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73个名字：在抗战生命线上运物资的南侨机工

图文 | 未来编辑部 · 新潮学生

谢欣 王笑童 李佳闻

指导老师 | 白净

编辑 | 张乐仪

责编 | 黄玺澄

传播策划 | 刘力勤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潮”，原标题为《南侨机工：他们是谁？祖籍何方？》。

9月3日是抗战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仅以此文，纪念那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功勋的人。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1939年5月，槟城女教师白雪娇留下这封告别信，化名“施夏圭”，瞒着父母登船北上。她要去的地方，是一条刚刚在崇山峻岭间抢通、却随时被炸断的公路——滇缅公路，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最后一条陆上生命线。

和她一样从南洋归来的年轻人，有三千余名。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1939年2月至9月，应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号召，他们分九批放下南洋的生计，回到祖国，在滇缅公路上开车、修车，把海外华侨捐来的军火、药品、汽油，一车一车运往抗战前线。

随着大量媒体报道，南侨机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专门的展览馆和主题展览也开办起来。在展览馆中，对这段历史有详细介绍，对华侨机工的九批数据也有交代，一些典型的人物有专门介绍。但这九批人的详细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籍贯、遭遇——却难窥全貌。

位于畹町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馆（下称“纪念馆”）公布的数据显示，南侨机工回国路径与批次不同，自马来亚经越南回国者共分九批，由马来亚经仰光回国者有六批，另有各个服务团与通过其它渠道回国者，数目究竟几何，难以悉数统计。

据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普金山撰写的论文《滇缅公路与南侨机工研究的几个问题》，南侨机工回国服务抗战3200余人中，扣除先期南返的148人，实际在国内坚持到抗战胜利时的约为3100人；抗战胜利后计算约有半数牺牲，四分之一返回，四分之一滞留国内。

在这些冷冰冰的人数背后，我们想找到那些具体的人名。

“南侨机工数据库”由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昆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昆明市博物馆共同建设，该数据库共收录4175条数据，显著多于学者估算人数及纪念馆展板显示人数，可能是统计口径不一。为进行数据分析，我们将数据进行了一定的处理，主要是将人名重复但没有简介的条目删除，共清理出3473条数据纳入分析。

在3473条有效记录中，男性有2628人，女性仅6人，另有839人的性别显示为“未记录”。据纪念馆展板，未记录性别者应当均为男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西南运输处致电陈嘉庚先生时，提出的是“恳请招募年龄在20岁到40岁之间持有汽车驾驶执照的男性和货车修理人”，本就希望招募男性；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女性司机确实不多。

可是，偏偏有姑娘挤进了这场本不属于女性的远征。

“女扮男装”在现在听来很玄幻，但这是槟城姑娘李月美加入团队的唯一方法。1939年2月20日，她混在一队三十余名男机工中，加入槟城机器行回国服务技艺工程队，一同出发。在昆明受训后，她被分到贵州的红十字会当司机。直到一次运输途中翻车负伤，送医时，女儿身才被发现。伤愈后她没有回家，转到机工卫生所当护士，继续留在滇缅线上。这位打破性别壁垒，毅然走上战场的姑娘，后来被何香凝题誉为“巾帼英雄”。

在3473条有效记录中，共出现181个不同姓氏。其中，陈姓416人（12.0%）遥遥领先，黄姓257人（7.4%）次之，林姓246人（7.1%）居第三。仅这三大姓就占总数的26.5%。名称方面，有49个名字存在同名现象，最多的名字为“陈亚九”，其次是“林亚九”。据《南洋商报》2002年的一篇报道，“亚九”其实是“阿狗”的意思，是民间起贱名习俗的体现。

在能够识别祖籍的2288人中，广东籍1312人（57.3%）、福建籍628人（27.4%）、海南籍335人（14.6%），三省合计占97.9%。广东、福建、海南是中国重要的侨乡，绝大多数南侨机工祖籍也都来自这三个省份。具体来说，广东机工主要来自潮州、梅县、台山等地，福建机工主要来自泉州、厦门、福清等地，海南机工主要来自文昌、琼海、琼山等地。

在能够识别侨居地的2798人中，来自马来西亚的机工1990人，占71.1%，是绝对的主力来源；新加坡643人（23.0%）居第二位。两者合计占94.1%，说明当时英属马来亚是南侨机工最重要的来源地。此外，印尼96人、缅甸26人、泰国18人、印度16人、菲律宾7人、越南2人。这一分布似乎与当时南洋华侨的人口分布和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锡矿场等工农业生产需要大量司机运输物资，为南侨机工的招募提供了人力基础。

数据库共记录了151人的出生年份，仅以这部分样本统计，机工的出生年份集中在1910-1920年之间，峰值出现在1914年（15人）和1919年（16人）。以1939年回国计算，这批机工回国时的年龄大多在20-25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年纪最大的是1896年出生的林金狮，回国时已43岁；最小的甚至有1927年出生者，回国时仅12岁。整体来看，南侨机工是一支以青年为主的队伍，他们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抗战事业。

据纪念馆展出的数据，1939年2月至8月，南侨机工分九批从南洋回国，第三批594人、第五批530人、第九批507人是人数最多的三个批次，合计占自马来亚经越南回国人数的61.5%。第一批仅80人，号称“八十先锋”，可以看作是试探性的出发；此后人数逐渐增加，到第三批形成高峰，再后各批次人数均有波动。

值得一提的是，据数据库记载，机工中有18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包括白雪娇、程龙庆等。他们的经历，从侧面勾勒出南侨机工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投身中国革命的轨迹。

必须承认，囿于数据库许多字段有缺失，我们的分析终究只能勾勒出一个轮廓，远远谈不上读懂机工们的一生。在有简介的记录中，72%仅有21至100字的寥寥数语，能留下百字以上生平的，不过9.8%。

可是，无论文字详略，都曾是一段段滚烫的人生。是登船离乡那一刻的不舍与决绝，是滇缅路上颠簸的车轮与漫天尘土，是归乡与牺牲之间那一封封没能寄出的家书。3473个名字里，又有多少跨越山海的告别。有半数年轻人以为自己只是暂别南洋，却把最好的年华永远留在了那条公路上。

备注：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马来亚包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文中统计口径，根据史料，当马来亚单独出现，本文使用马来亚，当一组统计数字中既有马来亚又有新加坡，为便于读者理解，本文将马来亚改为马来西亚。

本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WeChina微观中国”项目、未来编辑部一流课程的学生实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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