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1年：花石纲为什么停不下来？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1年，这是大宋宣和三年，大辽保大元年，大金天辅五年。

上一年，宋金双方基本达成协议，准备联手灭辽。可是到了今年，大宋却发现自己打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东南方向爆发了方腊起义，本来准备好的要去北上伐辽的大军，只好由童贯带领到东南去平乱。

那怎么办呢？大金那边派了使臣过来催啊，坐船从海上过来的，在登州等着进京。登州守将就想办法拖，童贯没回来呢，你去开封也没有用啊。拖了三个月，大金使臣实在待不住了，“你不送我们去，我们自己走着去开封。”宋徽宗只好派人把他们接来见面。

这些使臣在汴京又待了三个月，一直不得要领，你们大宋到底是出兵还是不出兵啊？最后，宋徽宗给完颜阿骨打写了封信，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大概的意思就是：咱们商量的事儿，不变，都按照说好的办。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大军到达大辽的西京——就是今天的大同——的准确日期，我们就出兵夹攻。我要是完颜阿骨打，看到这封信，血压都能高了。你一方面说不变，另一方面分明又变了，要等我们先打大同，请问你到底变还是没变？看不懂这小作文。

请注意，这应该是一个微妙的转折点。大金那边开始明白了：传说中的大宋，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啊。作为一个合作对象，既没啥实力，也不太诚实。

好了，这边我们先按下不表，再来看领兵去东南平乱的童贯。战争本身没有什么悬念——毕竟是朝廷的正规军，一路平推过去，到了这一年的四五月份，就已经把方腊抓住了，但是这场战争的后果很严重——方腊起义波及了6个州，52个县，史书上说杀害了平民二百万。呃，这个数字本身不太可信，但这场战争对东南一带的摧残，确实是不小。这场战争里，还涌现出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小将，最终深入深山，把方腊抓住的，就是他。这个人在未来会大放异彩，谁啊？他就是在未来的黄天荡一战中，和夫人梁氏一起大破金兵的韩世忠。再过9年，我们就会说到他了。

我们还是回来说童贯。在整个平乱的过程中，历史记下了关于他的两个细节。

童贯出发去浙江之前，宋徽宗说，东南的事就全靠你了，你要是遇到什么急事，别客气，直接以我的名义下圣旨，你写的东西，就权当是我的御笔。这是多大的信任？童贯确实也没客气，到了浙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罢掉了花石纲，别往开封运那些破石头了，老百姓不满，就是因为这个事。他不仅罢了花石纲，还把背后的执行机构应奉局也给撤了，把主持这事的人朱勔(miǎn)也给罢了官，甚至还以宋徽宗的名义写了个罪己诏。确实，方腊起义就是花石纲逼出来的，把花石纲停掉，这是在军事行动之前，先搞个釜底抽薪。

但是没想到，方腊刚刚平定，到了闰五月份，这应奉局就又恢复了，花石纲也是重打鼓另开张。

有人跑到宋徽宗面前说童贯的坏话：方腊之乱，要怪就怪茶盐法，童贯怪到花石纲身上，这不是给陛下您泼脏水吗？童贯也只能叹气，“哎，东南人家的饭锅子还没放稳当，又来！”史书上记载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

那花石纲再次被废，是什么时候？要一直等到1126年，宋钦宗即位后，距离北宋灭亡只剩最后一年了。

花石纲这个词儿，我们从小读《水浒传》的时候就熟。不知道你内心有没有觉得奇怪？宋徽宗再喜欢玩石头，至于的吗？你毕竟是皇帝哎，老赵家列祖列宗都在天上看着你哎，你就为这几块石头，折腾得东南财赋之地的老百姓造反？一项政策已经造成大规模起义，已经被朝廷正式叫停，为什么几个月以后又能死而复生？甚至有人干脆就把花石纲看成是北宋灭亡的原因。元代有个诗人叫郝经，他有一首诗叫《万岁山》，里面两句：“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聊——花石纲看起来不复杂啊，就是宋徽宗个人的一个小爱好嘛，它为什么越搞越大，而且还停不下来，而且最终居然还绊倒了一个大王朝？

宠臣模式

花石纲的这个“纲”是什么意思？

咱都听过 “纲举目张” 这个成语。 “纲” 最早的意思，就是渔网上的那根主绳，拎住主绳一甩，整张渔网的网眼就全张开了。所以它天生就带着 “统起来、编成队” 的意思。到了唐朝，江南的粮食、物资要大批量运去长安，漕船散着走不好管，官方就把船统一编队：十艘船编成一组，设个押运官，这一组就叫 “一纲”。在宋真宗以后，又扩大了编组，三十艘船为一纲。说白了，就跟现在物流系统里的 “一个班次”“一支车队” 差不多，是个成建制的物流编队。所以，运粮食的就叫 “粮纲”，运盐的就叫“盐纲”，《水浒传》里的 “生辰纲”，其实就是给蔡京送生日礼物的运输队。所以顾名思义，花石纲，就是专门给皇家运奇花异石的运输编队。

这件事的起头儿很简单。你要是看过我们1117年那期节目，就知道这个阶段的宋徽宗为了造皇家园林艮岳，需要大量的石料和奇花异草，这些东西，中原少，江南多，那就从江南往开封运点儿呗。就这么点儿事儿。

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多了，甭管是汉武帝的上林苑还是乾隆皇帝的圆明园，规模都要比艮岳大得多。就拿圆明园来说，占地5000多亩，是艮岳的450亩的10倍以上。艮岳还不到今天北京北海公园的一半大。就这么个园林，不管怎么奢华，不管要多少太湖石和奇花异草，怎么就能把整个大宋朝给拖垮了呢？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放大机制在，把宋徽宗个人的一点点审美偏好放大成了一个灭国级别的灾难。我们一层层地捋，看看这个放大器是怎么工作的。

第一层放大器，是在宋徽宗的大脑里完成的。

一提到花石纲，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这是宋徽宗这个文艺青年为了满足自己那点感官享受而搞出来的事儿，跟商纣王的酒池肉林差不多。其实你想，帝王也就是个人而已，他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享乐，耗用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怕的是，帝王把自己的一点个人偏好放到了一个更大的、甚至是更正当的意义框架里面，那对资源的需求就没有天花板了。

你要是看过我们1117年的那期节目，就会知道，宋徽宗造艮岳，是出于神话自己权力的需要，是他的那个用道教神秘主义改造皇权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站在他的角度看，这事儿可不是什么个人消费，这是为大宋朝千秋万代、江山永固的投资——

我自己看看，堆个假山就行了。但是为了让大宋皇权显出神性，这假山就必须有仙气儿。怎么显得有仙气儿？这石头就得有很多孔洞啊。云雾、光影、雨水，通过这些孔洞缓缓散出，才有那种仙山的幽深缥缈的感觉啊。你看这太湖石，就符合我的要求，石灰岩被水长期溶蚀的效果，瘦、皱、漏、透。好，就是它了。

还有，我为什么要到处搜罗奇花异草啊？不止是太湖石啊，什么浙江的花草，登州莱州的石头，湖南的文竹，四川的果树，我全都要，不是我贪啊，这是设计艮岳的初衷。它的意义就是把大宋江山的那些最美的部分集纳在一个小小的园林里，让大家看到什么叫仙境，什么是盛世。

我看有人还在争论，宋徽宗搞这些事，到底是非理性的享乐？还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目的？其实，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二者根本就不矛盾。一个帝王的特权，就包括可以把自己私欲包装成有利于社稷苍生的公共目标。这就是皇权的危险性所在：私人偏好与公共目标之间没有稳定边界。皇帝既喜欢这件事，又真诚地相信这件事有利于天下，于是个人欲望便获得了国家使命的无限预算。

但是光有这一层放大器，没用。帝王的私欲也好，理想也罢，也都是受制约的。

这就要说到宋朝初年的一个故事了。当年太祖赵匡胤，想要一个熏笼，就是给衣服熏香用的小架子，下令做一个。等到了日子，还没做好，太祖就急了，旁边的人就说了，陛下您这个订单呢，先要到尚书省，尚书省再下给工部，工部再下给具体单位，再请旨，得到陛下确认，这才能造呢，等着吧您呐。太祖说，我没当皇上的时候，掏几十文钱，随便就能买个熏笼，哪用这么费劲？把宰相赵普叫来，我问问他怎么回事，怎么给皇帝服务的？赵普来了，说，这就是个规矩。设这些规矩，不是冲您来的，是冲您将来的子孙。您的子孙将来非得要个什么奢侈的东西，这么一通流程走下来，那些台谏官就知道了，肯定就会拦着了。太祖大喜，说这个规矩订得妙啊。

但是太祖怎么会料到，一百多年后的宋徽宗根本就不走这规矩。他想要东西，不走正式程序，他动动嘴，自有宠臣替他去办。

宠臣，这就是花石纲事件里的第二层放大器。

宋徽宗时期的六个宠臣，后来所谓的“六贼”，其中有三个都出身宦官，还有那个操办花石纲的朱勔，就是个苏州商人，靠巴结蔡京才当了官，他们都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

你想，一个十年寒窗，科举高中的士大夫，就算想讨好皇帝，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毕竟，士大夫群体里的面子我也要啊，我还得顾忌各种各样的规则。道理很简单：我的位置，不仅仅是皇帝赏的，那里面有我的奋斗、我的社会声望、我的业务能力，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而那些宦官、商人出身的宠臣，他们所在的激励系统就不一样，还是那句话：“权力只会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他们能拿到这个位置，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皇帝的信任，我要贪恋现在的位置，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巩固皇帝的信任。后来的宋高宗赵构就说过这么一句话，徽宗时期，祖宗之法之所以被破坏得那么厉害，就是因为皇帝身边的那些人是宠臣心态，他们是唯恐惹徽宗皇帝不高兴啊。

就拿主持花石纲的朱勔来说。他和他爹朱冲，都是苏州本地的商人。当年蔡京路过苏州，想在一所寺庙里建一些楼阁，庙里的和尚就说了，这事光有钱不行，你要想把这事儿办成，必须得找朱家父子。蔡京说好啊，就找了他们。过几天，蔡京再去庙里看，大吃一惊，几千根大木头整整齐齐堆在庭院里了。这是什么办事速度？太能干了也。等第二年蔡京被召还开封当宰相，路过苏州的时候就把朱家父子捎上了，给他们洗白身份，提拔他们当官。

后来，等宋徽宗表现出对江南太湖石和奇花异草的兴趣的时候，蔡京就对朱家父子使眼色，机会来了，上啊。刚开始也就是搞几根黄杨木什么的，每次宋徽宗都觉得不错，那自然就渐渐加码，能搞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其实，刚开始并没有什么花石纲，这个名目就是朱家父子为了讨好宋徽宗，这么一点点捣鼓出来的。

你听听，这么个出身的人，他只要还贪恋现在的地位，他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模式？

正常大臣做事，守住规矩就行了；而宠臣办事，必须要营造戏剧性，说白了，一定要出其不意地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否则怎么显出我的价值呢？我要不是能在几天内就整来几千根大木头，蔡京能看上我们父子吗？

所以，咱也别觉得花石纲，狠得下心，肯祸害老百姓就能搞，不，这里面是有技术含量的。朱勔的代表作是把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运进开封。你想，四丈啊，12米多，四层楼高一块大石头，就是放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园林里，也是个奇观。以宋代的技术条件，怎么运进开封呢？

首先是要保护太湖石上的那些孔洞。必须用胶泥将石头上的孔洞填上，外面再用掺了麻的胶泥敷上厚厚的一层，做成圆圆的球形，放在阳光下晒结实了，才能继续运输。

这么大的家伙，走陆路是不可能了，那就走水路。问题是，这一路上，其他河段还好，但汴河是瓶颈。我们以前讲过，汴河最早是战国时候魏国开挖的运河，楚汉相争的时候叫鸿沟，后来经过千年演化，才变成了宋代的汴河。毕竟是人工河，水很浅，许多河段只有不足两米深，宽不过十几米。一路上又有各种桥，平时过点运粮的漕船还行，这么大的石头怎么过？还有很多城市的水门，往往也只有几米高，也过不去。怎么办？

所有这些难题都难不住朱勔。船太小，就造大船；水很浅，就动用数千民夫在岸上拉纤；桥梁挡住，就把桥梁拆掉；遇到城市的水门，就把水门上的城墙扒开，让船通过。反正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等大石头运到开封，宋徽宗先是给这块石头命名为“神运昭功石”，想想还不过瘾，又给这块石头封了个侯，叫“盘固侯”。宋徽宗当然很高兴，但是更高兴的，肯定是朱勔啊。宠臣的地位就是靠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栓牢的啊。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替皇上办事吗？各地哪敢不配合？没那么简单。你要是在大系统里工作过，就知道，虽然是替领导办事，但是领导一般不会出面为这种事儿背书。再说了，一个宠臣，要显出自己的手段，也不会动不动就麻烦领导去协调。2000里的水路，沿途经过那么多州县，要拆掉那么多桥梁和城门，这得横向协调多少部门？这得需要超强的行政能力才能办成。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一个宠臣，只要胁肩谄笑会拍马屁就行了。宠臣期待的效果，永远是帮领导办成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但在领导面前还要显得举重若轻，还得让领导看出来后面的那份儿不容易。

我带来一本书，叫《宫女谈往录》，这是晚清一位慈禧太后身边的宫女的一部口述作品。这里面就写了一件事。有一次，慈禧太后在颐和园游湖。大太监李莲英就说，“启禀老佛爷，您老人家今天游湖，连鱼都高兴。老佛爷您伸出御手来，往水皮上一沾，鱼会往您手上跳。”慈禧说，还有这事儿？鱼要是能跳，我就给鱼放赏。果然，老太后手一伸，半尺长的大鱼就前拥后挤在那跳。慈禧就高兴啊。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是李莲英谋划的。用那种一寸多长的红虫子喂鱼，掐好时间点儿，就在老太后出来看鱼的那个时间，找人站在水边喂鱼，养成鱼追人影的习惯，所以只要有人伸手，鱼就过来就兴奋。这是花了好几年功夫，喂了几百担红虫子训练出来的结果。李莲英下那么大功夫，就为了老太后今天早上高兴这么一下。你看，用巨大的工作量堆出来一个戏剧化的瞬间，让领导在自己身上既能看到工作的能力，又能看到巴结的意愿，从朱勔到李莲英，自古以来的宠臣，都是这么一套行为模式。

所以，你理解了，为什么宋徽宗的一个小小的审美趣味，能变成一个骚动全国的大工程？宠臣模式也是一个放大器。但是，这还没有完。还有第三个放大器，那就是宠臣之间还有一场没完没了的忠诚竞赛。

忠诚竞赛

刚才我们说，朱勔这个宠臣，用戏剧化的行为模式把宋徽宗的小偏好，放大成了一个大工程。但是别忘了，天底下，可不只是你朱勔这一个宠臣哦。宠臣的行为模式，可不只是“取宠”哦，你还得“争宠”啊。

你就看宋徽宗身边的这些人，所谓“六贼”，你可别觉得，坏人和坏人都是一伙的。他们之间互踩起来，一点也不留情面。比如，蔡京和童贯是互相勾结起家的，但是后期两个人翻脸；王黼是蔡京一手提拔的，甚至可以说就是蔡京的门生，但是蔡京倒台之后，王黼继任首相，马上就开始清算蔡京；童贯是徽宗最信任的军事统帅，但是王黼也找机会在徽宗面前给童贯上眼药。这就是宠臣的生存环境。

所以，所有的宠臣，都在默默地进行着一场“忠诚竞赛”。这是花石纲的第三个放大器。

你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假设是在唐朝，所有的宠臣都在给杨贵妃送荔枝。对杨贵妃来说，荔枝早一个时辰还是晚一个时辰送到，口感可能只是略有差别。但是对于宠臣来说，这个差别就大了，关乎到在唐玄宗眼里，谁最在乎贵妃娘娘。需求有上限，忠诚排名没有上限。所以，所有的忠诚竞赛最后一定会演化到远远超出领导需要的荒唐程度。

放到宋徽宗时代的场景里，一样啊：朱勔往开封运奇花异草太湖石，宋徽宗咧嘴一高兴，这就证明了：这是一条有效的取宠之路，全国各地的宠臣当然就会一哄而上。什么东南各路的监司、各州的长官、两广的市舶司，全都开始进献供奉各地的特产。大家也不等朝廷下旨要什么，主动往开封送，还得打点宦官，托他们转献给皇帝。这就是花石纲会闹到全国骚动的原因。请注意，并不是说那些品德差的官员才会加入这场忠诚竞赛。即使无意争宠的官员，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落后，也只能勉强跟上队伍。将来我们讲到明朝末年，全国兴起给大太监魏忠贤建生祠的风潮。大英雄袁崇焕，他也给魏忠贤建生祠。没想到吧？没办法，辽东前线也需要粮草啊，不能得罪魏忠贤啊。

这种争宠行为，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花石纲会发展到公开抢劫民间资源。

请问，花石纲的起点是什么？是宋徽宗要建艮岳，想要些奇花、异草、太湖石搞装修。皇上又不缺钱，要东西，你买就是了。宋代皇帝也有这样的传统，建多大的工程，都是按照正常价格在市场上购买材料。当年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从工程量上讲，比艮岳要大得多，也是照价付钱，没听说在民间抢东西的事儿啊。

但是花石纲就有点儿奇怪。史料记载也有矛盾，一方面说这个朱勔花宋徽宗小金库里的钱，就跟花自己家钱似的那么方便，一次就能支取几十万上百万。另一方面又说，这帮人在民间巧取豪夺，拿东西一毛钱都不肯给。那站在宋徽宗的角度来说，就会觉得很冤：花石纲的一草一木都是我掏了钱的啊，怎么最后变成我抢老百姓东西呢？

确实，后来童贯宣布取消花石纲的同时，替宋徽宗写了一篇罪己诏，其中也是这么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花了钱买的，我还三令五申，不许强行摊派，不许低价征收。都是具体办事的官吏营私舞弊，从中牟利，才渐渐演变成了扰民之害。

把锅扣到贪官污吏头上当然没错。但是贪官污吏啥时候没有？为什么其他工程就少见这种事儿呢？所以还是需要解释。我思来想去，觉得跟花石纲任用了宠臣还是有关系。

宋徽宗是一个挥金如土，对钱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吗？不，他挺精细的。上一期节目，我们就讲过关于他的一个细节。那是他刚刚继位的时候，皇宫里打算修造房子，有人提议用金箔做装饰，核算下来需要五十六万七千片。徽宗说：“把黄金贴到房子，将来房子坏了，这批黄金没法回收，太不值得了。谁出的馊主意！”

后来对这则史料的解释，是说他早期还知道节省，是后来才变坏的。但你想，这则故事其实体现了宋徽宗的金钱观：如果这批黄金能回收呢？没准他就答应了。说白了，他愿意为面子做投资，但不愿意搞持续贬值的消费，这不矛盾。再进一步说，一个富人起居豪奢，和对金钱特别敏感，其实也不矛盾。

他的这种性格，底下的那批宠臣肯定也看在眼里。那好了，只要皇上不是一个对金钱数字没概念的人，那为皇上办事，少花钱，就是一个得分点。如果着眼于宠臣之间的忠诚竞赛，我要是不能花小钱办大事，那很可能我就要输给别人。所以，即使按规定，采买花石纲是要照价付钱的，我也有充分的动力，想办法把价格压下来。

那招数就多了：东西付钱买，但是在运输环节上想办法占地方上的便宜，把成本转嫁出去；东西原本很贵，但是仗着给皇上办事，强行砍价；遇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直接抢也不是不可能。这种动作多了，可不就是天下骚动吗？

你看出来了吧？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机制：宋徽宗越是一个注意节省的人，经过宠臣的忠诚竞赛这个放大器之后，就越是会变成对民间的贪婪的巧取豪夺。

但这还没有完，花石纲事件里还有一个放大器，那就是组织。

朱勔不断地展示能力，固宠邀恩，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为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应奉局。有了这个组织，花石纲的规模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不要小看组织这个事儿。社会学家默顿在这本书《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里，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一个组织开始运行，慢慢地就会把手段变成目的，这叫“目标置换”。就拿朱勔的应奉局来说，刚开始的目标是为皇帝搜罗奇花异石，但是一旦成立了组织，它的目标就会变成维持这个组织本身的存在。否则，朱勔的权力怎么持续呢？依附这个组织生存的商人的利益从哪儿来呢？更进一步地说，一个组织，撑起了一个利益框架，普通人在里面也是获利的。比如花石纲里的普通的船工，按说都是底层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因为办的是皇差，欺压起汴河上的其他船工，甚至是沿途州县的官吏，也是一点不含糊。要不怎么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呢？

组织一旦开始以自身存在为目的，那就一定会发生两件事：一是，创造目的，维持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二是创造利益，维持自己存在的可能性。我们一个个地来看。

什么叫创造目的？说白了，就像今天有的杀毒软件公司自己编写电脑病毒——活儿不能干完啊，得想办法证明你们还需要我啊。花石纲这个任务，本来是有终点的，艮岳造完了，这个组织就应该撤了。那还行吗？所以，就必须不断给皇上找好东西。既然艮岳是为了证明盛世已经到来，既然艮岳要并包天下胜景，那就必须不断发现更大、更奇、更稀有的东西。所以，朱勔的手下人才会那么上天入地、身入各种深山大泽，去搜罗奇花异草。

至于这些草木运进开封，能不能移栽存活，就不重要了，甚至活不了才好呢，可以继续找啊。当时就有这么个笑话：皇宫大宴上演滑稽戏，演员指着梅花问另一个演员，这是啥？那人说，这是芭蕉。又指着松树问他，这人又说芭蕉。反正问什么他都回答是芭蕉。大家都说他傻。这人说，嗨，甭管是什么吧，反正我看到的，就是你们巴巴地给运来了，最后都焦了。所以，我说都是芭蕉。连在场的宋徽宗听见了都乐。

组织还必须创造利益：要是大家跟着你，挣不着钱，你还怎么当这个大哥？这也是花石纲扰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朱勔手下的官吏，当然也会去民间瞪眼抢东西，但这技术含量太低，他们更经常干的，是利用手里的“合法伤害权”。举个例子：一帮当差的，跑到一个大户人家，说我们是应奉局的，你们家庭院里这块石头挺好，皇上肯定喜欢，我们买了，来来来，上个黄封，就是用一张代表皇家御用的黄色手帕给贴上。你说什么？送给皇上？笑话，皇上能占你这点便宜？该多少钱就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拿不走，你替我看着，过几天我们再来，要是掉个角，这是大不恭的罪名。懂吧？你说你要是这大户人家，你能咋办？只能把当差的拖到一边，偷偷塞钱才能免祸。

这种操作多了去了：你们家这棵树好，我们买了，就是移出去的时候，太大，皇上的树可不能磕碰，得拆门。啊？门不能拆啊？那你不得表示表示？这棵树也挺好，我们替皇上买了。哦？这是你们家祖坟哪？这树不能动啊？真是孝顺孩子！来来来，我看看你家到底有多孝顺？

那你说宋徽宗知道这事儿吗？知道。不仅知道，他甚至还试图整顿过：以后运花石纲的船不许征用运粮的船，不能动人家坟墓，毁人家房子啊，也不许拿个黄手帕到人家里封东西，还有能进奉东西，只有朱勔啊、蔡攸啊，只有你们六个人可以，其他人都不许了。你看，几个放大器的窍门，包括怎么为害老百姓的技术细节，他都门儿清。

但是又能怎样呢？你创建了一个组织，就是从瓶子里放出了魔鬼，你是收不回去的啊。

权力啸叫

看了宋朝皇帝那么多故事，我觉得最动人的，还是宋仁宗不吃羊肉的那件事。有一天，他半夜里馋了，想吃羊肉，转念又一想，不行啊，我要是张这个嘴，以后宫里每天就得备上，以备我不时之需，那得花多少钱？忍了！不吃了！

你看，宋仁宗不是怕浪费，羊肉才多少钱？他是深深地知道组织系统的厉害：我要吃羊肉，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订单，这是给整个供应链系统创造了一个关于未来需求的预期。自然就有人会想办法把它变成一套制度，每个人在里面再安放一份自己利益，又因为有这份利益，这套制度就很难拿掉。即使是皇帝，也拿它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别开这个头儿。

而我们今天说的宋徽宗和他的花石纲是一个相反的例子。皇帝的一点点审美偏好，经过一层层的放大——我们刚才历数了四层放大器——皇帝自己把私欲放大成了公共需求；宠臣把皇帝的需求放大成了戏剧化的事件；而宠臣之间的争夺又把它放大成了一场荒唐的忠诚竞赛；最后，新设立的组织又把它放大成一个很难撤销的利益集团。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变成了灾难。

其实，就在我们讲的1121年，方腊起义的后果已经血淋淋地摆在面上了，波及了6个州，52个县，祸害平民200万。而童贯带着宋徽宗的授意，既下了御笔罪己诏，又罢免了朱勔等人，还撤销了应奉局这个机构，当然也宣布停了花石纲，按说，这出闹剧该结束了吧？诡异的是，它就像癌细胞一样，虽然做了手术，看起来切得也干净，但就是复发了。仅仅五个月之后，应奉局就又设立了，朱勔又卷土重来了，花石纲又开张了。要知道，这个时候，连方腊都还没有死呢，花石纲的惨烈后果还血迹未干呢，怎么就又开始了？

组织行为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承诺升级”。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组织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干一件事，发现效果不好，你猜他是会收手？还是会加码？通常会加码。因为一旦收手，不仅证明这件事错了，还间接地证明干这件事的领导也错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组织都会“越错越投，越亏越补”，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之前的错误。

花石纲停了之后，当时的宰相王黼就对徽宗说了，皇上啊，现在外面的说法可多了，大家说应奉局的坏话，这不是冲着您来的吗？

尤其是那个童贯，别人不知道，他还不清楚？方腊之乱，都赖蔡京搞的茶盐法，而童贯居然归过于陛下您啊。

其实我们都清楚啊，这是坏人办坏事，跟您无关啊。这么着，原来设在苏州的应奉局撤了，但是咱们干脆在中央设个应奉司，我来牵头。我，您总信得着吧？这回要是干好了，不就证明只是以前的人不行吗？这不就把您给摘出来了吗？

你听听，再次恢复花石纲，这已经不是为了那点儿石头花草了，这是为了撇清宋徽宗本人的责任。在这个框架下，一切的性质都变了：停掉应奉，那是让皇帝认错；批评花石纲，那是动摇皇帝的政治路线。所以，只能试试继续干下去，会不会有不同的后果了。你看，这个系统继续运行才是默认选项，把它停下来，反而需要额外的政治勇气、制度力量和利益清算了。

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长叹一声：花石纲不仅有一个四级放大的机制，让它从一个念头变成一场灾难，还因为有这么个锁死的机制，根本就停不下来，只能一路加油冲向终点，直到车毁人亡。

这像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一种现象，就是麦克风的啸叫。声音从麦克风出去，又从音箱回来，再进入麦克风，每循环一圈，音量就变大一次，最后变成刺耳的啸叫。

在公元1121年，我们看到的停不下来的花石纲，不也就是一场权力的“啸叫”吗？皇帝表达一点偏好，妄念、宠臣、竞争和组织把它逐级放大，放大后的结果即使被证明已经是灾难，也拦不住皇帝为了证明自己正确，继续把它放大成更刺耳的“啸叫”。

叫吧，叫吧，距离1127年的终点，也没有几年了。我们下一年，1122年， 再见。

致敬

本期我们拆解了花石纲从一块石头到一场国难的完整链条。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欧阳修写下的一篇名文 ——《五代史伶官传序》。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 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你听这句：“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大祸往往来自于小事的日积月累，智勇之人往往耽误在小爱好上。这本来说的是后唐庄宗的兴亡，却像一句精准的预言，照见了后来的徽宗朝。 最初不过是帝王对花木奇石的一点偏爱，算不得什么滔天恶政；可一旦被官僚体系层层加码、被逢迎之徒无限放大，这份 “个人小偏好” 就慢慢积累成了滔天巨祸。 致敬这篇史论，致敬文明留下的永恒警示。

参考文献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

（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王明清撰：《挥麈录》，中华书局，1961年。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

（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

（宋）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 年。

（宋）张邦基撰，孔凡礼校注：《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

（宋）龚明之撰，孙菊园校点：《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宋）马永卿辑，（明）王崇庆解，崔铣编行录，（清）钱培名补脱文：《元城先生语录》，商务印书馆， 1939年。

（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华书局，2004 年。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美] 罗伯特·Ｋ.默顿著，唐少杰、齐心译：《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译林出版社，2015年。

[英]崔瑞德、[美]史乐民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单远慕：《论北宋时期的花石纲》，《史学月刊》1983年第6期。

程民生：《宋徽宗花石纲之渊源》，《中州学刊》1987年第5期。

王曾瑜：《宋徽宗时的诸局所钱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