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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纱的针穿过布面，也穿过故乡与他乡｜翻翻书·送书

2026-08-28 16: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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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纱宿舍，我们无法想象未来，似乎也不用想象。”

父亲二八自行车前的横杠，是李梓新童年最熟悉的位置。上学、下学、买菜、采买物资，父亲载着他游走在街头巷尾。那时的潮州，就是他身体外延的全部宇宙。

很多年后，李梓新离开潮州，去北京上学、成为记者，又远赴英国，像先辈一样“下南洋”。潮州水流向大海，融入世界。故乡的人与事却随着他一同远行，成为抛不下的根与谱。潮人，潮语，潮厝。潮汐往复间，李梓新频频回望，写下这本《出潮入海》。

而抽纱，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注解。

这是一项古老的技艺。抽纱，镂空，绣纹，绣纱针牵着彩线在白布上穿梭，发出烟花般的爆破声，交织出生动繁复的纹路——牡丹、芍药，甚至是圣诞老人，然后漂洋过海，铺在欧美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上。

潮汕人不觉，妇女们在田间地头，闲聊之余贴补家用的“康课”，早已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进程中，成为后人论述潮汕“世界性”的源头。人们只知道，有“康课”可做，意味着有生计可寻。而布料刺鼻的气味，和因绣抽纱模糊的视线、针戳指尖浸出的血珠，早已堙入文化记忆深处，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出潮入海》从李梓新的家族叙事出发，将潮州文化浓缩为孩童眼中父亲下班回家做的一碗牛肉丸汤、母亲指尖翻飞绣出的“康课”、跪在天台的潮州孥仔静静凝望月亮光影，向月娘祷告着未来的期许。在离散与迁徙中，那份对故乡朴素真挚的情感，或许是新一代潮汕人“如何从故乡进入世界，又如何从世界归来”，最生动的注脚。

本期「翻翻书·送书」活动，为大家带来这部关于潮汕故土记忆，关于离散与归来的作品——《出潮入海》。李梓新用平静的语调，书写潮州城内的成长记忆与风土人情。像抽纱的针线穿过布面，在个人与家族、故土与他乡之间来回往复。浪潮裹挟着我们去向远方，抽纱的细线却紧紧牵着我们的来路。每一个出潮入海的离乡人，都会在流动中，寻到自己的根与岸。

（以下内容摘自《出潮入海》，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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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抽纱人。这个事实从有记忆之前就开始了。抽纱是一种工艺，也是一种布品。但它的字面里没有布，没有绣，让人误以为它只是一种技术，而不是一件物品本身。抽纱确实是把布的一部分纱抽出，造成镂空效果，再在上面加以创作成纹样。做抽纱，对于潮汕人来说，是贴补家用的最好来源。它体积轻便，不需要群体协作。农民们可以举起锄头种田，放下锄头在田间绣花。家庭主妇可以在理家之余，在邻里闲聊之间，完成几角几分钱的“康课”（指工作任务）。鼎盛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潮汕人在从事抽纱活动。

我的姑姨舅妗，还有妈妈、姐姐，包括爸爸自己，都会绣抽纱。而每当我好奇拿起针，妈妈总是大声告诫：“勿戳着目啊！”对于他们来说，手指偶尔被针尖戳破流出小血珠，是寻常之事。

血是咸的，他们很早就知道了并告诉了我。

绣抽纱的针，大约一寸长。初初握住它的时候，手感冰冷。很快，指尖的压力传递上去的温度和油脂，使针身变得潮热顺滑。它每穿过一次被一个圆形布箍绷紧的布面去往另一侧，都像远方农村游神绽放的烟花一样发出轻轻的爆破声。针眼牵引着的彩线像贪食蛇一样不断游走，唯一不同的是它没有变长，却不断变短。彩线一根一根覆盖上去，渐渐地让印好纹路的台布或者手帕拥有生命般的光彩。最终带着一小段纱的针停留在绣完的图案旁，像到站的长途车，又像瓜熟蒂落的脐带，等待剪刀的一声分离。

白色台布上最常见的花纹，是牡丹或者芍药配着绿叶，连成整圈的花边。这些传统图样我们已经熟悉得无感，但它们却最终会铺在欧美中产阶级家庭的餐桌上，成为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装饰。大姐记得她还绣过不少戴着红帽子的圣诞老人，站在绿色圣诞树旁，旁边配着红蜡烛。“绣一个赚六分钱吧。”那个时候，她大概还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只听过信基督的人被称为“食教”。

身处于全球化产业链条末端的人们浑然不觉，细密的针脚、日渐模糊的视线、布料掠过虎口的粗糙感、刚刚发放到家里的布料的刺激味，这是 1980年代潮汕一种融入日常的生计，没有人关心它从哪里起源，最终会被卖到哪里去。这是人人习以为常的计划经济。当然，电视里偶尔会播出，又一件抽纱大作品在国际博览会获奖了。那些作品龙飞凤舞，过于精美，似乎又和我们手中普通的“康课”没有太多关联。

虽然“康课”在潮州话中可以指代一切工作，但是在抽纱宿舍，“康课”就是指一切抽纱相关的事务，甚至那些印着花纹的白布，本身也被叫作“康课”。“康课”是一种工人的语言，一种体力劳动的代名词。做“康课”，就意味着要出力。但是如果无“康课”可做，更是一种无法生存的恐惧。

在抽纱这种潮汕全民生产的系统中，幼小的我一直只是一个旁观者。抽纱公司这个单位是参天大树，给我们提供荫蔽，我是树下的微小生物。

每天早上，爸爸骑一辆28吋的横杠自行车，载我们仨上学。他先把两位姐姐一前一后放在后架座位上，再把我放在前面横杠上，当他要上车的时候，他要轻声数着 “1，2，3”，左脚踩着踏板提供让自行车滑行的起步动能，右脚举起来“堵堵好”越过横杠上我适时抬起的屁股，落在另一侧的脚踏板上。我们的配合总是如此天衣无缝，一辆沉重的 28吋自行车和一家四口，在潮州的清晨准时出发。

大姐读的是城北小学，二姐读的是数百米之外的昌黎小学，以韩愈的郡望河北昌黎命名。我读的是抽纱公司幼儿园，因而我是最后一站下车的乘客，可以和爸爸一起抵达抽纱公司。因为家里无人照顾，事实上我提早了一年读幼儿园，一共读了四年。幼儿园面积不大，却有一种让我安心的感觉：当我在幼儿园里坐在座位上，或者玩滑滑梯的时候，爸爸正在隔壁的车间里忙活着一些和针稿、洋油、布料印刷等相关的事情，或者正在和工人们开会。我感觉自己是和爸爸在一起的，有无形的线连着。

事物的尺寸，总是被记忆所定义，和真实无关。抽纱公司的厂房在童年记忆里是一个很大的宇宙，有两幢楼，每幢似乎各有五层，好几个车间，有我就读的幼儿园，有可以借阅图书的工会图书馆，有两个很大的院子，可以停放取送货的汽车，每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会在那里举办游园晚会，平时还可以播放露天电影。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是很忙的，却似乎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这些工人组成了我当时在潮州认识的成年人的大半。而我也因为在里面工作的爸爸而戴上容易辨认的标签：郁昭仔。

“郁昭仔”经常游走于各个车间，爸爸是车间副主任，工人们对我多了一些宽容。抽纱车间有一种辛辣的味道，大概是新鲜的布撕开时散发出的分子，不断往鼻子里钻。工人们大多是二十多岁的精壮劳力，他们的汗水荷尔蒙混合着这种辛辣的气味，再加上一股“洋油”味，因为刷稿的部门要在白竹纸上使用洋油，也就是煤油。这是我们在时不时停电的生活中点起油灯经常闻到的那种味道。整个车间一直都是那种热烈的劳动感，有“康课”可做的欢欣。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国外订单猛增，工人时常还要加班。这也意味着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资料显示每年金额上亿元），为抽纱公司创造了可动用的公司资金。

爸爸清瘦，个头一米七左右，但从孩童眼光看来，那时他四十出头，胳膊强壮，力气很大。不过，比起抽纱公司其他工人，他有一种文人气质，虽然他的受教育程度停留在“文革”之前的初中阶段。他的字迹飘逸，龙飞凤舞，不逊于潮州街头巷尾常见的中医师。比力气，他亦不逊于这些工人，却又多了一些知识和智慧来管理他们。

一件抽纱成品的制作，要经历针稿、染稿和刷布，简称“针染刷”。脚踏板发力，机器上的小针就密集地按照稿纸，在覆盖了白竹纸（又叫“玻璃纸”）的白布上留下针眼。然后用刷子蘸上靛粉，刷在白竹纸上，靛蓝就通过小孔留在白布上染上纹路。三个工序各自构建了一个班组，每个班组有二十多名工人。“针染刷”三个班组都是爸爸管的。他经常待在车间一侧的办公室里，用一支红笔一张张圈着出稿纸，每一张稿纸传过来，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画上一个潦草的大圆圈，线条的起点和终点无需闭合。我觉得这个工作就像是画符。他后来和我解释说，这是要标示刷稿要刷到的地方。

办公桌对面是老方，车间的财务。老方的桌子上永远有茶杯和算盘。他经常斜靠在椅背上，有时阅读《人民日报》或者《参考消息》。时不时，他要站起来，用热水瓶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偶尔才看见他在打算盘，珠子发出清脆的声音，就像落在公司屋檐上，初夏的雨。老方的隔壁是老朝，老朝其实是车间的正主任。但他基本不管实际业务，经常仰靠在木椅背上，揪弄着下巴上越来越稀少的胡须，业务都交给爸爸去做了。

我最爱的“玩具”是放在热水瓶旁边的黑色电话。它个头挺大，上面有一个旋转盘，食指可以扣进每一个数字对应的塑料小圆圈，做半圆形的运动，牵拉到末端形成拨号。我很想拨出一个真正的电话，却不知道该拨给谁，我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有电话号码。来电话的时候，铃声很响，清脆到半个车间都可以听到，我却“畏小李”（羞怯），不敢去接。有一天我正在电话旁，忽然铃声大作。

我不假思索一接，原来是门房打回来，一个中年女声说：“你们车间谁在玩电话呀，你那边碰一下，我这边交换机就动一下呢！”我不敢作声，心想我只是在话筒挂着的时候，检查支撑它的那两个弹簧。

爸爸工作的抽纱公司，在抽纱生产流程中扮演重要的枢纽作用。每家每户做抽纱所需的布料、针线、样板稿纸都来自抽纱公司。抽纱公司总部在汕头，负责进出口，生产的组织工作大多数由潮州公司来完成。爸爸需要去各乡镇工作站“放康课”，也就是发放不同的生产任务给熟悉某种工艺的地区技工。

偶尔，爸爸会夸奖一下自己，他的写作能力使他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都很快能够脱颖而出，摆脱体力劳动的困囿，做一些管理类的工作，在海南是这样，回到潮州也是这样。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会轻轻摇头感叹，仿佛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天赋如何像礼物从天上掉下来砸中他一样。在抽纱公司，他是子顶父职，他的父亲，我的阿公，在刷花车间做了几十年体力最重的刷布工人，尽管他在解放前曾经是一位少爷。

爸爸所顶阿公的这个职位，其实是来自家族传承。抽纱生意本是阿公的父亲（曾祖父）在解放前就开始的私人生意， 1950年代初公私合营后，阿公就成了公司职工，直到退休。 1979年，三十三岁的爸爸从海南岛知青下乡返城，阿公已经退休几年的这个职位还留着。子顶父职，是国营单位时期的一种重要福利。这是爸爸结束海南十年生活回归潮州的一个稳妥选择。虽然他在海南农场有一个小干部的职位，他已经等不及漫长的干部档案转移回乡重新分配工作的流程。他愿意从工人岗位白手起家。那一年，我被妈妈在孕肚中从海南带回，在潮州降生。

妈妈没有职位可以顶。她只能成为抽纱公司附属机绣厂的计件工人。计件工人没有底薪，全靠在车间的白炽灯下用机器为一件件布料绣上花边取得工钱。有时碰到“康课粗涩”——比如花纹有很多转角或者细致的花边，她的眼睛就花了起来，回到家也经常疲倦万分。最近我刚刚破案了一个让妈妈觉得最“粗涩”的产品，一种放在面包篮里放面包的垫布，叫作“面包巾”，样子就像一个大型的十字螺母纹样，有很多转角的工艺，做一件可以赚三角五分钱。可怜妈妈那个时候都很少吃过面包，却为大洋彼岸的人们生产着周末野餐的物品。面包，潮州话叫作“焗包”，用来区别于“蒸”出来的中式包子，大概在我十岁以后才出现在我的零食序列里，而且一直只有最简单的那几种。

每隔一两个星期，妈妈就要不停地服中药。家里煮中药的那个陶钵，一直放在灶台上，散发着药味。我似乎对此已经习惯，因为潮州人无事也爱熬草药，从蛇舌草到“和尚头”，这些草药大概是从南粤乃瘴疠之地的传统记忆中维持到现在。我从小从未因为生病去打过针，或者吊过盐水。潮州的一切，都是在街头中医诊所里面，某个老头半闭着眼的喃喃自语中开出的药方而诊断分明。

在爸爸和妈妈之间，我小时候感觉和爸爸亲近一些。我喜欢黏着爸爸，像纱连着针，陪着他做一切的事，看他开会，陪他买菜，在他的自行车上，对着菜市场的小贩们表演我速算菜价的能力。他的二八大杠，让他变得伟岸。他爱吟诵一些诗词，而我天生对诗词感兴趣，它们的平仄音律让我感觉安心。最关键的是，对着这样一个一直黏着他的孩子，他脾气极好，从没有试图要甩掉我。我就像他裤腰上挂着的钥匙扣，虽然一直叮当作响，却是重要的、不能丢掉的东西。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极大的耐心。在育儿这件事上，阿公从未参与，阿嬷又去世得早，爸爸好像是无师自通。

回想起来，妈妈在四十出头的年龄哭过不少次，有的是因为同车间其他工人的“夹咸”（排挤），有的是爸爸不理解她的辛劳，有的时候是觉得我们三姐弟做的哪些事不顺她的意。我有点怕她，不敢和她顶嘴。当我破坏了她细密如针脚的日常安排，她可能会因为发怒而用一支竹棍来打我，相对于两个姐姐，我挨打的次数多很多，我弄不清为什么。

妈妈是真打，用那种细细硬硬的竹杖打。这种竹杖抽在皮肉上，极容易起痕。通常是皮肤上应声升起一条粉红色的隆起，约三四厘米长，半根食指那么宽，状如一条小鱼，需三四天乃至一周才能消退。大人笑称这是“竹仔鱼”，好像是竹仔生下的鱼，如果他们用竹杖打你，便叫作“请你食竹仔鱼”。多么残忍的笑话。这个笑话大概来源于潮汕一种家常鱼类，方言叫作“迪仔鱼”，潮汕话“竹”和“迪”读音接近。迪仔鱼也就是剥皮鱼，学名叫作“马面鲀”，确实是很美味。

我自小吃过不少顿“竹仔鱼”，妈妈爱翻一本民间故事，作为她惩罚我的依据。这本叫作《仙佛造桥》的淡黄色封面的书，最后一个故事叫作《压桑枝》，大意是说一户人家告诫世人，门口的桑树枝要从小就坐在上面压好，不然形状就会长歪，以后不会好好做“康课”。

抽纱宿舍邻居小伙伴宏伟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一家五口脾气都很火爆。他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不修边幅，会到厨房用汗衫的下摆包住油淋淋的鹅翅带到自己的房间偷吃。我妈妈说起他这样的事，居然带着嘉许。在他们看来，我过于文弱，打架也打不过别的小孩子，经常闷在自己的家里，玩着自己设计的棋类游戏。我心里暗笑，如果我像宏伟一样油咧咧的，不得被有些洁癖的妈妈打死。

现在看来，妈妈从我小的时候“压桑枝”压得不错。因为我没学会爬树，也没学会游泳。有一次去家旁边机械厂里，只能看着宏伟矫健地爬到树上摘下一些酸酸涩涩的莲雾，捡一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分享给我。

和我们经常一起玩的还有阿翰，他有些口吃，越激动越不能顺畅表达的时候，脸蛋会涨得通红。他有一个对其他孩子很凶的哥哥，一直躲在屋里学习，似乎早早就把去美国读书作为志向。这导致我们无法在他家玩耍，因为他哥哥一副很讨厌我们打扰他的样子，经常从自己的房间突然冲出来呵斥我们。后来我们就不去他家玩了。怎么会有人一早就知道自己将来要生活在哪里哦？特别是美国那么远的地方，对于潮州本地人根本无法想象。在抽纱宿舍，我们无法想象未来，似乎也不用想象。

▼ 第六十四期书目：《出潮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