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资深乡村媒人的生意经

文 | 马鹏波

编辑 | 刘成硕

一

在中国西北地区，阴历十月一是传统鬼节，按照旧俗，人们在这一天傍晚都要焚纸祭祖，伴随日落西山，缭绕的烟雾很快就会笼罩四野，等烟雾散尽，北方也就进入了真正的冬季。对于北方农民而言，冬季的到来意味着蛰伏期的降临，等待与休息将成为他们未来三个月打发日子的主要方式。不过，对于从事另外一种职业的人来讲，这却是一桩好事，他们一年的等待与积累，就是为了在这最后三个月里大展身手。

老杨，乡村职业说媒人。2018年11月底，我特意前往一个叫杨村的村子，因为没有老杨的具体地址，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求助。商店老板是个健壮的中年女人，听完我的简单描述，她很快就在记忆中筛选出了我要寻找的对象，“哦，说媒的杨师！”后来我才知道，附近村子的人都称老杨为“杨师”，“说媒的”则是乡下人对“媒人”的通俗叫法，老杨很喜欢别人给他的这个称呼。

有村里人引路，我很快就在一户农家院里见到了老杨，现年62岁的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媒人。和想象中的媒人形象稍有不同，他身材魁梧，大腹便便，全然没有中介从业者常见的那种机灵刁钻劲，简短的交谈后，我发现他也擅长伶牙俐齿的表达方式，这让我对他此前在电话里陈说的种种“业绩”不禁产生怀疑。老杨对我的到来同样深感意外，“没想到你真的找来了！”迎我进门，几杯开水，半袋瓜子，他想找一包珍藏的上好茶叶，却忘记了当初存放的具体位置，尴尬地笑笑，转而要给我展示制作好的《姻缘簿》。

这是老杨深感自豪的“独家创意“。每年鬼节一过，老杨都要花费至少一周时间，将此前整理的电话本和附近乡镇适龄男女的信息全部摆出来，花上点工夫，按照属相、年龄一一配对，最后再将配好的信息重新誊写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里。当然，老杨不喜欢别人用“笔记本”称呼他手上的“宝贝”，他取了一个吉祥名字——《姻缘薄》。他说“阎王手里有《生死簿》，月老手里也应该有本簿子，我就叫个《姻缘簿》吧，咱干的就是拴姻缘的事情！”

他预先在一张红纸上折出三个方框，特意请人用毛笔在方框里繁体竖排写进“姻缘簿”三个大字，剪裁过后，糊在笔记本封面，盖住了原先的英文字母。“我一年换一本，不怕麻烦，图个吉利！”

我接过老杨的《姻缘簿》，翻开，密密麻麻的男女个人信息以男左女右的格局，塞满了本子空白，老杨用了三种颜色的笔分别标注每个姓名后的关键信息，红笔写属相，蓝笔标注村子名称，黑笔则是一些具体数字，其中还有贯穿笔记本左右的铅笔线条。我想进一步搞清这些不同颜色笔记的象征意义，但老杨始终面带微笑地找理由搪塞，看得出来，他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陌生人还有所顾忌。于是，我适时提出当天下午请他到镇上吃顿便饭，也想借此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以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获取更多信息。不料，老杨大手一挥，“不花这个钱。你来的巧，明天咱俩一块到县城吃顿大餐！”

二

大梦一宿，第二天上午九点，村子开始醒在雾气里。老杨把自己的一辆摩托车掀出牛棚，将一壶热水浇满油箱外部，插上钥匙，发动，递给我一副头盔，招呼我骑上后座，我们一同冲上街道，往县城驶去。

杨村距离县城仅有五公里，村子位于一片河川谷地。时间入冬，绿色的麦苗罩着一层薄雾铺展十几公里，中间散落着些许坟头。在行政区划上，杨村隶属陕西西部的陇县，这里位于黄土高原腹地，与甘肃接壤，按照政府门户网站给出的资料显示，这个面积达两千二百平方米的山区县拥有人口将近三十万人，无论如何，这都不算一个小数字，但多年来，陇县一直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显而易见，巨大的人口资源并没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数据。坐在老杨的摩托车后座，我把自己的发现和心中疑问传递给他。

“那只是户口本上的数字！“老杨大声说道，“中国人不一定都在中国，陇县人也不一定都在陇县，三十万人有三分之一在陇县干活就不错了。县里过去有煤矿，鞋厂，轧钢厂，现在啥都没了，都跑到外面去打工。”

我指着两边广阔的麦田：“看起来，留在家里种地的人也不少！“

“你要是十年前来这，麦地就不是这个样子，一行一行，整齐得很。你看现在，像不像城里的草坪。知道为啥吗？”老杨把头盔上的面罩掀上去，“过去各家壮劳力多，把庄稼当回事，现在不行了，种地的都是老年人，没那个精力，到种麦时间，把种子像给鸟喂食一样撒地里就行了。你看这麦，稠的稠，稀的稀，收成肯定不会好，麦草估计能收不少！”

老杨把陇县经济发展的滞后，归结于人口流失。媒人常年与本地人打交道的职业特征，让我有理由相信他的分析不无道理，陇县环境闭塞，年轻人选择走出大山进入城市，也是人之常情。但根据老杨的阐述，流入城市的不仅有年轻人，更多的还有过去轻易不离开乡土的中年人。为何中年人也要抛弃土地？

对于我的追问，老杨没有立即回答，他笑了笑，“等会儿吃完大餐再告诉你！”

三

我们在风里前行二十分钟后，摩托车停在了一家小餐馆门口，老杨把头盔夹在腋下，示意我跟上他的脚步。进门上楼，他推开一间包厢的红色门，掀开门帘，里面此时已经烟雾缭绕，二手烟熏得我胃里一阵难受。这是一间十平米的雅间，圆形餐桌两侧坐满了人，正对门的那个位置空着，毫无疑问，那是给老杨准备的。“一个朋友，是个作家！”老杨向已经起身站立的一圈人介绍我。

“服务员，加个凳子！”一个满脸皱纹的男子唤服务员，嗓门极大，把我让在了他的座位。

这是一场 “谢媒宴”。按照传统，如果媒人将一门亲事撮合成功，男女双方家人要在大婚之后不久专门摆酒设宴，款待媒人，以感谢他的“成人之好”。当天到场的一共有七个人，除了新婚夫妇，男女双方的家长也都来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位男方的舅舅，就是那位满脸皱纹的大嗓门男子。

老杨应付这些场面已经驾轻就熟，他径直坐在空出的上座，分别接受了双方家人的一圈敬酒后开始自斟自饮。新婚夫妇看上去极其年轻，他们似乎还不适应这种属于成年人的交际场合，一度显得局促不安，双方父母也沉默寡言，除了客套的场面话，其余时间则惜字如金。这时我才明白，为何这场两个家庭之间的聚会要邀请舅舅参加——他是专门来化解这种相顾无言的尴尬场面的。

酒菜极其丰盛，席间按照约定成俗的礼节，老杨还接受了男方赠送的一整个生猪头和一双皮鞋，有意思的是，那只刷洗得白白净净的猪头鼻孔里还插了一根大葱。然而，老杨当天在这间二手烟弥漫的雅间一直沉默不语，即使接受了对方馈赠的礼物，脸上僵硬的表情也未见软化。好在有男方舅舅，他成了当天酒席间的主角，或者还应该算上我，我的突然出现，避免了他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之境。

“你们平时都写国家大事，啥时候把我们这地方也写一写。”他给我倒了一杯白酒，由于动作稍显僵硬，酒水溢出了杯口，“真的，娶个媳妇太难咧！”

就在这时，老杨抬头朝男方舅舅瞪了一眼。

我顺势追问，“说说看，说不定我回去就能写出来！”

“彩礼太贵了。一年涨两万，比城里的房价还涨的厉害。给娃娶一个媳妇还得买房买车，前前后后得花小四十万。“

“其实城市结婚也不便宜！”我接上他的话，但很快就为自己的鲁莽冲动后悔。

“城市和农村咋能比么！农村人一年到头才挣2万元。你们城里人娶媳妇不着急，到处是年轻人，连我们这地方的年轻人都跑城里去了。”

他语速很快，我没能找到插话的机会。

“农村女娃本来就少，现在更少啦，男娃不着急是假的。农村女娃能嫁到城里，城里女娃谁跑到农村？农村女娃现在就这么点，想娶媳妇就得砸锅卖铁掏大价钱。”

我猜他工作的场合肯定遍布噪音，以至于他已经习惯用超出常人许多的大嗓门发表意见，而且不知疲倦。

“你们都是文化人，你说这今后咋弄？“

鉴于之前的“教训”，这次我没有回答他的质问，只憋出了一副难堪的假笑。老杨没有再抬起他硕大的脑袋，用凌厉的眼神“瞪”视大嗓门男子，他决定做“甩手掌柜”，让我独自面对。我想，我确实挑战了他的权威，老杨在乎这个。这期间，我注意到坐在男孩旁边的姑娘一直低头不语，筷子在空碗里拨来拨去，男孩的妈妈显然看出了儿媳妇的情绪变化，试图制止男孩舅舅的发言。舅舅见状，仰头喝下一杯酒，笑了笑，“喝多了，喝多了！“随后又给我倒了一杯，笑着长长叹了一口气，我也舒了长长一口气。

这场“谢媒宴“在稍显沉闷的气氛中持续到了中午十二点，老杨把猪头挂在摩托车手把上，我帮他抱着一双皮鞋，酒足饭饱，我们又重新返回杨村。

“你今天看起来并不高兴！“

“看不起我，啥东西嘛！”他忽然变得很愤怒，“不要误会，我没有说你。今天这门亲事，是去年冬天就说成的，本来年一过就该给我把猪头和皮鞋、礼金送来。没规矩，欠了老子整整一年，给他没涨价就算便宜了。”

“礼金？啥礼金！”

“你把鞋盒打开，看看是不是塞着红包！”我打开鞋盒，一个红纸糊的信封压在鞋底。“不用数，肯定是5000元，他不敢糊弄我的！”

老杨说的礼金，也就是男女双方付给媒人的佣金，类似于中介费。在陇县的传统风俗中，媒人的佣金通常是一块猪头肉和一身新衣裳，但近些年来，由于婚姻市场的逐渐火热，陇县适龄青年中，男多女少的局面愈演愈烈，媒人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佣金就由传统的实物变成了金钱，像老杨这样的资深媒人，佣金通常是彩礼价钱的百分之五左右。在某种意义上，彩礼钱越高，媒人获得的佣金也就越多，陇县地区节节攀升的彩礼钱，顺势提升了媒人的收入，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老杨在四年前毅然中断了自己贩卖牲口的生意，做起了职业说媒人。

“我干这个有优势，过去贩牲口，跑的地方广，认识人多，圈子大，能把媒说到隔壁县去。其他人，没这个本事。”老杨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充满自信。

“不过最近几年这一行也不好做了，女孩子越来越少，女方家要求也越来越多，一年到头也说不成几个。今天那一对，彩礼20万，那姑娘才不到20岁，连结婚证都没领。按理说，我是不能给说媒的，违法，但没办法，那女娃有个哥哥，等着用钱结婚，这边男娃，家里的姐姐结婚不久，家里刚好有笔彩礼钱。这种事情，两家你情我愿，不给说合成，会得罪人的。你们城里人可能觉得这是婚姻买卖，没有爱情，没有感情，说实话，按我们的实际情况，这就叫缘分，钱到位，人到位，缘分也就到位了。”

“男娃家既然有了彩礼钱，何必着急呢！”我问。

“当然着急，一年涨两万呀。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他们家能拿出来的只有20万，但还要在县城买房，置办酒席，前前后后下来还欠了30万元债。正月初五结的婚，结完婚就锁上门，全家打工去了。所以，没给我把礼金及时拿来，我也不怪他们，结完婚一穷二白了，估计就留了些出门打工要用的钱，都不容易！来的路上你问我中年人为啥都要出去打工，原因就在这里：父母帮儿女还债。”

四

接下来的几天，老杨都在打电话和接电话中度过。他很擅长用手机远程处理事务，并且极有耐心，属于那种能控制场面的人物。有时候，他连续几个小时盘腿坐在炕上，把《姻缘簿》摊开，拿起铅笔，搬出一本《老黄历》，比照着在本子上勾勾画画。

“你看，像不像你们在学校里做的那种连线题！”老杨咬着一只烟，这句话说出口，他自己先笑了。“这种事情就看你咋想了。老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个线可以是月老手里的红线，也可以是我用铅笔画出来的这条线。”他把掉在被面上的烟灰弹到地上，吹了一口气，“不过，照我看，月老的那根红线靠不住，还是我这跟线比较灵光些！“

老杨嘴里的“月老红线”指那些通过自由恋爱，最终抵达婚姻殿堂的年轻人，“铅笔画的线”指的就是经由像他这样的媒人牵线搭桥组合的家庭。但老杨的本意不止于此，在他这里，“自由恋爱”代表着很低的彩礼钱，“铅笔画的线”则意味着高昂的彩礼。事实上，实用主义理念主导着杨村人的认知，在他们看来，“礼金多寡”才是婚姻话题的核心。

“自由恋爱当然好，但首先你硬件条件要好，要学历有学历，要模样有模样，能在城市混下去，能挣来钱，这就是自由恋爱的资本，不然，哪个女娃和你自由恋爱。但在我们这，拥有这些资本的娃，太稀缺了！”

根据老杨的提示，我检索了陇县地区近十年高中以上学龄段人数，发现2007年以前，陇县仅有1所高中，但全县境内初中多达7所，高中录取率不足百分之十五，直到2007年，新建的第二所高中开始招生，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善，2008年全县初三应届毕业生多达六千余人，高中录取名额增加到800，即便如此，高中入学率依旧未能突破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颇让人沮丧和惊讶的数据，这意味着6个初三毕业生，仅有1人能够走进高中大门，进而获得考取大学的机会。换而言之，陇县绝大多数年轻人拥有的最高学历仅为初中。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老杨，“一直都这样，考高中比考大学难，考上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教育水平就是这个样子。初中毕业去南方工厂打工，胆子小的给人组装手表，胆子大的就去摆弄机器，被机器切掉手指、胳膊，多的很。最后都得回到农村娶媳妇，就算在外头自由恋爱，谈的也是农村打工的姑娘，彩礼肯定是跑不了的。”

“别看都在外头跑，每年这个时候都得揣着挣了一年的钱，一窝蜂回来，找我给他们牵线搭桥。今天下午会来一个小伙子，前些年打工时让机器切掉一根手指，但好歹挣了点钱。我给挑了6个适合的姑娘，下午一起去看看。”

乡村婚宴

下午三点，一辆面包车停在老杨家门口，司机是个精干的小伙子，给老杨拎了一瓶酒和一条烟。他24岁，但已有8年工龄。老杨很喜欢小伙子开的车，“有车，这个事就成了一半啦！”

按照老杨电话预约的次序，我们去的第一家距离杨村大约三公里，同属县城周边村子。老杨把小伙子领进门，介绍给女方家的父母，小伙子和姑娘留在屋里，其余人很配合地撤到了外屋。我站在他们中间，听老杨向女方父母陈说小伙子的种种“优势条件”，老杨很懂得如何在谈判过程中展现己方优势，从而把选择压力抛给对方。他明显拔高了小伙子的家境，甚至杜撰出我们已经看过其他几家姑娘、小伙子对其中两个很有兴趣的桥段，并让我给予证实。我见状只好“知趣”地点点头，然后借故上厕所，逃到了院子。我被动地成了一个“骗子”！

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临走，小伙子给姑娘塞了50元红包，这是当地约定成俗的“见面礼”，同时也意味着小伙子和姑娘两人没有“谈拢”。小伙子说，姑娘只想找一个教师或者公务员，嫌他的工作不稳定，老杨在车上安慰，“不要紧，咱去下一家”。

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人烟稀少。老杨希望我做他的“托”，配合他在女方家里继续“表演”。

“咱们这样算不算骗人？”我问。

“咦！这咋能叫骗人？看人下菜碟，事情就得这样子干！”

老杨的表情严肃，我只得乖乖顺从，把“骗子”继续当下去。就这样，我们马不停蹄地去了下一家，又去了下一家，到最后一家之前，老杨彻底怒了。他向小伙子吼道：“你咋回事？你要娶个七仙女？” 小伙子擦着老杨溅在他鼻梁上的唾沫星子，一脸委屈。

“我跟你讲，这几个姑娘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和你的八字属相特别合得来，家里条件也跟你们家相当，身体上虽然或多或少有些小问题，但都无伤大雅。你得学机灵点！”

陇县人习惯用属相计算年龄，不但如此，他们对于属相配对吉凶或者禁忌，尤其信奉。老杨当然也深谙此道，在他的《姻缘簿》上，属相信息都被他用红笔刻意勾画，那些属相配对吉利的男女名称，就被他用铅笔左右勾连起来。毫无疑问，小伙子的名字后面，一定勾连了六条铅笔线， 不过现在看来，只剩最后一道了。

老杨依旧和我互相配合，重复之前的“表演”。这次老杨没有把小伙子和姑娘单独留在屋里，而是大家共处一室，老杨选择的策略非常简单：小伙子尽量不要讲话，一切都交给他。

“很能干的小伙子，打工七八年了，在城里混的相当不错，比教师挣的多！“老杨示意小伙子把茶水倒满，小伙子照做。

女方父母面无表情地点点头，不说话，看不出来是认可还是敷衍。

“在县城跟前盖的新房，面包车也有。姑娘嫁过去吃不了亏！”老杨继续规劝，语速也越来越快，夹杂着的有些方言语调让他的谈吐变得模糊不清。

姑娘父亲继续点头说好，惜字如金，堆着一脸笑容，仿佛局外人。姑娘的母亲发话了，看得出来，她才是把持这个家庭发言权的人物，“我也不多要，22万，今年都是这个价！”

屋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姑娘端起茶壶走向外屋，姑娘父亲也起身离场。“老姐姐，就小伙子这条件，22万，确实高了！”老杨提高嗓门，试图把价格压一压。

“你可别糊弄我，这一阵子行情都到24万了，我才要22万，在城里连半座房都买不下。”姑娘母亲虽然笑着回应，但立场鲜明，这样的人物最难搞定。我看到了小伙子和老杨脸上同样难堪的表情。老杨遇到了职业生涯最不愿遭遇的那种对手。

走出姑娘家门，天已擦黑，老杨用我听不太明白的粗鄙方言骂了姑娘母亲一路。“骂归骂，但也不是没有商量余地，你在家等消息，我回头再去走动走动，或许还有希望。”小伙子点点头，把夹在耳朵的一支烟递给老杨。“听叔一句话，不要太挑，能过日子就行了，想法太多，到头来耽搁的是自己！”

五

再见到老杨是一个礼拜以后，我在医院找到了他，他的情况看起来突然糟糕了许多。

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九月份，本地一个大龄青年找到老杨，托他帮忙给介绍姑娘。这个青年以前有过一段精神病史，父母早亡，平时在废品收购场当装卸工。这样的条件，在相亲市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按照常理，大多数媒人都会借故推辞，但老杨答应了下来。

在陇县，媒人领小伙子“见”一个姑娘，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男方都要付给媒人200元钱，再管三顿好饭。九月属于淡季，老杨一方面想赚这笔介绍费，另一方面也有和当地其他媒人“斗气竞争”的意思——别人不敢接应的活，他敢。

但老杨很快就发现，九月时节，乡村的年轻人大都在外未归，并没有合适姑娘介绍给这位条件恶劣的大龄青年。出于维护自己口碑的考量，他既不想知难而退，也不想带这位大龄青年去见那些有头有脸的待嫁姑娘。于是，他铤而走险，以每天50元的价格从劳务市场雇来两个年轻女工，假扮未婚女子，带着大龄青年按照程序“看”了两次。相亲结果按照老杨的计划均告失败，他也顺利将一共400元的介绍费赚到了手中。

百密一疏，老杨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到底还是出了问题，他忽视了来自同行的“窥视”，或者也可以称作“监督”吧。就在我们开面包车回到杨村不久，由于其他媒人给大龄青年的“指点“，老杨的“阴谋”被败漏。青年纠集了一帮江湖兄弟，在杨村通往县城的路上，把老杨从摩托车上打翻下来，老杨左脚骨折，躺进了医院。

“他妈的，他这辈子就等着打光棍吧！”老杨当着我的面咒骂起打伤他的青年，却只字未提他雇佣女工冒充姑娘的事情。他确实满腔怒火，从被子后面掏出《姻缘簿》翻阅，“看着吧，就算我躺在医院，他们照样得上门求我。冬天日子还长，有电话，就算走不了路，照样说媒！”

当天，那个断了一根手指的小伙子拎一篮水果也来看望老杨，临走塞给老杨1200元钱，那是他之前的介绍费。老杨没有推辞，也不避嫌，接过后塞进裤子口袋，笑着安慰道：“别灰心，有叔给你操心，包在我身上。你好好挣钱！”

“那就一切拜托叔！”小伙子把一颗削好的苹果递给老杨，转身告辞。

送走小伙子，我把老杨的《姻缘簿》拿过来，翻开，找出小伙子的名字。名字后面原来的六根线只剩下了一根，几粒橡皮碎屑粘在本子内侧。

“帮我把那根线也给擦了吧！“老杨眯瞪起眼睛，递给我一块橡皮。

于是，小伙子名字后面最后一根线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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