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的喜马拉雅｜对话三登珠峰的玛雅·夏尔巴：不介意是否“首位”，但上山需要一个好理由

最近两年，中国城市里的攀岩馆越开越多，远郊徒步线路的轨迹也越标越密。人们下班后去爬墙，周末奔赴山野，为一条线路调整饮食、作息和心理状态。在一个努力与回报越来越不对应的年代，身体成了少数仍能靠持续投入换来确定反馈的领域。

对城市白领来说，攀登是一种选择。而另一类攀登者——他们可能从不这样称呼自己——采野蜂蜜的人、采草药的人、替人背货和带路的人，他们在山脊与峭壁上使用身体、判断风险，把命系在一根绳子和自己的经验上，只因为那是生计。城市里的人花钱购买风险，用它确认自己；以山为生的人把风险卖出去，并且自己承担它。

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靠山吃山是一整个行当。据英国户外媒体Much Better Adventures在2025年的估算，尼泊尔约有两万两千个向导岗位和五万名背夫，从事职业山地向导工作的女性却不足一千人。

玛雅·夏尔巴（Maya Sherpa）近照 崔楠摄

玛雅·夏尔巴（Maya Sherpa）是其中之一，也是这个山地国家资历最深的女登山家之一。她现年48岁，曾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南、北两侧的路线她都爬过。2014年7月26日，她与另外两名尼泊尔女性一同登上乔戈里峰（K2），成为首批站上这座山峰的尼泊尔女性。

2014年7月26日，三名尼泊尔女性登顶乔戈里峰（K2），成为首批登上这座世界第二高峰的尼泊尔女性，左一为玛雅·夏尔巴

玛雅不是碰巧成为“首位”的人。“首位”曾是她选择下一座目标山峰的方法。她曾直言：“当时，爬任何一座山之前，我都会先查一查，有没有尼泊尔女性爬过。如果没有，我就想，那我必须成为第一个爬上去的尼泊尔女性。”

严格说来，玛雅寻找的并不是人类对山峰的“首登”。那些山峰登顶和攀登路线早已有前人完成。她查的是一种身份是否出现过，填补的不是地图上的空白，而是尼泊尔女性名单上的空白。

尼泊尔女性尚未留下脚印的山峰，成了她选择目标的路线图。沿着这条路，登顶全部十四座八千米级山峰，逐渐成了她最大的梦想。

玛雅说，当自己已经登上四座、五座、六座八千米级山峰以后，不断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把十四座全部爬完？她想，成为首位完成“十四座”的尼泊尔女性，这是个好主意。

但最终占据那个位置的人不是玛雅。2024年10月，与她一同登上K2、也是三人中最年轻的达瓦·扬珠·夏尔巴（Dawa Yangzum Sherpa），在登顶希夏邦马峰后完成了“十四座”。

首位的妙用

我见到玛雅，是在加德满都环城公路附近一间由她经营的小咖啡馆里。旱季的加德满都尘土飞扬，大卡车一辆接一辆从门口碾过，桌面很快落上一层细灰。访谈中，有些话我们不得不提高音量，再说一遍。

坐下以后，玛雅从自己还不知道登山可以成为职业的时候说起。

1978年，她出生在尼泊尔奥卡尔东加县的里帕尔村，地处珠峰南麓的丘陵地带。家境在当地被视作“殷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谁可以免于劳动。放学以后，玛雅照样要割草、砍柴、做家务。

村里的女孩通常很早结婚，有些十五六岁便开始生育。玛雅不喜欢这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七岁时，她离开村庄，到加德满都投靠叔叔，在公立学校念书。她喜欢排球，也练过举重和拳击。男孩欺负其他女孩时，她会挺身而出“教训”他们。

玛雅15岁那年，尼泊尔发生了一件举国轰动的大事。1993年4月22日，31岁的帕桑·拉姆·夏尔巴（Pasang Lhamu Sherpa）成为首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尼泊尔女性，却在下撤途中遇上恶劣天气，再也没有回来。

帕桑·拉姆·夏尔巴（Pasang Lhamu Sherpa）

帕桑的死亡没有使那项纪录黯淡，反而赋予它更大的分量。尼泊尔以一种从未给予女性登山者的方式纪念她：追授国家荣誉、发行邮票、竖立雕像，以她的名字命名公路和山峰。

帕桑·拉姆·夏尔巴雕像

2024年，尼泊尔作家卢贾·马特马（Luja Mathema）出版尼泊尔语传记《不可阻挡的帕桑：一位登山者的故事》（Unstoppable Pasang: Story of a Mountaineer），描述帕桑为“替后来者开路”的女性。

《不可阻挡的帕桑：一位登山者的故事》书封

玛雅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长大：一名女性因为率先抵达世界之巅，从男性主导的登山行业边缘走进国家记忆，变成了国家英雄。

八年后，23岁的玛雅偶然得到第一份向导工作，带一名英国女性徒步者跋涉40天。她对向导工作几乎没有概念，英语也只够说“yes”“no”和“thank you”。回到加德满都后，客人向公司投诉，说这个年轻向导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不是一个十分体面的职业开端。好在当时女向导实在太少，“有一个女孩在做向导”的消息仍然传了出去，给了她留下来的机会。

山上的男性远远多于女性。男向导时常会用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她说话、拿她开玩笑，或者故意对她讲恶俗的话。我问她如何回应这种轻视。她说自己从不争辩：“你觉得我弱，那是你的问题。我只用行动让他们看到，我能做到。”

少说话、多爬山，这是她相当有效的一套办法。

有一天，公司问她想不想尝试登山。彼时她对高山攀登几乎一无所知，但她想试试。2003年，25岁的玛雅参加基础登山课程，25名学员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同年，她第一次参加远征，目标是海拔6812米的阿玛达布朗峰（Ama Dablam），名字意为“母亲的项链”。

阿玛达布朗峰

它的山体尖峭，轮廓锐利，虽然海拔不到七千米，却有陡峭的岩壁、刀刃般的山脊和冰雪混合的复杂地形。如果登山也讲究从容易的开始，它显然不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开头。

尽管她心里也没底，但最终她登顶了，成为首位登上阿玛达布朗峰的尼泊尔女性。

这项新纪录很快显出了用处。回到加德满都后，玛雅上了电视，也登上报纸。接下来的一个月，采访接连不断。一个少有人知道的女向导，突然成了新闻。

在尼泊尔，一名女性却常常要先成为某个“首位”，才有机会被当作真正的登山者。她必须先作为例外被看见，才可能作为专业者获得信任。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声誉又带来工作和新的远征机会。“首位”因此不只是履历表上的一行荣誉，也是她把能力换成资源的办法。

2004年3月，她登上紧邻珠峰、意为“山的女儿”的普莫里峰。七个月后，她又登上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第一次站上海拔八千米，也填补了尼泊尔女性的另一项空白。

找一个也在登山的男人

不过，家里衡量人生进度的方式和她截然不同。父母最关心的是：她什么时候结婚。

父母不断提起这个男人或那个男人，希望她至少去相亲一次。玛雅知道，在当时的尼泊尔文化里，妻子是和整个家庭结婚，而不只是和那个男人。

“即使丈夫同意我登山，但决定权在于整个婆家。山峰的远征意味着离开家庭数周甚至数月，这是绝不可能被允许的事。”她对我说。

这种困境并没有随着她这一代人的老去而消失。访谈前两天，玛雅刚刚为一个徒步向导奖学金项目面试了一批十八九岁的女孩。她原以为时代已经不同，听到的却仍是家里不喜欢这份工作、不允许她们干这行的抱怨。

“她们谈论的还是我二十多年前苦恼的那些事，”玛雅说，“我简直不敢相信。”

二十多年前的玛雅更无力改变这套规则。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实际的办法：找一个也在登山的男人。

巧的是，这个人已经出现在卓奥友峰远征中：荷兰登山领队阿诺德·科斯特（Arnold Coster）。五十天的远征期间，两人一路交谈，玛雅把自己的攀登计划和梦想告诉了他。

她很坦率：“我当时想，有一个和我同样在登山的伴侣也许不错，这样我就能爬更多的山。于是，我嫁给了他。”

玛雅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婚姻会终结登山生涯的女人，但嫁给外国人也并非她们共同的选择。2020年，《尼泊尔时报》采访多名当地女性向导和登山从业者时发现，婚姻仍是许多女性离开这一行业的重要节点：家庭的不支持、社会压力以及婚后的工作限制，让一些人最终离开高山。有人则干脆选择不婚。对玛雅而言，找一个理解登山的伴侣，只是她面对这道难题时的个人答案。

但这也不是解药。十一次登顶珠峰的“珠峰女王”拉克帕·夏尔巴（Lhakpa Sherpa）同样嫁给外国登山者，却最终陷入长期家暴。如果一个女人能否继续上山，仍取决于她嫁给怎样的男人，那么“嫁对人”终究只是个人的幸运，而不是女性真正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玛雅于2006年结婚。这个办法一度奏效，同一年，她第一次登上珠峰；2007年，她又从西藏一侧登顶。

真正使她停下来的，是女儿的降临。

2010年，女儿茹丝·达瓦（Roos Dawa）出生。此后的四五年，玛雅没有再进入高山。她的体重增加了约18公斤，“连爬楼梯都成了问题”。

把愤怒带上K2

玛雅把乔戈里峰(K2)称作自己的“复出之山”。

K2海拔8611米，只比珠峰低237米，却被认为比珠峰更加危险，也更具技术难度，因而得名“野蛮之峰”（Savage Mountain）。三人出发时，全世界只有15名女性登顶过K2。关于这座山，另一个被反复引用的历史数字是：每有四至五人成功登顶，就有一名攀登者遇难。

乔戈里峰(K2)

《敢于做梦：攀登K2的夏尔巴女性》（Daring to Dream: Sherpa Women Climbing K2）写的正是玛雅的这次远征。她的两名队友，是帕桑·拉姆·夏尔巴·阿基塔（Pasang Lhamu Sherpa Akita）和达瓦·扬珠·夏尔巴。长居尼泊尔的加拿大女作家弗朗西丝·克拉策尔（Frances Klatzel）根据三人的口述，写成了这本书。

《敢于做梦：攀登K2的夏尔巴女性》书封

2014年，玛雅36岁，帕桑约30岁，达瓦24岁。三人分别处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但都已是尼泊尔少有的女性登山从业者。她们都出生在山村，从徒步或登山向导做起，在男性占绝对多数的行业里积累经验和声誉。

选择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峰之一作为复出的第一站，无论对玛雅的身体还是精神，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出发前两个月，2014年4月18日，珠峰昆布冰瀑发生冰崩，16名尼泊尔高山工作者遇难，成为当时珠峰攀登史上最致命的单次事故。重伤幸存者达瓦·塔希·夏尔巴（Dawa Tashi Sherpa）后来在《夏尔巴：幸存者的故事——2014年珠峰雪崩》（Sherpa: A Survivor’s Story – Everest Avalanche 2014）中，从一名高山工作者的视角重新讲述了这一天。

《夏尔巴：幸存者的故事——2014年珠峰雪崩》书封

玛雅去医院看望伤者，也帮助遇难者家庭料理葬礼。她看见那些年轻的妻子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孩子。山难的死亡数字在她眼前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家庭。

她第一次认真想到：如果自己死在山里，女儿会怎么办？

我问她，生育是否改变了她登山时的心理？

“我必须回家。”她说，“我得为孩子活着。我不能出任何差错，在山上必须格外小心。”

《残暴之巅——K2女子先锋的生死经历》书封

K2也检验了另一件玛雅再熟悉不过的事：被人看轻。

美国记者詹妮弗·乔丹（Jennifer Jordan）曾在《残暴之巅——Ｋ2女子先锋的生死经历》（Savage Summit: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First Women of K2）中追踪最早登顶K2的五名女性。那是一部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女性群像。到了玛雅这一代，山峰的危险没有减少，额外多出的却是另一种怀疑：她们会不会真的出发。

三人为远征募款时，有人说，这几个女人是骗子，只是借攀登K2的名义收钱。传言甚至替她们安排好了结局：到大本营待上几天，再找一个像样的理由放弃登顶。

十多年后再谈起这件事，玛雅承认，她当时怒火中烧。她承认愤怒确实给了她力量：“我一直把那些负面评价当成一种力量。如果他们说你做不到、你没有能力、你不行——那我就真的会去试。我会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

50天后，三个人都站上了峰顶。玛雅在途中瘦了近12公斤。朋友们说，她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她戏谑地解释：“是啊，山永远是对我好的。”

但山并不总是对她们好。

2017年，她与帕桑、达瓦一起尝试攀登干城章嘉峰，爬到约8000米后，因天气恶化和缺少路绳而下撤。第二年，玛雅的两位朋友无法同行，她自己跟随另一支队伍再次出发。

这一次，她爬到约8500米，峰顶就在上方85米处。但天色已晚，氧气耗尽，最后一段没有铺设路绳，也没有支援。她看得见峰顶，却第一次清楚地觉得，自己会死在那里。

就在这时，她想起女儿。

“我不能再冒这个险，我还有我的女儿，我必须回去。”

所有人开始下撤，途中还帮助一名神志不清的队友下山。四五天后，玛雅回到加德满都，一见到女儿便哭了， “感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她对女儿说。

第二年，她又回去了。2019年5月，玛雅第三次来到干城章嘉，终于登顶。

干城章嘉峰

达瓦先到了

就在玛雅三次前往干城章嘉的几年里，她的队友达瓦的职业道路开始加速。

2017年，达瓦成为首位取得国际山地向导协会联盟（IFMGA）认证的亚洲女性。这张来自阿尔卑斯山地向导体系的证书，是被国际市场更容易识别的一张凭证。2019年，她成为The North Face首位签约的尼泊尔运动员，获得现金报酬和高海拔装备等支持。

达瓦后来回忆，自己是在2021年无氧登上安纳普尔纳一峰以后，才决定把十四座全部爬完。此后，她名单上的空白迅速减少。2023年夏天，她在不到三周内接连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峰、迦舒布鲁姆二峰和一峰；同年秋天，她又登上卓奥友峰。到2024年，她只剩下希夏邦马。

十年前，K2让三个人的名字并列在同一项纪录里；十年后，十四座只能留下一个“首位”。

达瓦先到了。

谈到这件事，玛雅最先说的不是遗憾。

“你得先开始。也许你能完成，也许由别人来完成。至少别的女孩会知道，她们也可以有同样的梦想。”

我问她，自己没有成为“首位”，是不是真的一点都不介意。

“有一点点，”她说，“有一点点——但也没有真的很介意。”

她停了一下：“有时候你必须接受，接受它不属于你。但也许有别的东西属于你。”

“十四座”的最大挑战之一，不是对意志和体力的十四次考验，而是钱，一座八千米级山峰的远征经费由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玛雅认为，在这方面达瓦很幸运，她获得了各类资金的支持和合适的远征机会。而玛雅自己的进度慢得多。她等待客户、自己组织队伍，再以领队或向导的身份换取一次不必自费的攀登。机会来得慢，也未必正好通往她还没有登过的山。

她没有把前面对朋友的祝贺收回去，也没有略去赞助上的差别。解释完这些，她又绕回原处：“你必须接受。”

如果完成的人是陌生人，感受或许会不同；但达瓦是和她一起爬过K2的朋友。此后不管各自去哪里，她们一直把彼此称作同一支队伍。

“在我们的队伍里，你做到了，或者我做到了，都是一样的。”玛雅说，“这并不容易。”

她接受了“首位”已经属于达瓦，但并没有把十四座从愿望里删掉。这个念头偶尔仍会回来：有时她想，也许应该继续；有时又觉得，算了，也没有关系。她仍想再爬一两座八千米，或者去别的国家，寻找没有去过的山。

十四座不再是一项必须追赶的计划，却仍是一条没有完全走完的路。

与此同时，“十四座”作为一项成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完成十四座以后，达瓦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她见过一些完成者缺乏冰雪攀登等基本技术，只是沿着别人铺设的固定绳前进。直升机、补充氧气和成熟的商业后勤，也使过去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计划被大幅压缩。

登山网站ExplorersWeb曾用一个近乎刻薄的标题概括这种不满：《只收集八千米山峰，已不再具有真正的攀登价值》。山本身没有变得容易，但当越来越多人走在同一条商业路线、抓着同一根固定绳完成数字，登顶多少座山峰，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个人究竟怎样抵达。

下一次上山，需要一个好理由

一座山的首登只有一次，围绕它的“首位”和“之最”却可以继续增加：性别、国籍、年龄、身体条件、登顶次数和完成速度，都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纪录类别。类别越分越细，标题也越做越满。这股风潮在近年的珠峰攀登中开始流行。

玛雅则开始厌倦这些文字游戏。

她已经三次登顶珠峰。有人问她是否还想去第四次，她说想，但不能只是再上去一次。

“我需要一个好的理由才回去。”

她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愚蠢（stupid）。她不想只为了登顶，或者为了一个“愚蠢的纪录”重复同一座山。下一次远征最好能够回馈些什么，有独特的意义，而不只是单纯增加一次登顶。

作为尼泊尔珠峰登顶者协会（Everest Summit Association）主席，她正在处理另一些她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改善高山向导的保险额度，推动登山从业者的退休保障。向导把客人带上山，也为尼泊尔政府带来许可费和旅游收入，但他们年老以后，往往什么都没有。

玛雅还加入了一支由不同国家女性组成的公益队伍。她们去徒步、登山，远征结束后再为贫困地区的学校筹款。团队已经参与在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尼泊尔建校，下一站是印度。

这些事情给了她继续上山的理由。

“你爬过一座山，会留下关于山、关于人和团队的回忆。”她说，“如果同时还能留下一些意义，那就更好。”

这并不意味着她准备停下来。玛雅说，自己永远不会停止攀登。年轻时，她为女孩们爬；成为母亲以后，她为母亲和中年女性爬；等到做了祖母，她还要“为祖母们而爬”。

我开玩笑说，等到那时，她或许可以挑战登顶珠峰最年长女性的纪录。玛雅立刻想起，这项纪录属于一位日本女性，还试着把对方的年龄精确到月份。

渡边玉枝

她说的是日本登山者渡边玉枝。2002年，渡边以63岁之龄登上珠峰，随后把那次经历写成《63岁的珠峰》（63歳のエヴェレス）。十年后，她又从珠峰北侧登顶，把自己保持的纪录改写为73岁180天。一本以年龄命名的书，就这样被作者自己的下一次攀登变成了旧纪录。

《63岁的珠峰》书封

她刚刚说过，不愿再为“愚蠢的纪录”重复攀登一座山；现在，另一个可能的位置已经出现在谈话里。也许纪录仍是玛雅想象可能性的一种语言：既然七十多岁的女性可以登上珠峰，变老便不是停止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