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谈治乱之间的诗歌与世情

陈尚君（蒋立冬 绘）

唐末五代百年动荡，既是汉魏以来士族社会走向解体、平民文官时代徐徐开启的历史拐点，也是唐诗文脉延续裂变、词曲新声破土而出的时期。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穷数十年心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全面、细致地重新整理唐诗，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靠的、令人信服的唐诗集成性文献，在学界独树一帜。今夏，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在这本文集中，陈尚君教授融合文史考据与文学阐释，打捞动荡岁月里文人的生命境遇与精神脉络。

近期，《上海书评》专访陈尚君教授，围绕五代历史定位、“闰唐”文学观、乱世中的世情人心、女性文学及神话传说等议题展开，既是对《太平前夜》一书核心观点的延伸，也呈现了陈尚君教授以诗阅史、以文求真的治学理念与心得。

《太平前夜：五代十国的乱世诗心》，陈尚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417页，98.00元

您在《太平前夜》里说，五代十国是从汉魏以来世家大族主导的社会，向宋代以后平民（庶民）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您的论述中，这一转型的历史跨度被延展至百年之久。能否先谈谈这个“长五代史”的基本脉络？

陈尚君：习惯上讲五代十国，是指从公元907年到960年，共五十三年。其实，严格地说，五代十国应该是从乾符动乱到太平兴国统一，前后大致一百年。乾符年间的动乱，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是王仙芝、黄巢起义，二是乾符五年云中兵变。以李克用为首的沙陀集团杀了云州防御使段文楚，这意味着沙陀集团的崛起，并成为五代时期中原的主体势力。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到四年，吴越纳土、平定北汉，才标志着五代十国动乱的结束。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一百年处于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阶段。汉魏晋唐总体上可以说是士族社会，统治的核心力量由精英阶层构成，这部分精英不是一家一姓，而是由若干个大的世家大族构成。以东晋来讲，甚至可以说，那时候的皇帝是世家大族公推的一个协调人。士族社会，是社会的少数阶层控制着政权和文化，同时，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士（士族）庶（庶民）之分，日本学者也会讨论良贱之分。我们在唐代的文献之中可能不太容易读出来唐代到底有多少贱民阶层，所谓官私奴婢、部曲客女、官户杂户都属贱民，还有一些依附于世家大族的私属、乐工歌伎以及寺院役使人员，其人身自由与法律地位也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唐代法律规定“良贱不婚”，门阀贵族也会固守“士庶不婚”的观念，不过纳妾不受此约束。所以，要在唐代的文献中读懂这个社会的真实状态，一定要知道唐代世家大族的一个家庭都是由一两百人构成，多数的贱民服侍、维持少数的精英成员。另外，唐代的社会也发生着变化：外来文化的进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变动，佛教道教之盛行，以及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形成了新的政治势力，等等。只有了解这些，我们才能读懂唐末大动荡。

唐末大动荡发生在唐代最后三十年，即公元874年到907年，这三十多年中，农民起义演变成了军阀混战，军阀之间地盘比较稳定以后，社会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但是，中国社会在这三十年中遭遇到汉晋以来最惨烈的毁灭。可以说，长安城从隋代建成到唐代定都，维持了近三百年，发展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在唐末动乱之中，它基本上废为一个垃圾场，以至于到五代、宋代，长安已经无法作为都城，而只能作为一般的节度使所在地。洛阳也是如此。汉晋以来中原士族的核心生活地域以现在的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为主，唐末动乱以后，士人南迁，也把文化带到了南方，同时也为南方政权的建立贡献了力量。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是汉晋以来的大趋势，而五代十国这一段尤其重要。

2026年1月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年》

您提到，“南宋以后，将五代视为唐一代的馀闰，唐五代作为整体来看待，五代十国诗也是唐诗的一部分”。这一认识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您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同样将唐五代合观并置，您在学术操作上的考量是什么？

陈尚君：严格地说，在整个宋代还没有把五代十国诗歌视为唐诗的一部分。这从几部重要的唐诗总集上看得出来，比如《万首唐人绝句》（南宋洪迈编）、《分门纂类唐歌诗》（南宋赵孟奎编），以及明代初年高棅编纂的《唐诗品汇》，原则上都不收五代十国的诗。如果有少数收入，也是误收。把五代十国列入“闰唐”，估计是明中期开始的认识，明后期有此概念。所谓“闰唐”，就好像一年之中有闰月、闰日，当明人要编唐代诗歌的时候，发现难以区分唐末到五代十国的诗人，也难以区分从五代十国入宋的诗人，于是，干脆是把五代十国诗歌都纳入“唐诗”范畴。

我整理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收唐代诗歌九百三十多卷，收五代十国诗歌一百七十多卷，比清代李调元的《全五代诗》所收作品数量上增加了一倍。具体做法上，我所收的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其中一部分作者是在唐末出生，进入五代十国延续了他们的创作。当然，也有很多诗歌作者是跨了五代十国进入宋朝生活、创作的，这个时间很难分清。我大致是以他们最后居住、生活、做官的地方来确定其所归属的时代。经历了五代十国入宋的诗人，我定了一个粗略的原则：在入宋以前，凡有一句诗保存，我尽可能地收他们的作品，入宋以后如果作品太多，那就不算入五代。

您是如何理解“闰唐”的？它是唐诗的自然收尾阶段，还是说它在文学史上有独特的价值？

陈尚君：从现存的作品来讲，五代十国诗歌呈现出许多新的因素，但基本上仍应视为唐诗的一部分。新的东西，即当时所谓的“曲子”，后世称为“诗余”，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唐五代词”。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五代十国时没有“词”的概念，《花间集》就是一个曲子集。这类作品在唐诗里是不多见的，其轻盈灵动、善于言情、更适宜歌唱，这些特点都是到五代时期发展成熟的，而且尤以前后蜀和南唐所创作的作品水平最高。

宋刻本《花间集》

五代十国诗歌在风格上有两股主要潮流，即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白居易体（白香山体）”和“晚唐体”。白居易的诗易读易学、明白晓畅，方便文化水平比较低的人阅读和理解，“晚唐体”诗歌则善于表达下层官员和民众日常的琐碎情感。当然，五代十国也有一流的，甚至伟大的诗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诗人是韦庄、贯休、罗隐，此外还有韩偓、徐铉等，他们的诗也表现出了新的面貌——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时代动乱，个人之责任和对国家的态度在他们的诗歌中有强烈的表达。

您在书中以地域为分，打捞了不少小众文人，其中不乏为避战乱而四处奔走，最终依附闽中、吴越等政权的诗人。您觉得是什么决定了当时不同地域的文化命运？

陈尚君：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分裂的时期。一个是所谓的东晋十六国，十六国时期实际上是以北方为主的政权。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王朝的三个政权是沙陀族建立的，后梁和后周是汉人政权，十国的政权之中，除了北汉（由沙陀族建立）、南汉（日本学者怀疑南汉刘氏可能是在广州经商的波斯人），总体上看都是汉人政权。所谓十国，不是并列存在的十个政权，它们是有前后延续的。其中，前蜀和后蜀占的是一个地盘，杨吴（南吴）和南唐占的是一个地盘，吴越、闽、楚、南汉相对比较稳定。这样的地方政权维持了五十年，甚至长达七八十年，这对于地方文化建设非常重要。

以南唐和吴越来讲，在隋唐时期，其地对朝廷赋税贡献很大，都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地方。尤其是南唐，是南方最富饶的地方，虽然政权只维持了几十年，但文化鼎盛。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前后蜀政权建立之时也是高度富裕，所以地方文化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南汉政权留存材料太少，我们还不太能完全了解。但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等阿拉伯文献认为，唐后期时广州的胡商有二十万人之众，可见南汉政权是一个贸易发达、可能胡商成分非常高的政权，但其文化建设和政治稳定都没有做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文化建设做得最好的是吴越。

您评价南唐诗“承续唐风而有所变化”，究竟什么是“唐风”？南唐诗歌对唐诗的承续与改变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尚君：这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从代表人物来说，“李杜”当然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但唐代诗歌整体上经历了几度变化：唐初一百年承齐梁余风而稍有新变，主要是在技巧方面。盛唐诗风最典型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声律风骨兼备”。诗歌最重节奏感。所谓声律，即诗歌写作的音律安排，要求音韵柔和，平仄有所变化。盛唐诗歌的好，在于它是在平仄四声的认识之下写成的，但它又没有被词藻或声律所束缚。此外，唐诗讲究“兴象”。唐人论诗，常主张意在词外：诗歌之中简单明白地描述了一件事情，但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有咀嚼的余地。这是唐诗追求的一种境界。以此标准来看，李白的《静夜思》或许不算好诗，因为它写得过于直接明白。李白最好的诗歌怎么写的？如“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并未言明诗中人在想什么，给人以遐想的空间。

南宋马远绘《对月图》

盛唐诗人中，早期成名的有孟浩然、王维、王昌龄，李白则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李白在蜀中接受教育，是一个天才诗人，其文辞与想象不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杜甫小李白十一岁，作诗以近体诗为主，关怀现实和个人命运。李杜二人有所交往，彼此关切，但他们代表了唐诗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杜甫诗歌的总体成就集中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后的十五年间，这是杜甫一生最黄金的时期。

到了中唐，唐诗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倾向。南宋以后有一段时间提倡学“晚唐体”，晚唐体以姚合、贾岛的诗最好。严羽等人又提出“诗必盛唐”的主张，他们认为盛唐诗最好，最能代表唐风。这是不同的看法。因此，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唐风”。

南唐诗歌的代表人物是中主李璟与后主李煜，世称“南唐二主”。这一家族出身卑微，现在一般习惯称之为东海徐氏：南唐烈祖（先主）李昪在杨吴时的名字叫徐知诰，本是杨吴宰相徐温在作战时收留的一个孤儿。先主在杨吴最后十来年，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方权臣，待其建立南唐政权时，中主已近成年。先主以唐代士人家庭的标准教育子女，因此中主与后主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中主的诗词留存相对少，但境界隽永、声色华丽，可以说比后主写得更好。后主是中主第六子，原本无意于王位，继承大统之后又经历了国家的变故。彼时宋与南唐的实力强弱、文化面貌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们可以看到李煜过着一种双重身份的生活：他既是南唐的皇帝，又是多情的诗人，才情极高。后主留存下来的诗词，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您评价韦庄的《秦妇吟》时，认为它描写战争引起的巨大变动，“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底线”。如何从文学史和唐末历史背景的角度理解这个“底线”？

陈尚君：中国古代诗歌讲究情感表达的克制，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从汉魏以来，都是如此，到盛唐时候，这方面也没有太大突破。突破发生在中唐。中唐时期，诗歌的改变在于生活中的一切皆可以入诗，即“怪奇瑰伟”。“怪奇”是说可以写人间的温情，也可以写地狱之中的惨烈。陈允吉老师曾经有一篇文章讲到李贺诗歌中的“狞”字。他说，这个字以前是不能入诗的，“狞”所表达的是情感上一种强烈的扭曲，不符合日常。中唐以后，文学上最特别的就是韩愈、李贺等人，白居易的诗是明白晓畅的，韩愈的诗就以怪奇为美。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古以前，中国没有一首诗全景式地描写社会动荡，即便有所涉及，也是含蓄地，从个人之所见，局部地、伤感地来表达。《秦妇吟》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全景式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动荡与破坏：黄巢军进入长安城后，民居被焚，财物遭掠，宫殿倾颓，日常秩序全面崩解。这首诗描述的场景从长安到洛阳，这是韦庄本人行走的路线，是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所见所闻。拿这首诗和杜甫的诗史类作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杜甫没有一首诗正面描述安史之乱全貌，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含蓄地写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而《秦妇吟》的叙述非常之直接——黄巢军进入长安城以后，贵族妇女遭遇的残酷命运，城中的经济困难，食人肉与大屠杀的惨状，都是极具冲击力的描写。特别可贵的是，韦庄不仅谴责农民起义军，也谴责官军的暴虐行径。在中国古诗中，这首诗不仅篇幅宏大，而且主题鲜明，鸟瞰式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巨变。这是空前的。

敦煌文献发现的《秦妇吟》写卷

即使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写实的传统，实际上，写实诗歌在中国历代都不受重视。王安石可能读过《秦妇吟》，但没有特别留下记录。宋人之所以不重视《秦妇吟》，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的叙述方式，没有可模仿的余地，相关讨论因此寥寥，这是很可惜的。这首诗直到清末才随着敦煌遗书的发现而重新进入世人视野，学术界才开始讨论它。这类风格的作品在宋以后几乎绝迹，明清之际有，比如吴伟业的《圆圆曲》，模仿《长恨歌》而作，但没有《秦妇吟》那般宏伟壮丽，毕竟他没有办法把清军的暴行全部表达出来。

“乱世诗心”是以诗观世情、观人心。相较而言，以诗观世情似乎容易，以诗观人心则更难。在《诗人杜荀鹤的乱世书写与末路荣毁》一文附记，您特别提到戏曲史家黄芝冈评价杜荀鹤依附军阀、热衷名利，认为“有拙文所未及之处”。结合五代“文武分治”下文官的复杂抉择，可否举例谈谈您读诗观人——杜荀鹤、韦庄、冯道——的体会？

陈尚君：杜荀鹤现有三卷诗存世，是他于景福元年前后自编而成，他人生最后十余年的诗歌基本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杜荀鹤的诗几乎都是他四五十岁以前的作品。

杜荀鹤早年一直奔走于基层，诗歌中对社会动荡与民生艰苦有相当深入的呈现，他是唐末很少见的现实主义诗人。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谴责军阀暴虐的现实主义诗人，后来竟投靠朱全忠，为求官位设计诬陷曾有恩于自己的人，最终只做了五天的翰林学士便暴病而亡。我在这里读懂的是：人生何苦！一生名节，最后尽数毁去。这里我引到那位戏曲史家的论述，我觉得他更读懂了一些。

前面提到的韦庄是一个心胸宽大、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诗人。《秦妇吟》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韦庄在世时，这首诗已经传到敦煌，而且是全篇抄录下来。黄巢占领长安期间，韦庄只不过是长安城中一个参加科举考试的秀才，还没有做官，已经写下了“有心重筑太平基”（《长年》）这样的诗句。这种底气来自哪里？韦庄出身于唐代最高层的士族家庭，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他对国家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写下《秦妇吟》之后的二十多年，韦庄奔走南北，最后考取了进士。他做官时提出要追封唐代的著名诗人，后来出使前蜀，为前蜀王建政权的建立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韦庄最后有他相当成功的地方。

再说冯道。后世对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有心要建立北宋士人的道德规范，因此他故意对冯道加以贬斥，这也体现了宋代对官员士人的要求及其文化价值追求。我与欧阳修相隔千年，在对五代十国所有文献通盘阅读的基础上，我想，我现在能够相对客观地来评价冯道。

五代十国政权更迭，其实只有一个政权是对前朝的官员有所处分的，那就是后唐。后唐取代后梁时，对后梁朝廷里的官员加以贬谪，还杀了几个人。除此之外，即使皇帝走马换人，在朝为官的基本是继续做下去，没有人被为难。前蜀官员入后唐以后，也是降阶使用。欧阳修说的“事四姓十君”，是从血缘的角度来讲，但我觉得没有必要考虑血缘的正统性。在五代政权更替的过程中，关键在于谁掌握了军队。暨南大学张其凡教授《五代禁军初探》一书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五代政权的更替取决于对禁军的掌握。

张其凡著《五代禁军初探》，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从唐、五代到宋，禁军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控制的军队称为神策军，由宦官掌控。五代时，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控，与藩镇节度使的私人武装（牙兵、衙军）有深厚渊源。在政权更迭之中，实际上是从后唐以后，基本上谁控制了更多的军队，谁就会被拥戴为皇帝，但这些军队并没有办法统治全国。这些事情不涉文官，宰相是不参与的。后唐、后晋时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规矩。

冯道最受人指摘的地方，是后唐闵帝被杀，末帝的军队进入洛阳，冯道列队迎接新帝。这当然是一件不太好看的事情，因为中国传统道德讲的是君死臣亡，忠于一姓一家。但冯道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又是非常现实的，谁做皇帝都需要制礼作乐。再者，朝政的稳定运作需要有经济支撑（赋税）和行政管理（官制吏治），这正是文官之责任，军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换言之，政府的运作只是为出身武将的皇帝提供国家稳定的基本支持。对冯道来说，谁做皇帝都一样，他谨守分寸，只管政府的事情，军事如何安排，不干预也不过问，可以说把文武之分理解得非常之透彻明白。这是五代的通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包括陈桥兵变，都是如此。宋太祖即位，当时的宰相范质也是排队欢迎，并且在宋建立之后继续做宰相。这就是五代政治生活之常态。

《无双谱》中的冯道

从《瑶池新咏》到前后蜀后宫，您发覆了许多唐五代女性的书写。您认为后宫女性（如花蕊夫人）在文学与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女性真实的诗歌创作，与男性文人“代拟”的闺怨诗有什么区别？

陈尚君：有两三位后宫女性留下了比较多的诗。一位是武后，但武后的诗很多都是郊庙歌辞，有若干首是不是她本人作的也不太清楚。另外一位是上官婉儿，她的诗保存下来的很少，而且部分作品的作者归属尚存争议，其中比较好的一首诗是《彩书怨》。花蕊夫人到底是谁，宋人的记载一片混乱。浦江清先生《花蕊夫人宫词考证》一文水平极高，我基本上是用他的说法。我的发挥在于，花蕊夫人和其他所有女性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她是前蜀的六宫之主，不是一般的女性。花蕊夫人四十岁左右已经是前蜀的皇太后了，这样的经历有七八年。三家宫词，花蕊夫人的水平最高，她的立场和视角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王建写得很好，但他是道听途说，和凝最差。

《历朝名媛诗词》中的花蕊夫人

至于说唐代女性的诗歌，以《瑶池新咏》最有名，我努力地加以还原。《瑶池新咏》所收的二十多位女性，以道教女信徒为主，“瑶池”包含了这层意思，它可以表达溢出婚姻的情感。唐代最有名的几位女诗人——薛涛、李冶（李季兰）、鱼玄机，其中两个是道姑。这三家的诗集，最鲜明的特点是可以看到女性的情欲书写和想入非非。我写过李季兰和鱼玄机的诗的赏析，说她们的情思和欲望像一朵云，飘来飘去，无所依傍，这在后世是不允许的。明清女诗人的大部分诗集都是谨小慎微、规规矩矩的，因为时代要求女性要忠于家室。

您曾说，唐诗文本的整理还原，应尽可能恢复其作者时代的原始面貌，继而梳理从作者当时直至明清坊间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各类改动，立体地呈现唐诗的变化轨迹。在追溯文献时，我们难免会面对后代官修文献因政治避讳而造成的改写、新出土墓志石刻中常见的家族隐饰与溢美之辞。您是如何在重重迷雾中，剥离出文本的本来面目的？

陈尚君：我们现在做学问的便利，在于有条件全面地占有文献和善本，而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面占有文献，包括《四库全书》、海外善本、敦煌遗书、出土石刻等，这些材料我们都能见到并加以利用，这与前代学者的治学条件有显著不同。其次，古籍检索的便利，使我们能够辨别某些诗句虽长期传为唐人所作，实则出自宋人之手。第三，现代学者的阅读量也远超前人。

“让唐诗回到唐朝”，是我编《唐五代诗全编》时追求的目标，我希望尽可能地还原唐人写诗的原貌。举例来说，李白的《静夜思》出现了两个“明月”，其实是明人改动的结果。这首诗原本作“床前看月光”“举头望山月”，因为李白的文集有宋本流传，《乐府诗集》和《万首唐人绝句》中也收录了这首诗，原貌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唐五代诗全编》，陈尚君纂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更大的挑战在于一代文献的建设，这需要学者对所有存世的典籍加以还原。好在最近几十年，中外古籍大量公布，古籍文献可以便捷检索，电脑写作又提供了反复修订的条件，同时，文史融通的视野使我们可以有层次地审视唐宋诗歌。这些条件让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得以关注一切细节，对每一则文献都从人、事、时、地、书五个方面作细致的定位，一一还原。可以说，清代所存的《全唐诗》至今找不到来源的作品大约还有百来首，绝大多数都已能够得到还原。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唐诗，其实是经由不同的途径保存下来的——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文本流传至今，比如敦煌遗书、唐代石刻——这就要我们斟酌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我从诗的题目、小序、正文、文本来源、相关本事、作品归属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推敲。从2011年开始，我坚持把这部书做完，是因为相信自己能够将这些方面做一次彻底的清理和追究，同时将中外学界延续千年的研究成果汇聚于一书，系统地加以表述，为唐诗研究者提供一个可靠的宝库。

我很荣幸承担了这样的工作，当然，也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李白和杜甫的文集相对可靠，但经由传闻保存下来的诗作，还要打一个问号。比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署名杜甫，较早见于晚唐范摅的《云溪友议》。至于其中涉及的早年经历疑问，也只能把前人的怀疑加以记录，既不做肯定的结论，也不做否定的结论。这样的诗很多，在整部《全唐诗》里至少有一两千首，只能作为一种传说来保存。

唐诗中还存在互见的情况。《全唐诗》的体例并不完善，部分互见诗正是由于编次体例的缺陷所致。更多情况下，唐诗在千余年的流传中不断地口耳相传，人们往往凭记忆说这首诗是谁的，那首诗是谁的，要完全厘清十分困难，不过我还算基本做到了。比方说《咏木老人》（“木老人”即我们现在讲的傀儡戏、木偶戏），这首诗原作者肯定是梁锽，但在李白和唐明皇的名下都有收录。这类能够厘清真相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大量诗歌无法确知真相。去年我到香港开会，提交了一篇论文叫《李白疑伪诗平质》，我要说明，李白的诗曾被误归他人，他人的诗也曾误归李白，地方志中更有不少传误。比如北宋末年人记载说，在李白的故乡，早年曾有一个县令要考李白写诗的才能，说上游漂下来一具女尸，命李白作诗，县令随后加以点评。这只是传说，无法讨论真假，因而仍以保留原诗并说明出处为好。历代怀疑李白诗的人很多，名家的鉴别也存在不少误区。苏东坡曾举多例说明某些诗并非李白所作，但他又亲手抄录了一首李白诗，一本正经地认为此诗甚好，但那首肯定不是李白的作品，因为诗里写到李白在空中望见自己在当涂的坟墓。在我看来，学者之努力不在于解决所有问题，而是把所有的疑问呈现出来，作为后代学者进一步探讨的依据。

您在《唐诗文本与文献研究十讲》中回忆了岑仲勉、傅璇琮、陶敏等前辈学人。岑先生的分类之法、傅先生的考证之功，改变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学术风气。而对您本人治学影响最深的，想必是朱东润先生和王运熙先生吧？在您看来，从清代乾嘉考据，到如今讲求还原现场的学术理路，有什么变与不变的？

《唐诗文本与文献研究十讲》，陈尚君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陈尚君：我尤为幸运的是，朱东润先生是我的导师。他提出读书首先要读通、读懂，更重要的是读透。也就是说，读文献要能读出文献没有表达而有所隐含的内容。朱东润先生在写《张居正大传》时，对万历皇帝、太监冯保、李太后，以及张居正和他周围同僚的关系逐一加以解剖。他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样板：用西方传记文学的视角，从文献中读懂古代人的生命轨迹、亲友关系、彼此的立场和分寸，以及人生发展道路之中关键的节点。

朱东润著《张居正大传》，开明书店，1945年12月出版

我在读研的时候，王运熙先生给我们讲文献学。王先生和朱老在治学上有很大的不同，王先生的学问非常规矩、中肯、平和。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收获在于，理解了浩瀚典籍的总体构成，是由目录学来给我们指引方向的。在目录学的指引下阅读，才能理解这本书是为什么而作、怎么保留下来、原貌如何，以及我们现在如何加以利用。

现在学界主流谈论较多的，是陈寅恪、钱锺书；唐代文学研究领域，则常推傅璇琮、陶敏等学者，他们当然各有建树。就我的工作来说，我不太区分学科，所有存世的典籍都是我阅读和研究的对象。阅读典籍时，我尽可能求宋本，因为宋本与后出本最大的差别，在于它通常较少受到后世改动，更接近早期文本面貌。就此而言，我的工作可以说有比较多的理科思维、科学立场与方法。至少在研究古代文献时，我愿意尊重科学的方法，把所有文本的来源一一厘清，追溯其本貌。同时努力学习和吸收前代学者的成果，绝不做表面文章，也绝不盲目吹捧。我做唐诗研究，追求的是高度概括、充分参考、客观表达、平和处理。所谓平和处理，即绝不考虑我和谁的关系好，就有意识地取某人的说法。我所考虑的，是文献与考订是不是足以成立，努力避免偏激的、以孤证而概括全体、想当然的论述。

至于现在的文史研究和乾嘉朴学的差别，坦率地说，乾嘉朴学在小学和经学方面做得更好，在其他方面，现代学者已经远远超过了乾嘉朴学，无须盲目崇拜。况且，现代的小学和经学也都可以超过前人，因为现代小学在古文字、音韵、训诂上是根据上古的出土文献来还原其面貌，这方面条件远超清人。经学研究是传统学问中很看重的一点，现在也已有很好的成果。

最近电影《八仙！》热映。您很早就对八仙，尤其是吕洞宾有深入的研究。这八位神仙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到底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被拼凑“成团”的？

陈尚君：在浦江清先生的《八仙考》之后，我是比较早关心和研究吕洞宾的学者。我记得是1985年，我发表了《〈全唐诗〉误收诗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辨析《全唐诗》中吕洞宾的三四百首诗到底从哪里来的，真伪如何。

浦江清先生认为，吕洞宾是北宋庆历年间在湖南岳阳地区最早形成传说的。我当时已经注意到，《杨文公谈苑》中提到了吕洞宾曾经访问过张洎和丁谓；我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又看到《洛阳搢绅旧闻记》里提到，大概宋太宗时，在延州（今延安）已经出现了吕洞宾崇拜。所以，吕洞宾的传说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太宗后期到真宗期间。相传吕洞宾自称是海州刺史吕让的后人，后来又从后人演变为吕让之子，而且是第三个儿子。同时相关传闻越来越多，吕洞宾名下的作品也越来越多。

“八仙”的成列实际上是在金元之间、元代的时候，八仙最初由八位男性组成，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徐登）。到了元代，可能元人觉得八个男人有点无聊，杂剧《八仙过海》才把徐神翁换成了何仙姑。八仙的原型有的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比如张果、韩湘。张果是唐玄宗时的一个道士，他从河东到京城，自称八百岁，但没过多久这位道士去世了，所以骆玉明写过一篇文章《骗子张果老》。晚唐有两部道教书籍收了张果的诗。韩湘子是八仙中最真实的一个，他是韩愈的侄孙。韩愈《祭十二郎文》里的“十二郎”就是韩湘的父亲韩老成。有关韩湘的可靠的记载中，他和道教没有一点关系，他入列八仙可以说是道家以讹传讹的结果。本来道家是抨击韩愈的，结果这个人物从韩愈的外孙变成了韩愈的远房从侄，又变成了韩湘。韩愈因《谏佛骨疏》被贬，写下诗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在道家的传说中又因这两句诗而引出了韩湘子雪夜追韩文公，甚至讲韩湘子度脱韩文公的故事。还有钟离权（汉钟离），他最初登场，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意思是天下流浪汉的头领。民间读不懂，将“汉钟离”读成了人名。钟离权存世的几首诗中，至少有两首见诸敦煌遗书，宋人说见过钟离权在后唐时候的一个题记。这个人虽没有办法真实还原，但至少在五代有一点影子。所以我把钟离权、张果都收在《唐五代诗全编》的正编之中。

钟离权，取自山西运城大纯阳万寿宫壁画。

至于吕洞宾、曹国舅、何仙姑、铁拐李、蓝采和，他们都是若隐若显的人物。何仙姑是广东增城一个传说中的女子。蓝采和是《续仙传》里的一个散仙。曹国舅最不得其解，也说不清楚真实状况到底是如何演进的。

八仙成名于元代，与全真教的盛行及民间演剧的发展直接相关。现存最早的八仙图像，可信者为山西运城永济大纯阳万寿宫（即现在的芮城永乐宫纯阳殿）元代壁画。明清两代，相关传说层累增益，异说纷呈。我将宋元以前托名吕洞宾的诗词作品，辑为《唐五代诗全编》附录别编五卷，约五百首。在我看来，吕洞宾就是一个传说人物，其原型或为北宋初年的一位道士，形迹介于人和仙之间。宋金元时期，吕洞宾逐渐成为民间信奉的大仙，许多难以解释的传闻、大量很好的诗都附会在他名下。金元之际，吕洞宾被封为纯阳真人，又称纯阳帝君，由一般神仙升格为“吕帝”。后世附会于其名下的诗词，包括明清两代在内，约有三千至五千首，甚至可能更多。我的工作仅涉及宋金元部分。

吕洞宾，取自山西运城大纯阳万寿宫壁画。

八仙在中国神仙群体中属于散仙。他们的原型并非出自同一时代，彼此在历史上亦无交集。然而金元以后，八仙传说日益繁夥，各种神异附会不断叠加于其身，因此，八仙足以成为一部大书。其间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哪些是传说的故事，我们已无法截然分清。对于民间阅读而言，但觉有趣即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希望把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有无真实可信的作品作为自己追索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