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交锋——五四时期的北大知识分子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一百年前这场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北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日前，《北京大学校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通过他的研究和讲述，感受那个时代北大知识分子群体对“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的不懈追求和常为新、勇求索的独特精神气质。

欧阳哲生教授

蔡元培治校：

兼容并包，形成具有革新精神的教授阵容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梁启超所制定的办学章程的精髓就是中西并用，这就决定了它以融汇中西文化为使命，因而和传统的太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京师大学堂在创办初期，既吸收了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派，也容纳了严复、蔡元培、林纾等一批在当时具有新学知识背景、热情传播西学的知识分子来参与学校的创办和教学。”欧阳哲生在解析北大“为新”基因时说。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这年9月，时任内阁教育总长范源廉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迎来了革新的契机。”在分析五四前夕北大的革新土壤时，欧阳哲生说：“1916年12月，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可以说是北大真正迎来了新生。”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学者组成强大的新派教授阵容。“当时教授中具有留学背景的占绝大多数，例如留日的李大钊、陈独秀、周氏兄弟、钱玄同等，留美的马寅初、胡适、蒋梦麟等，留法的李书华等，留英的陶孟和等，这些具有留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跟传统的士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具有新的学术经历和新的教育背景，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陈独秀办刊：

移师北大，形成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他同时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搬到了北大。

“《新青年》编辑部未搬到北大之前主要由陈独秀主撰或主编，搬到北大后，《新青年》成立了由一批北大教授组成的编委会，参加编委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陶孟和、沈尹默等，编委会成员轮流编辑。北大文科新派教授群体的强有力的阵营使《新青年》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欧阳哲生说，“当时就形成了‘一校一刊’引领新文化运动的格局。‘一校’就是北京大学，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一刊’就是《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通过这‘一校一刊’来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所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在1917年之后对整个国家的文化思想、教育、社会政治生活等领域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欧阳哲生教授特别提到了陈独秀1919年1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的一篇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本志’即《新青年》。这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一批人对《新青年》的攻击而进行的‘答辩’。”在陈独秀看来，学习西方的“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是救治当时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的两把利器。陈独秀在文章中提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民主和科学逐渐熔铸成五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对中国现代化方向的最本质的规定。“过去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向哪个方向发展是犹疑的，不够明确。最初觉得只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进行工业化就可以了，后来觉得在制度文明上也应该向西方学习。到了五四时期，国人开始意识到要学习西方、赶超西方，必须坚持民主、发展科学，所以民主、科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规定。这对后来的知识分子影响非常大。一切追求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追求民主、发展科学为己任。”欧阳哲生说，这足见五四精神的巨大影响力。

胡适的“两个面相”：

对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

对西方人推介中国文化

1985年，尚在攻读研究生的欧阳哲生开始关注胡适的早期思想。研究生三年级时，欧阳哲生从长沙出发，先到武汉，溯江而下，经芜湖到达胡适的老家绩溪，在绩溪寻访了两天后去杭州，随后从杭州去上海，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了半个多月胡适早期就读中国公学和留美时期的资料，如《竞业旬报》、《留美学生年报》等，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到北京，在国家图书馆位于北海的旧报刊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又查阅了半个多月的资料。“当时在上海、北京查阅了一个多月的资料，都是手工抄，那些卡片现在都还保留着。”从那时起，欧阳哲生就开始走进五四人物的精神世界。

“胡适在文化上有两个面相。一个面相是他留学归国后，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介绍实验主义、个人主义，这对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对于胡适被世人熟知的这一文化面相，欧阳哲生教授作了画龙点晴式的点拨。

“胡适还有一个面相，就是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胡适发表了不少英文作品，现在已经发现的有400多篇，这些英文作品的主要内容都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哲学有关。”欧阳哲生说，胡适是一个“跨文化人”，一身两任，他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他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辩护者。”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从唐宋以后就没有什么历史进步了，中国就成为所谓“停滞的帝国”。胡适多次向西方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唐宋以降，中国文化取得了很多的历史进步，他列举了印刷术的发展、白话文的出现、哲学领域理学的复兴等等例子，来说明中国文化的长足进步。

“当时西方人还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可能发展近代科学的。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思维是直觉性思维，而近代科学是跟逻辑思维紧密关联的，所以中国人没有逻辑、没有哲学，也产生不了近代科学。”欧阳哲生教授指出当时西方对中国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傲慢与偏见”，他说：“胡适驳斥了西方人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有强烈求知的欲望、有怀疑的传统、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胡适举了一些例证，证明中国文化并不是与科学无缘的，从中国的文化里可以开掘出与科学相关联的元素。“这也是他在西方世界为中国辩护的表现”。欧阳哲生说：“今天，我们讲中国文化走出去，胡适是值得研究的。他身上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对这两种文化的沟通融汇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因而能承担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使命。”

傅斯年办《新潮》：

敢为人先，坚持思考与创新

“傅斯年在民国时期是北大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欧阳哲生说：“傅斯年1913年—1916年在北大念预科，1916年—1919年在北大读本科，在学生时代大家公认他是学生里面成绩最好、学问最好的。他能指出老师讲义中的错误，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他一生中充满了传奇和大手笔的表现。”欧阳哲生特别对傅斯年的两个大手笔给予肯定，一是在学生时代创办《新潮》杂志，成为当时与《新青年》影响力比肩的“新媒体”；二是他担任了“五四”游行总指挥。

1919年元旦，《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面世。“《新潮》创刊的时候，傅斯年是主编，他的文章在前几期占的分量也最重。”在第一期《新潮》杂志上傅斯年发表了《人生问题发端》《万恶之源》《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等共计6篇文章，《新潮》首期杂志发行量就在1.3万份左右，此后两年，杂志的印刷数量基本维持在1.5万份左右，成为五四时期影响力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期刊。

“另外一个使傅斯年很出名的重要节点就是他担任了五四游行总指挥”。欧阳哲生说：“傅斯年很有个性，他有天才般的能量，比较典型地具备民国时期北大人的那种精神气质，包括追求学术、敢于为天下先、对豪门贵族不屈从，等等。”欧阳哲生列举了傅斯年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期间搜罗孔祥熙贪污弊案的材料，把彼时“国亲”孔祥熙拉下马，抗战后又把宋子文拉下马的“义举”，时人称他为“傅大炮”。

丁文江参与论战：

自然科学家的新文化运动之旅

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事业的开山大师，丁文江曾在北大任教，并向北大推荐了李四光任地质系教授，还邀请当时世界知名学者葛利普来北大任教，对北大地质学系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然科学家介入的很少。丁文江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也没有参与，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尾声，他参与了一场著名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这场论战是由学者张君劢引发的”。1923年2月4日，张君劢应邀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学校的学生做“人生观”的演讲，他认为科学和人生观是两回事，科学受逻辑的影响，人生观受直觉的影响，欧洲虽然科学很发达，但在道德领域出现了危机。能够指导人生观的是直觉、玄学。

丁文江闻之率先发表文章反驳张君劢的观点，先后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和《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认为科学能够指导人生观，欧洲出现的精神生活的危机与科学没有关系。

“他们两人一抬杠，周围几十名学者都介入参加讨论，有二十多人发表文章参与论战，主要分成两大派，一个是科学派，认为科学可以指导人生；还有一派是玄学派，就是站在张君劢那一边的。”欧阳哲生说：“科学派的学者比较多，玄学派的人比较少。”作为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的名声大震，突破了原来自然科学家的圈子而为社会所知。正如欧阳哲生教授在《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一书中所点评的：“科学是他的职业，政治是他的关爱，一主一辅，成为贯穿他生平事业的两大线索。”丁文江也由此成为参与新文化运动洪流的为数不多的自然科学家。

创新求索：

“五四”时期北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迄今凡三十多年，欧阳哲生教授始终专注于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撰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等多部专著。在他眼中，这批在五四时期崭露头角的北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

“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据我看来一是具有创新精神。”欧阳哲生说：“《新青年》、《新潮》以‘新’命名，这表明了他们有一种创新、求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欧阳哲生列举了李大钊发表的《青春》、《今》、《新的！旧的！》，陈独秀撰写的一系列讨论青年进取精神和如何塑造新青年形象的文字，来阐释当时这个群体追求新思想、与没有生命力的传统决裂的创新精神。

“这个群体第二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在这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的引导下，五四时期形成了互相讨论、互相争鸣的精神氛围。大家共同切磋学术、探讨中西文化，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被宗教化的孔子、被宗教化的儒学的批判。欧阳哲生评价道：“过去也有人批判儒教或孔教，但没有像新文化运动这样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批判之外，这个群体也不忘建设，“他们认为，孔子不迷信的世俗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

文字：北京大学校报记者 陈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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