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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22年:为什么大宋收复不了燕京?

2026-09-02 17: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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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122年,这是大宋宣和四年,大辽保大二年,大金天辅六年。

这一年,大金打大辽,打得特别顺手。正月的时候,金军攻占了辽朝中京,就是今天内蒙古赤峰的宁城县,大辽的天祚帝只好向西跑。他跑,金军就追,追着追着,顺便就在三月份,攻克了辽朝的西京,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天祚帝一看,实在扛不住,就掉头往北,躲进了阴山里面。你数数,大辽一共是五京,现在四京都已经被金军拿下了。女真人开始扭头,把目光转向最后一京——南京。

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管它叫北京,那时候大辽管它叫南京,大宋管它叫幽州,而民间又普遍称之为燕京。新崛起的女真人看这个地方的眼神怪怪的。为啥?因为宋金双方曾经说好的,联手灭辽。而燕京这个地方,是归宋朝去打的。宋朝没打之前,你们金兵不能过燕山一线。

现在好了,金兵该打的已经全打完了。这就相当于桌上就这么一盘饺子。大金已经吃完了自己的,就剩最后一颗,说好是归大宋吃。你倒是吃啊?!女真人就这么瞪眼看着。

那大宋这边为啥迟迟不动手呢?有难言之隐。前两年浙江爆发了方腊起义,本来准备北伐的军队,只好南下平乱。拖到这一年,再不动手,幽云十六州恐怕就连汤都喝不上了。这可是大宋君臣念叨了100多年的一块心病啊。所以,这一年五月,童贯急匆匆率领十五万大军,兵分两路,北伐幽燕。

具体过程就不细说了,简单说就是:败了,而且败了两回。五月这一仗,刚进入大辽的境内就被打了回来;十月份,重整旗鼓,再上,一度宋军都已经冲进了燕京城,结果又是全军崩溃。主帅刘延庆半夜烧掉全部辎重,撒腿就跑。这一跑,从宋神宗时候起,大宋攒了几十年的国威军威,全没了。

这件事太憋屈了:这个时候所谓的大辽,已经只剩残兵败将,怎么还打不过呢?把旁观的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也看傻了,他对大宋使臣说,大辽的国土,我已经打下来九成了,就剩这么个燕京,我是三面人马围着,让你们打,怎么还打不下来呢?机会给你们了,你们太不中用了。

最后没办法,还是金兵出手,在这一年的十二月打下了燕京。大宋最后是花了巨资,从金人手里把燕京买回来的,而且城里所有人都被金人掳走,买回来的实际上只是一座空城。

是啊,我们也想问问童贯,你前些年不是挺能的吗?又是打赢了西夏,又是收复青唐,又是灭了方腊,你怎么就打不过大辽的这点残兵败将呢?

如果给机会让童贯为自己辩护,他也是一肚子委屈,我估计他会这么说:首先,是时间不对。

朝廷正式任命童贯为统帅出兵北伐,是在这一年的四月,而等童贯大部队,也就是西军,全部赶到河北前线,已经是农历五月下旬了。这是什么时候?马上酷热的三伏天就要开始了。自古以来,打仗一般都不选在夏天。道理也很简单:一是行军作战,士兵很容易中暑;二来,夏天雨多,不利于粮草运输。连对面辽军的统帅都嘲笑:你们想打就打,我们不怕,但是你们大夏天的打仗,这不是让士兵们遭罪吗?

但是没办法,如果这个时候不打,燕京可能就要落在金人手里,所以只能仓促出兵。这是战略上的大忌,不是我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打,而是我不得不在这个时间打,这就已经落了下风了。

从童贯的视角看,还有一个为难的地方,就是准备工作做的太差了。

童贯刚到河北前线,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他给朝廷打的报告里说,军需用品,啥都缺。军粮虽说有,但是粗劣得没法吃。过过筛子,只剩一半能下锅。而且这些军粮还散落在各处,运输起来费劲。更重要的是,装备也缺,数量质量都不行。攻城和守城的家伙,一样都没有。你看看,大宋朝喊着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百多年的执念了,真到动手的时候,发现啥也没准备。

当然,最让童贯觉得委屈的,还是这场战争的背后有一个奇怪的最高军令。童贯在大营里竖起一面大黄旗,上面写的是宋徽宗的圣训:不得擅自杀一个敌人。谁敢杀一个人、哪怕是一匹马,也要军法处置。全军誓师,就在这么一面大旗底下。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十几万大军开赴战场,最高军令不是“奋勇杀敌”,而是“不许杀人”,这个仗怎么打?

事实上,这一年五月份的那场败仗,就是因为这个:大宋这边的军队已经过河了,发现对面的敌人居然认真迎敌,这咋办?我们也打吗?打了对方不就要死人吗?这就违了圣旨啊。赶紧撤。这一撤,才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军令呢?

因为,在大宋君臣的剧本里,幽燕的汉人,是被大辽强占了一百八十多年的游子。现在王师一到,自己人来了,他们自然会箪食壶浆,开门迎接。所以这不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武装巡游,一场由十几万军队充当舞台背景的“受降仪式”。所以,大宋根本就没打算打仗。不许杀人,因为都是自己人;盛夏出兵不要紧,反正很快就回家;粮草不齐不要紧,接收了以后,吃辽朝的就行;攻城器具不齐更不要紧,因为城门会自己打开。还用得做认真的准备吗?

最终结果当然证明,大宋君臣拿的这个剧本,错尽错绝啊。问题在于,他们错在哪里?他们又为什么会错?

燕人思归?

咱们先问一个问题:当时燕京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天天盼着回归大宋?

你要是站在大宋这边看,这答案不是明摆着的吗?咱们是什么?是华夏;那边是什么?是夷狄。从经济到文化到制度,我们样样碾压北边啊。汉代的苏武,陷在匈奴十九年,还得想方设法回来呢。燕云汉人被契丹占了快两百年了,过了这么多年的亡国奴的日子,能不想家吗?

请注意,这么想的,可不止一两个人,是大宋朝上上下下都这么想。

首先是宋徽宗。我们在《文明之旅》1118年那一期讲过,他在第一次大军出征的时候,给童贯亲笔写了条子。简单说就是,燕京的老百姓,肯定是欢天喜地来归附我们。如果实在不行,你就让他们看看我们队伍的威风,然后你就把军队给我带回来,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宋徽宗是在什么场合下写的?那天大军要出发,他就穿着个便服,也没有摆出全套皇帝的仪仗,就这么很低调地去给童贯践了个行,在酒席宴上,写了这么个条子。简直就像是送个朋友去春游:遇见那边朋友,给我问个好哈。事情要是办的不顺,就早点回来哈,安全第一。你看看这闲庭信步的姿态。

这是皇帝,还有朝廷重臣呢?这次徽宗派了蔡京的儿子蔡攸给童贯当副手。很明显,这是为了送个人情给蔡家。这种手拿把掐,肯定成功的事儿,让你们家白捡一桩大功劳。出师前,蔡攸向皇帝辞行。他看见两位漂亮的嫔妃站在徽宗身边,张嘴就说,我将来成功归来,您把这二位美女赏给我呗?天哪,皇上的女人你也敢要?宋徽宗没生气,笑笑就过去了。你品品,这就是大军出征前,大宋朝堂上的氛围: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在我,此事不成,是无天理啊。仗还没打,庆功的礼物先点好了。都遇上这么高兴的事儿了,年轻人说话出点格儿也没关系。

那身在前线的人是什么感受呢?按说,听得见炮声的人应该比较理智?

前面我们说,童贯到前线就抱怨,什么都没有,军粮也没有,装备也没有。按说,他该急死了吧?是急,但是他的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就在同一份报告里,童贯说了,我听说对面大辽对军民,上万人,都抻着脖子等着我们大军一到,马上就献城投降。但是我们这边准备成这样,我都不好意思去动员他们,到时候让他们失望,多不好意思。你听听,他愁的不是打不赢,是准备得太差,对不起来投降的人。

你可能会说,徽宗、蔡攸、童贯,这不都是负面人物吗?他们当然糊涂。那我再介绍一位英雄给你认识,他叫马扩,是当时宋辽金三方之间穿梭外交的传奇人物,后来组织过抗金义军,也是南宋初期重要的大将。马扩是这个阶段历史上响当当的正面人物,有勇有谋。

这一年五月,马扩被童贯派去出使辽朝,其实就是去劝降。这个差事风险很大,但是马扩临走的时候,对童贯说,我去了,你千万别因为我在那边,就贻误战机,你该打就打。别管我。马扩还说了个唐朝的典故,当年李靖大破突厥之前,就派了个叫唐俭的人出使突厥,以麻痹突厥的颉利可汗,然后发兵突袭,一举成功,唐俭最后也成功脱身。马扩说,我个人无所谓,能够有利于国家,死不足惜。怎么样?这马扩既有胆量去,也有勇气死,更重要的是,在他眼里,这是战场,该出手时就出手,他没有那么多不切实际的、什么对方会主动投诚的幻想。

但即使是这么一个人,他对燕京汉人的看法,和宋徽宗、童贯他们也差不多。

就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马扩和大辽那边的一个高级官员,叫王介儒的,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王介儒,你一听名字就知道,也是一位汉人。

王介儒说了:我们辽宋两边,和平这么多年了。即使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也没见过打仗。你们大宋那边老是说什么“燕人思汉”,说我们向往归附南朝。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啊?这块地方割让给契丹,已经将近200年了。200年,我们汉人和大辽也有君臣父子之情啊。

马扩当场就顶回去了:不是我们要打仗啊,是女真人要打你们,你们现在就像是锅里的肉。我们大宋朝皇帝念在,这块地方是我们中原的旧地,人也是我们汉人,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才派兵来。我们的兵,不是来打你们的,实际上,我们是来救援你们的。

紧接着,马扩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刚才提到了父子之情。那么请问,你们汉人的亲生父母是谁?还是我们这边啊。大辽的皇帝就相当于你们的养父。你刚才这话,就是只知养父,不认亲生父亲,这也是不孝啊。听了这样,王介儒什么反应?史书记了四个字:“笑而不答”。

是啊,当时大辽那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盼着大宋这边别打了,能松一口气儿。王介儒没法和马扩往深里辩论。但是这话已经点得很透了:我们在血缘上确实是汉人,但是并不见得在政治归属上认同你们大宋啊。而马扩的话,其实代表了大宋这边上上下下的认知:一笔写不出两个“汉”字,我们才是亲人,你们归附大宋,不只是对你们行动的期待,这还是你们的道德责任啊。否则,就是不孝啊。

但是,接下来,大宋君臣拿着这个剧本,发现跟现实总是对不上,对面不仅不投降,还玩命抵抗。这场春秋大梦总该醒了吧?并没有。更深的误会来了。

我们前面介绍过,就在这一年,北伐其实有两次。第一次是五月,宋军刚过白沟河就败了。六月份,徽宗就下令班师。但是紧接着就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事变。

首先是大辽燕京这边的临时皇帝耶律淳死了,然后是他们的宰相李处温想投降宋朝,虽然这个计划被挫败了,但是印证了大宋这边的想象啊,你听这个名字——李处温,汉人哪,汉人还是想归附我们啊。再接下来,九月底,又传来消息,辽国大将郭药师要带着涿州来投降,你听听——郭药师,又是汉人。怎么样?我们的判断还是对的,汉人还是思乡啊。上次时机还没有成熟,现在火候到了,再次北伐!

那么请问,这些汉人是因为文化认同才归附的吗?当然不是。他们的处境这个时候非常微妙,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大辽的臣子,在血缘上,他们是汉人,现在大辽眼看就不行了,他们的最高任务是自保求存。就拿那个大辽的宰相李处温来说,他虽然是汉人,但是在大辽几代为官,在政治动荡中,也是一个四处押注的人。是的,他确实联络童贯要投靠宋朝,但是与此同时,他还跟大金那边勾搭呢,说你们打来了,我给你们当内应;他还到处说,现在的大辽皇帝是我立的,他还打算在大辽内部自保呢。你看,他哪是什么归附大宋啊?他就像一个要溺水的人,所有的救命稻草都要抓一把而已。

再说那个郭药师。他是渤海铁州人,按今天的地理,应该算是辽宁人。那请问,在血缘上,他是汉人吗?这个很模糊,当时的渤海人,在大辽的户籍管理下,是单列一种人的,和汉人、契丹人、奚人并称。但是渤海人汉化很严重,郭也是常见的汉姓,所以他说是汉人那就是吧。他这个时候带领的“常胜军”,属下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你要是看郭药师当时写给大宋的归降文书,那话说的,我给你念几句:“伏闻蕃汉之人,实为异类,羊狼之伍,不可同居”,蕃人与汉人,根本就不属于同类,就像羊和狼不能住一起一样。你听听,这“华夷之辨”说的,比大宋这边还激进。再接下来还有:“盖以所居之境,乃汉唐旧疆;所部之民,皆中国赤子。咸愿削衽,罔或后时。是以竞思戴舜以同心,不可助桀而为虐。”我们待的地方,就是你们华夏的地方,我们所有这些人,都是中原的子民。我们都争先恐后地愿意归属大宋。我们都拥戴大宋天子,绝不肯助纣为虐。

我的天哪,这几句话,太暖心了。看在大宋君臣的眼里,这台词不就对上了吗?你看看,我们的文明还是有魅力吧?

其实不难理解,郭药师为什么会这么说。既然大辽马上就要垮了,郭药师带着一只孤军,不投降宋朝还能怎么办呢?既然自己还顶着个汉姓,那当然也要拿来说事儿啊。郭药师在内部动员的时候,就换了一套说辞:“这是博取高官厚禄好机会!别犯倔啊,犯倔到最后,国破家亡,后悔可来不及!”你听听,他在自己人面前说的,可不是“大宋是咱们的故国,咱们一起回家”。

在这个阶段,原来大辽的汉人将领归附大宋的,还有好几个。他们的共性都是:大辽危亡在即,金朝大军逼近,宋方又开出了很高的价码,是在这样的特定条件下,他们才归附大宋的。与其说是归附,不如说是临时押注。将来风向一变,他们也都会走的。

你看,大宋这边剧本的主题是血浓于水,大辽汉人剧本的主题是自保求存,虽然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在某些特定段落,台词居然也能严丝合缝地对上。

大宋这次北伐失败,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从一开始就没做打一场硬仗的准备,没有战场决死的决心,总以为对面燕京的汉人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个误解是后面一系列失败的心理根源。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疑惑: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是深深地能体会到中华文明对我的感召的啊。我要是宋朝人,我也难免会这么想北边的汉人啊。为什么竟会是一场误解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幽燕之地

现在咱们换一个视角,站在燕京当地人的角度,再来看看这块地方到底怎么回事。这就得把时间倒回去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在战国时代,燕国这个地方,还挺主流的,什么燕昭王建黄金台啊,什么燕国大将乐毅伐齐啊,什么燕太子丹策划荆轲刺秦王啊,这都是挺有中原特点的故事。但是,自从那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完之后,幽燕这个地方,好像就从历史的主流叙事里消失了。

其实也没消失,是换了个位置。从汉朝起,燕山就成了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幽州就成了汉地的“边疆”。

从此,这里诞生的故事,就有了一种边塞风情。什么飞将军李广误把一块大石头当成老虎一箭射穿,什么曹操北征乌桓回来,吟唱“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都发生在这里。到了唐朝,陈子昂在这里登幽州台,写出那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为什么站在幽州,能有这么深邃的时空感?因为再往北,对华夏文明来说就是一片混沌的未知地带了。这里已经是文明的边缘。到了李白,写幽州,干脆就是“燕山雪花大如席”,这种感觉就有点像写海外奇谈了,反正那么远的地方,中原人也没去过,尽管夸张。

唐朝的中期,北方的少数民族因为各种原因南迁到这里。在幽州这片地方,安置契丹、靺鞨、奚、突厥、新罗、室韦等很多北方部落。这时幽州城里,也是各民族的人聚居,甚至有些坊名,就是这些民族的名字,有点像今天纽约的唐人街、小意大利、韩国城什么的。这种唐朝的坊名,一直沿用到辽朝,宋代人出使的时候还看得到。

所以,到了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这里造反的时候,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唐代河北藩镇,实是一胡化集团,所以长安政府始终不能收复。”安史之乱之后,幽州算是河朔三镇之一。所谓藩镇割据,说的就是它们。基本已经脱离了中央的管辖。

这里的赋税自己收,官员自己任命,节度使死了,儿子接任,当然,也有被杀掉,位子被抢走的。说个数字吧:从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结束,到这块地方并入大辽的公元936年,173年,幽州换了28任节度使,平均六年一换。你想想,这个数字背后是什么?肯定是数不胜数的政变、兵变、杀戮啊。在宋朝人的感受中,当年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大辽,是中原王朝的惨痛损失。但是在幽州当地人的感受中呢?是天塌了吗?未必啊,契丹人来了,这不过是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100多年了,大家早就习惯了。

我之所以为你简单回顾这段燕京城的历史,就是想说:幽州,此时的燕京,名义上脱离中原王朝还不到200年,但它实际上不归中原王朝管已经将近400年,它成为胡汉杂处的地方已经400多年,它成为华夏文明的边疆,已经1000多年。这个地方对于中原文明的向心力,未必像宋朝君臣想的那么强啊。

好了,契丹人来了,他们是怎么管这片地方的呢?异族统治嘛,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都是难免的。但是,我们也多次讲过,大辽的特色就是搞出了治理的双轨制。所谓“南北面官制”,说白了,就是我虽然是契丹统治者,但我还是愿意照顾你们汉人的感受,我不改变你的文化,用你习惯的方式来治理你。那就可想而知了,大辽在燕京的这100多年,底色就不是迫害,而是治理。

所谓治理,说白了就是要提供两样东西:秩序和出路。所谓秩序,就是提供各种日常的公共服务,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总得有个打官司的地方吧?总得有人维护公共治安吧?修路架桥这种工程总得有人主持吧?而所谓出路,就是精英人士,总得有个上升通道吧?所以,辽朝也开科取士,普通汉人士大夫也能做到高官。我看有学者统计,进士出身的汉官里做到宰执的有28个人。虽然不多,但是毕竟这条路是通的。如果机缘好,也不是不能达到大辽统治集团的最上层。比如玉田的韩氏,韩知古、韩德让、韩德威,祖孙三代都是高官。尤其是那位韩德让,赐国姓,跟皇太后形同夫妻,权势仅次于耶律皇族。你看,普通人能把日子过下去,精英分子有出路有盼头,100多年过去了,你觉得还会有多少人“思归中原”呢?

这个变化,也看在宋朝人的眼里。大宋每年都会派人出使辽朝。给你看几个片段。1008年,路振出使燕京的时候还说,当地的汉人老百姓都穿汉服。如果穿胡服,那就不是汉人。边界还很清楚。但是到了1075年,沈括,就是写《梦溪笔谈》的那位沈括,他看到的情况就已经不太一样了。男性开始穿靴子,头巾上的带子也都垂下来了,女子呢,开始穿那种上下连体的衣服,这都是服装开始胡化的标志。再过十几年,1089年的时候,苏辙出使大辽,看到的情况又变了,大概有一半的汉人,服饰已经胡化。

有意思的是,这趟苏辙出使,还留下了一首诗,里面说,燕地的汉人,“衣服渐变存语言”,衣冠变了,但是说的话还是汉人的话,“赋役稀少聊偷安”,赋税不重,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后面又来了一句,“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仰天大哭,我们这是造了什么孽啊,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跟着安禄山造反啊,让我们今天当不成汉家儿女啊。苏辙还怕读诗的人不相信,专门注明了一笔,“此皆燕人语也”,我这里写的都是燕京当地的汉人的原话。

那你推敲一下吧。安禄山造反是在公元755年,苏辙来这里是1089年,相距334年,十几代人过去了,一个普通当地汉人农夫会有这么强烈的对南边的归属感吗?这是苏辙遇到的个例?还是他的艺术加工?就不知道了。

但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在史料里也能看到另一边的情况。1096年,汉人官员刘辉上疏给大辽皇帝,说南边宋朝不像话啊,他们那个欧阳修编了一本《五代史》,把我们大辽算是“四夷”,写在附传里面。这不是骂人吗?我朝对宋人比较宽大,他们倒好,纵容臣下写这种东西。我有个主意,咱们也写,把他们老赵家开国的那些事儿,也当做附录,附在咱们的国史的后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看,这也是当时辽朝汉人的一种姿态:我认可华夏文化中关于华夷之辨、关于正统的价值观,但是我的立场是站在大辽这一边的,我们这里才是中华正统。

刘辉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不见得是刻意讨好异族统治者。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认知失调”,简单说就是,我的信念如果和我的现实处境之间出现矛盾冲突,我就会很痛苦,那怎么办?我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给现状找理由,论证我的处境是合理的。所以,一个在辽朝当了官、拿了俸禄、活了一辈子的汉人士大夫,他是不是就容易完成这种认知调整:我们大辽才是正统!

我们还是可以回到这一年王介儒和马扩之间的那场谈话:王介儒说,200年了,我们汉人和大辽之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马扩的反驳是,那你们和汉人之间就没有亲生父子之情?你看,两个人争的都是个情字。可情有两种啊:一种马扩讲的,血浓于水的血缘之情;还有一种是王介儒讲的,日久生情的相处之情。

你说哪种情更经得住时光的冲刷磨洗呢?大辽手里的日久生情,是靠将近200多年的治理,一天天攒出来的。而大宋手里只有所谓的血缘之情,可是200年来,你没在燕京的汉人中录取过一个进士,没有救过一次灾荒,没有在民间主持过一次公道,没有修过一条路架过一次桥,你就指望这血缘之情不变质、不褪色?这是哪里来的自信呢?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宋这边上上下下都会有如此天真的误解呢?

磁吸想象

我们现在讲的是公元1122年的故事,距离北宋灭亡的靖康之耻,只剩下最后5年了。所以,这个阶段,我们不管讲什么话题,本质上都是想找一个角度来解释——北宋为什么灭亡。那次惨痛的经历,值得我们这些后人换很多个角度来认真反思。

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折射了这个阶段大宋朝精神状态的一个侧面:大家集体沉溺在了对文化力量的过度自信中。

你要是看了我们前面的节目,就知道,宋徽宗这些年在干嘛?他是一个艺术天分极好的人,非常善于驱使各种象征符号来强化皇权:他利用道教给自己加上神圣的光环;他操弄天下州府的名号来获得廉价的感恩;他修建美轮美奂的园林,让大宋子民觉得这就是盛世;他在皇宫门口放飞驯养的白鹤,让看见的人觉得这就是神迹和祥瑞,等等等等。这些有用吗?你还别说,在大宋的治理框架内,还真的就有用。

而且这种做法在儒家的理论里面,也多少能找到点儿依据。一个皇帝该怎么当啊?论语里不是说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君主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群星都会自然环绕在它周围。 说白了,君主别去瞎折腾,你就做最好的自己,当个圣君,天下自然会归附和有序运转。这叫“垂拱而治”。

围绕这个观念,儒家也喜欢讲各种故事,比如尧舜禹里面的大舜,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哪儿种地,附近的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了,互相都让田界;他在哪儿打鱼,附近打鱼的人就互相让住处;他在哪儿做陶器,附近做陶器的就没有粗制滥造。他在哪儿待着,就凭这份感召力,这个地方一年就能聚上很多人,两年就能成个城市,三年你再看,嚯,就是个都城了。

咱们可以管这套政治思想叫“圣王磁吸叙事”:你是圣王,你不用动,你人格的光辉就会像磁铁一样吸引人来投奔,天下自动大治。先别急着嘲笑它。在农耕时代,这套叙事不蠢。它是既低成本的治理术,也是一种很聪明的对集权君主的道德约束。更何况,从技术上讲,它也不算错。强化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凝聚力,本来就包括要打造一个“共同想象”。

但问题是:务虚的文化建设代替不了具体的国家治理啊,描画符号不能耽误头拱地地干活啊。

《史记》里面说大舜年轻时候的故事,确实是写了一套圣王磁吸的神话,但是大舜继位之后呢?还是《史记·五帝本纪》里的记载:什么四处巡行,设官分职,三年一考绩,手下官员该升升该降降。大舜那是到处操心的劳模啊。包括他挑选的继承人,禹,那也是个天天奔走在路上的干活儿的人啊。

你看,神话的前半截是磁吸,后半截是治理。而宋徽宗只看到了前半截。他忘了,他继承的大宋,它的秩序、它的繁华,是建立在州县、科举、法律、税收、文书、军队这套具体的治理系统之上的,不是你在开封假装自己是圣君,让大家觉得现在是盛世就行的。

那针对远方的人呢?其实也有后半截。孔子那句话前半段说的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好像说的还是圣王磁吸?不,孔子还有后半句:“既来之,则安之。”远方的人来,确实可以靠魅力吸引,但来了之后呢?得“安之”,得用治理让他们安居乐业啊。是的,文化魅力是个好东西,可以提供关于“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想象,但是只有精细且艰苦的治理才能兑现“我们是一个共同体”的责任。

你再看1122年的宋徽宗是怎么对待北方汉人的?刚开始,他对这份文化血缘关系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落空了,燕京打不下来,只好拿钱从金兵手里换。金人说,可以啊,不仅要给钱,你还得把北方来的非汉族的人口都给我。如果答应这个条件,就意味着郭药师的常胜军就得交给金人。你猜,大宋这边是怎么办的?

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说常胜军不能给他们啊,不然燕京守不住。这么着吧,金人不是要人口吗?把燕京的汉人都给他们。这些人一走,他们的土地我们就可以分给常胜军,这样就可以不出军饷了。童贯请示宋徽宗,这么办可以吗?徽宗“从之”。

天呐!你不仅拿燕京的汉人做了交易,而且还惦记用他们的土地充作军饷,你不是说血浓于水吗?你不是说大家都是汉家儿女吗?期待时,你是孝子贤孙,落空时,你是交易筹码?你口口声声的所谓同文同种的感情,原来你自己都不信啊?几个月前,你怎么就敢拿来当做北伐必胜的信心?

接下来,金人把当地所有的富人,大概两三万户,连根拔起,全部带走。那你想,当地的汉人不仅对大宋彻底寒了心,而且他们也是种地的人啊,这下要背井离乡,去北方的苦寒之地,怎么肯?有人就跑去对金人说,这片地方,本来就不是大宋的,不是你们打下来给他们的吗?这片地方多好啊,土地出产又多,地势又险要,金国又正在强盛的时候,干脆跟大宋翻脸,这块地方归大金,我们也就不用走了。当时金人将领已经动心了,最后还是完颜阿骨打拦住了,说,嗨,白纸黑字定的条约,别反悔了吧。等我死了之后,你们随便。历史就跟开了个玩笑似的,燕京交割是下一年1123年完成的,也就四个月之后,完颜阿骨打就真的死了。他这一死,就再没有人拦得住金兵拨转马头,再次杀向大宋的边境了。大宋后来的命运,从宋徽宗决定把燕京汉人交出去的那个时刻,就已经锁定了。

你猜,将来金人打大宋,在金人内部最坚决的攻宋派是谁?就是原来大辽的人,其中很多都是汉人,比如刘彦宗和时立爱。原因很简单,大宋既没有汉人父母之邦的温情,也没有丝毫的信用,更何况,只有打回老家去,才能拿回自己的土地和庄园。他们最了解燕京的地理,所以纷纷成了后来金兵入侵大宋的向导、谋士和前驱。

你再猜,将来金人打大宋,大宋内部捣了最大乱的,又是谁?就是这个阶段归降大宋的北方汉人。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郭药师的常胜军,还包括大宋在山西收编的义胜军。金兵一到,望风而降。你说,能怪这些汉人不爱父母之邦吗?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大宋军队在燕京城下的种种挫败。这不仅是一个军事失利的故事。

这还是一个误把文化亲缘当成政治认同的故事;这还是一个误以为“文治”就是“以文治国”,而忘了治国“既要文化,也要治理”的故事;这还是一个因为对文化魅力过度自信,而丧失了务实精神的故事。

五年后的那场大悲剧,在这一年里的一桩桩荒唐迷梦里,其实已经展开了它的序曲。

我们下一年,1123年,再见。

致敬

本期节目的最后,我想致敬范仲淹。

你可能觉得范仲淹1052年就过世了,离咱们这一期讲的1122年北伐燕京惨败,已经70年了,跟他有啥关系。我想给你读一首范仲淹的词《渔家傲·秋思》。

看咱们前面的节目你可能记得,范仲淹虽然是文人士大夫,但他曾经镇守过西北边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深得军心,号称“腹中有数万甲兵”,这首词就是他身处军中的感怀之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最动人的地方在哪?是“燕然未勒归无计”,是“将军白发征夫泪”。一个亲身在边塞待过的人,知道边事有多复杂,不可能靠一腔热血、一纸诏书、一厢情愿解决。

可惜,几十年后大宋朝堂上下,缺的恰恰是这种对边塞的体感和诚实。

致敬范仲淹,致敬那些见过风霜,听过羌管的辗转难眠。

参考文献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

(宋)徐梦莘著:《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元)脱脱等撰:《辽史》,中华书局,1974年。

(元)脱脱等撰:《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

(宋)路振:《乘轺录》,载谭其骧等编:《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

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

刘浦江:《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

王世舜等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8年。

贾敬颜:《“汉人”考》,《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

蒋金玲:《辽代汉人的入仕与迁转》,《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

纪楠楠:《论辽代燕云十六州的汉人问题》,东北师大硕士论文,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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