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朋友

1991年，我开始尝试文学投稿。那时投稿，全靠最传统的寄信方式。每封信都要贴上一张八分邮票，若是稿件稍厚一些，便要贴两张，三张，四张。更多的我没有贴过，因为作品写得不够长。

一次，我正往信封上贴第二张邮票，身旁一位同样贴邮票的人注意到了我。他也是文学爱好者，姓徐。时至今日，我仍说不清我们二人谁更年长。他瞥见我信封上的投稿地址，便主动上前攀谈，我们越聊越投机。他当场改了自己早已写好的投稿地址，和我一同寄往同一家报社。两人抱着同样滚烫的期许，等候着报社的回音。

我们两家相隔十多里路，好在他有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此后，他经常骑着自行车来找我，谈天说地，畅想未来，我们心里都揣着同一个炽热的梦想—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

当然，最终我们都没能等来编辑的回信，那点期盼终究落了空。生活本就如此，遗憾多过期许，好在那时的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落空。支撑着我们一路坚持的，从来都是对文学毫无保留的狂热。

1992年，我为了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日夜伏案，把自己熬到营养不良，几度昏厥。他也因痴迷写作，被村里人视作疯子、当成异类。他有一位当老师的嫂子，是整个家族里唯一支持他写作的人。有一回，他骑车带我去他的村子，满心热忱地把我带去的稿件递给嫂子看，那位嫂子最终只肯定了我其中一篇文章。可即便只有这一句认可，也足够照亮我们黯淡的生活。

他的家境比我优渥，又有自行车，所以基本上都是他来找我。他还送了我一台精致的收音机，那是我第一次收到朋友如此贵重的礼物，也成了我家两间破旧倾颓的土房里最亮眼的陈设。不光是我，父母也常守着收音机听评书，后来渐渐聚拢了不少乡亲，每天下午一点半，大家围坐在一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

再后来，我的生活骤生变故，我离开故乡，远赴新疆。一年后归来，心境早已截然不同。我悄悄藏起了纸笔与写作的梦想，向柴米油盐的现实低了头，为了生计，暂且放下了心中的文学。

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我家，我们都倍感意外。原来这些日子，他已四处寻我多次。久别重逢的惊喜与感慨翻涌，爱人简单炒了两个小菜，我们围坐桌前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自然而然地聊起了写作。可爱人本就反对我提笔，我便谎称自己早已弃笔，只想安心过寻常日子。没想到他当即厉声斥责我，情绪愈发激动，说着说着竟泪流满面。我无从知晓这一年多里，他究竟经历了什么。最后，他愤然离席，还索回了当年送我的那台收音机。

在他伸手要回收音机的那一刻，我的情绪也彻底爆发。我并非舍不得这台物件，而是被他这般决绝的态度深深刺痛。就这样，两个曾经志同道合、并肩追梦的挚友，就此决裂，多少有些悲壮，像极了结拜兄弟割袍断义。

他走后许久，我都没能平复心绪，泪水止不住地滑落。那天夜里，我酩酊大醉，吐得满地狼藉，爱人找来村医为我挂水输液，那场失态，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再汹涌的浪花，终会慢慢平息，或是被新的浪潮覆盖。生活一路向前，我也在一座座城市间辗转奔波。我们都在时光里褪去青涩，渐渐成熟。

后来我有了智能手机，才忽然想起，或许能以新的方式，寻回这位失散多年的老友。我特意去过他的村子，和我的家乡一样，新农村改造早已让旧村落荡然无存，再也寻不到当年的踪迹。

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牵挂着那段岁月，牵挂着属于我们的青涩又炽热的青春。我的朋友，你还好吗？ （王计兵）

（本文原载于《中国工人》杂志2026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