重要线索。

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场景里有中国人、俄国人、日本军人，战争使不同国族的身份越来越清楚。但《〈呐喊〉自序》里的“我”却有一点微妙：“我”跟着同学们“随喜”他们的拍手和喝采。作为观看者的周树人，他自己的身份在这里处在一种相对模糊的位置。

《〈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从体格到精神

第二次明确讲幻灯片事件，是1925年的《〈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他写道，自己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这里也很有意思，因为面对俄文读者，他写“俄日战争”，没有写“日俄战争”。接着他说，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为做间谍而将被斩，于是又觉得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这里对“弃医从文”的解释非常明确，也和《〈呐喊〉自序》相呼应。

在这个叙述里，不管体格多么强壮，如果精神是麻木的，也不过是“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鲁迅从早期对体格问题的重视，转向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要求，这就是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鲁迅的启蒙主义：怎样使处在麻木状态中的人看清自己的处境，怎样在精神上唤醒他们。

这也可以和《〈呐喊〉自序》里的“铁屋子”比喻联系起来。沉睡在铁屋子里的人，需要有人把他们叫醒。值得注意的是，《〈呐喊〉自序》和《〈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都是“序”。它们都必须回答“我为什么写作”“我为什么写这样的作品”，所以都具有为写作说明、为写作姿态说明的功能。

《阿Q正传》里的阿Q，经常被视为精神上麻木不仁的典型。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用“瞒和骗”的方式处理自己的现实处境，使自己暂时从失败的现实里解脱出来。所以无论给《呐喊》写序，还是给《阿Q正传》俄译本写序，都指向一个启蒙的结构：谁是启蒙者，谁是被启蒙者？

鲁迅作为写作主体，同时也是启蒙主体。他要通过作品去唤醒那些麻木的、仿佛还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但是要维持这个启蒙结构，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位置必须相对明确。如果我这个启蒙者身上也有被启蒙者的毛病，我凭什么去启蒙别人？比如我自己也有“精神胜利法”，那我凭什么批评阿Q？我和阿Q一样都是中国人，你批评阿Q的资格从哪里来？

所以这两篇“序”一方面回答了鲁迅写作的目的——为了启蒙；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他作为写作主体和启蒙主体的位置。《〈呐喊〉自序》虽然有很强的叙事性，但它最后仍然主要是为了说明自己的文学道路，而不只是在讲一个故事。真正使问题复杂起来的，是第三篇《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漏题事件”与主体位置的变化

《藤野先生》发表在1926年12月，后来收入《朝花夕拾》。这篇文章很复杂，到今天还是中学课本里的重要篇目，对几代中国读者都有很大影响。我们过去在中学里讲《藤野先生》，通常会讲爱国主义、师生关系，或者鲁迅对老师的尊敬。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它和前两次对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放在一起看，就会出现新的问题。

《〈呐喊〉自序》和《〈阿Q正传〉俄文译本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都是序言，需要解释鲁迅为什么写作；《藤野先生》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它没有这样的文体任务，主要是回忆留日时期的经历。因此，同一事件在这里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鲁迅把“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放在了一起。

所谓“漏题事件”，大意是鲁迅解剖学考试及格了，而当时班里有不少日本学生没有及格。鲁迅又是班里唯一的中国学生，藤野先生平时对他比较关照，尤其给他的解剖图做过认真修改。现在还能看到鲁迅留下的医学笔记，上面确实有藤野先生修改的痕迹。于是有些日本同学怀疑：藤野先生是不是在考试前给鲁迅漏了题，所以他才能及格？他们甚至要求检查鲁迅的笔记。

当时日本社会对中国人存在明显的歧视，“清国奴”就是很不客气的称呼。竹内好后来把这个“漏题事件”称作“找茬事件”，也就是说，日本学生是在找鲁迅的茬。事情后来经过说明，最终不了了之，但它对鲁迅的心理冲击不能忽略。

《藤野先生》中有一句很值得细读：“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里冒号之后是在解释前面的心理逻辑。中国是弱国，于是中国人也被预设为“低能儿”；一个中国学生考及格了，反而变成了可疑的事情。这个“弱国”的形象，在日俄战争之后被进一步强化。

匿名信开头那句“你改悔罢”，也和日俄战争的舆论背景有关。随后鲁迅写：“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这里的“接着”很重要。从实际时间看，漏题事件和幻灯片事件之间并不是紧挨着发生的，中间隔了几个月。那么鲁迅为什么在叙述上写“接着”？我觉得这里有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区别。实际时间隔开了，但在鲁迅的心理经验中，这两件事是紧紧相连的。

想象一下他的处境：班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相当一部分日本同学认为他如果能及格，大概就是舞弊。于是“中国人”的身份被非常强硬地推到他的面前。前面《〈呐喊〉自序》中，他还可以“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这个“中国人”的身份似乎可以暂时模糊；到了找茬事件里，他被从日本同学中间硬生生地“择”出来了。你就是中国人，而且正因为是中国人，你才被这样怀疑。

所以接下来再看幻灯片，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坐在课堂里的周树人，和幻灯片上的那些中国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藤野先生》不是先把中国人作为中心来写，而是先说“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然后才说“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其中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关于“枪毙”究竟是不是对具体处刑方式的准确记忆，后来有很多考证和争论，这里先不展开。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一句：“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个“我”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整个讲堂里几乎都是日本学生，只有“我”是孤零零的中国人；第二，幻灯片上是一群中国人，讲堂里“还有一个我”，这个“我”和画面中的中国人形成了直接的呼应——我也是中国人。

这样问题就反过来了。我们以前常说，幻灯片上的中国人麻木不仁；但是鲁迅也在被日本同学看。我是不是麻木不仁？如果我这个中国人并不是只有麻木，我有自己的感受、反省和觉悟，那么幻灯片上那些被我们概括为“麻木”的中国人，是不是也可能并不完全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这和《阿Q正传》也可以联系起来。阿Q当然常常麻木，但汪晖老师曾讨论过阿Q某些“生命瞬间”：在饥饿、性等原初冲动出现的时候，他会短暂地对自己生活的未庄世界产生怀疑。到临刑前，鲁迅写那些观看他的眼睛仿佛变成了“狼的眼睛”，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一个骤然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时刻。

因此，“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还可以和《〈呐喊〉自序》里的“我”比较。《〈呐喊〉自序》说“我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我”处在句子的最前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主语和观看主体；到了《藤野先生》，却是“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个“我”仿佛也进入了被观看的位置。作为主语的“我”和某种意义上作为宾语的“我”，恰恰表明了鲁迅观看位置、主体位置的变化。

所以重新讲述幻灯片事件，重要的不只是被讲述的时间——1905、1906年，更重要的是讲述这些往事的时间——1922年到1926年。这个时期鲁迅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呐喊〉自序》所处的“五四”高潮时期，他还比较强调“听将令”、为先驱者“呐喊”的启蒙姿态；到了《彷徨》《野草》的写作时期，已经进入所谓“五四落潮”，鲁迅对启蒙主义和自己的主体位置都有了更深的怀疑与反思。

1926年前后，《呐喊》《彷徨》《野草》以及《故事新编》中的重要作品都已经陆续完成。在这个背景下，《藤野先生》重新讲幻灯片事件时呈现出的主体反思，和前两篇序言已经很不一样了。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为文本事件的幻灯片事件”。作为视觉事件的幻灯片：图像、史料与“看—被看”

20世纪60年代，日本研究者曾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相关教研室里找到一台幻灯机和十几张幻灯片，其中有日俄战争的战争画片，只是没有找到鲁迅所描述的那张处刑照片。

日本还有一本很重要的资料《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出版时鲁迅当年的一些同学还在世，研究者采访了他的班长和同学。关于仙台时期和幻灯片事件的研究，这些材料到今天仍然绕不过去。

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展出的仙台医专存放的幻灯片之一

虽然原片没有找到，后来却发现了一些非常相似的战争照片。其中一张是1905年3月20日在开原城外拍摄的，收入摄影集《满山辽水》。摄影者是日本近代摄影师三船秋香，他在营口经营写真馆，在日俄战争期间拍摄了大量战争照片。日本当时有“大陆政策”“满蒙战略”等扩张构想，这些战争图像也处在这样的背景中。

《满山辽水》后来出版时收入一组处刑照片，其中有题为“露谍的斩首”的照片。日文中“露”指俄国。画面和鲁迅的描述非常相似：中间有被处刑的中国人，周围有中国看客，执行者是日本军人，而且确实使用军刀斩首。

后来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继续追查这个问题。他在研究幻灯片事件时注意到《满山辽水》，并发现这不是一张孤立照片，而是一组连续的影像：从抓获、示众、游街到斩首，形成一个系列。他后来写了文章，中文译文也曾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三船秋香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身份，他是电影演员三船敏郎的父亲。

日本学者的研究还找到了当时《河北新报》的相关新闻。报道把几个被认定为“俄探”的中国人五花大绑，拉到众多看客面前处刑。这里“看客”的出现很值得注意。报道甚至写到围观者有数千人，又用“蒜臭扑鼻”这样的词描写中国人，同时把处刑写得非常冷静，甚至带有净化、美化的色彩，把死者说成像战场“露水”一样消失。这样的语言和血腥的杀戮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反差。

回到藤野先生本人，也能看到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放映幻灯片的细菌学教授有海外留学经历，受欧洲医学教育影响，学校的幻灯机和教室设备也体现了这种现代教育技术。藤野先生则是日本本土培养的教师，在高度推崇“留洋”、强调“脱亚入欧”的环境里，他本人的位置并不占优势。后来藤野严九郎在《谨忆周树人君》中回忆，自己从小接触汉文，对中国文化有尊重和亲近感。也就是说，他对周树人的态度和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国族情绪并不完全相同。

竹内好：“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传统叙述往往把这件事讲得非常顺：看了幻灯片，发现医学只能改变体格、不能改变精神，于是愤然离开仙台，弃医从文，开始用文学改造国民性。

但我觉得，要理解鲁迅的退学，还是应该把幻灯片事件和前面的“漏题事件”或者“找茬事件”联系起来。竹内好很早就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理解。他把这整个经历称为“仙台事件”，而不是只把它缩减成一个单独的幻灯片事件。

竹内好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大意是说：鲁迅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昂首挺胸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那么从容地想：医学不行，那我就改搞文学吧。我们后来常把“弃医从文”讲成一个非常明确、非常昂扬的选择，但竹内好认为，首先存在的是一种被侮辱、被迫意识到自身位置的经验。

竹内好在1943年写作、1944年出版的《鲁迅》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会这样读？一个原因是他作为日本学者，对鲁迅写日本生活、写日本人的文字，可能比中国读者更敏感，更容易体会到那种具体处境。

这样我们再回到“视觉事件”，就会看到幻灯片中有非常复杂的“看”与“被看”。画面里有日本刽子手、被处刑的中国人和围观的中国人；讲堂里有鲁迅和他的日本同学。鲁迅当然是观看主体，他可以看刽子手、看被处刑者、看看客，也可以看整张幻灯片。

但日本同学也在看幻灯片，而且他们还可以看鲁迅。鲁迅也是中国人：当你看到中国人被日本人处刑时，你是什么反应？反过来，鲁迅也在看他的日本同学怎样看这张幻灯片，怎样拍手、怎样喝采。所以观看不是一条单向的线，而是多重交叉的关系。

《〈呐喊〉自序》中鲁迅说自己“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可是如果把它放到找茬事件之后再理解，他还能那么轻易地“随喜”吗？身份已经被强行标记出来：我既在看，也在被看。正是在这里，作为文本事件、视觉事件和主体经验的幻灯片事件重叠在了一起。今天到日本东北大学，还能看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旧址相关纪念标识，当年观看幻灯片的阶梯教室等旧迹也仍有保存。有机会去仙台的话，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