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经济”下的财富与收入分化的启示

“K型经济”这一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在疫情期间率先提出，描述了美国经济的“K型”复苏轨迹，曲线向上扬起的一条分叉代表获得收入增长与资产增值双重红利的群体，曲线向下低垂的一条分叉则指代受到收入停滞与债务加重双重打击的群体。虽然这一概念源自美国，但它绝非美国独有的经济现象。从全球视野来看，财富与收入的结构性失衡正在成为当代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其成因与表现虽因国情不同略有差异，却共享着若干深层逻辑。

一、财富与收入分化的特征事实

全球数据清晰地勾勒出财富与收入分化的极端不均衡。《2026年世界不平等报告》的数据显示，到2025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获得了约53%的总收入，超过其余90%人口的总和，而处于底部的50%人口仅分享8%的总收入。财富集中度更为惊人，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0%人口拥有约75%的个人财富，而底层半数人口仅持有约2%的财富；占全球人口0.001%的顶级富豪控制的财富总量已达到全球底部50%人口财富的三倍。

发达国家内部的财富与收入数据同样印证着这种贫富差距。根据亚特兰大联储工资追踪器（Atlanta Fed Wage Tracker）的数据，自2025年以来，美国就业收入后50%群体的年均工资增幅落后于前50%群体，后50%群体的年均工资增幅由2022年12月的6.46%下降到2025年12月的4.1%，同期前50%群体的年均工资增幅由4.27%增长到4.59%。工资增长开始向高收入群体倾斜，而财富增长则加剧贫富分化。1%美国顶层家庭的财富占比从2022年的61.37%上升至2026年的63.58%，而同期后50%家庭的财富占比从6%降至5.33%。

二、财富与收入分化的成因

财富与收入分化是制度设计、政策选择与市场力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驱动下，财富收入与工资收入形成相互强化的螺旋上升机制，进一步加速了财富收入与工资收入的分化。近期的财富与收入分化则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推动技术进步和资产价格变动来解释。

技术进步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底层逻辑在于技术崛起下的劳动式微。技术进步并非中立，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和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具有鲜明的技能偏向性。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最终会导致依靠技能匹配岗位的能力下降，替代传统重复性高、AI技术暴露度较高的中低技能就业岗位，同时创造对AI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应用复合等高技能岗位的需求。替代就业与创造就业的时间不一致性可能给就业市场带来结构性失血，甚至出现就业空心化现象，其结果是技术精英依靠“技能溢价”从AI革命中获得收入蛋糕中的较大比例。与之相反的是，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中低技能就业群体，不仅收入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面临着被技术进步替代的压力，一旦被技术替代，在不能提升技能的前提下，要么向收入更低的服务业转型，要么永久离开就业市场。

财产性收入遵循的是复利增长的指数逻辑，而非工资收入的线性累加逻辑，因此财产性收入成为决定财富分化的关键，其核心机制在于财产的“马太效应”，以是否占有财产、占有多少财产、如何实现财产保值增值为前提。在初始财产占有上，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起跑线并不公平。高收入群体通常占有更多的财产，一方面来自自身持续快速的收入增长；另一方面来自财产的代际传递，大多数高收入群体更容易从富裕的原生家庭完成财产的原始积累。而低收入群体维持生活尚且艰难，何谈积累大量财富？在财产投资上，高收入群体同低收入群体的初始财富差距通过复利效应被无限放大，成为最终财富分化的放大器。这是因为高收入者相较低收入者具有如下优势：占有更多的可投资资产；拥有专业的投资顾问，可以构建全球化的投资组合；拥有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可以承受更长的投资周期；等等。正因如此，我们看到2023年以来全球股票市场经历了史诗级大牛市，低收入投资者或许也从牛市中小有斩获，可是资产价格的牛市最终推动财富分化加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三、财富与收入分化下的政策考量

财富与收入分化会在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稳定与个体福祉等多个层面引发问题。从经济层面看，边际消费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简称MPC）随着收入及财富水平上升而递减，同等规模的总收入或总财富的分配越不平等，转化为消费的有效需求就越少。因而，财富与收入分化会抑制整体消费增长、扭曲消费结构，并最终拖累经济长期增长。

近期，国家《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扩大消费离不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即如何未雨绸缪，避免国内财富与收入分化演变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金字塔格局。这既是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的“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回应。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技术进步要兼顾就业弹性。技术进步是双刃剑，既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又降低了劳动报酬占比。政策需要在鼓励技术创新与保障就业收入之间寻求平衡。短期重在加强对被技术替代群体的就业帮扶，如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转岗培训、就业援助等；长期要在提供包含技能培训在内的就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网络方面重点发力，防止技术进步带来就业收缩。

二是，要重视货币政策分配效应。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更多惠及高收入群体，拉大了贫富差距，而货币因素在资产价格牛市中是主要推手。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长期维持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不仅扭曲市场定价机制，更在制度层面加剧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央行在追求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同时，应更关注政策的分配效应，并通过结构性工具和总量工具的协调配合来实现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