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到网络：“羞辱”的历史与今天｜对谈

羞辱，一种十分普遍但也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它同时存在于公共平台和私人空间。既关乎身体，也作用于情感。

《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以下简称《羞辱政治》）是德国著名历史学者、情感史研究专家乌特·弗雷弗特的代表作。书中从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多重维度，审视“羞辱”如何被刻意设计，从而出现在司法、军队、学校、外交和媒体传播等不同场景之中。它可以威慑并惩戒罪犯，但存在背离法律初衷、损害人的尊严的风险。它能强化社会规范、塑造人际关系，但极易演变成结构性规训或群体霸凌。事实上，没有任何主体能恰如其分地利用“羞辱”这种工具，因为它天然地包含着权力的不对等，极易滑向失衡那一端。

在近期的新书分享活动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和自由媒体撰稿人端木异，共同探了羞辱在历史之中的演变及不变，并重点谈及互联网时代羞辱的特征，以及它与个体的关联。

陆晔：我自己从事的是媒介社会学研究方向，《羞辱政治》这本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地方不光是媒体暴力相关的内容，整个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大众情绪或者公共舆论也是我的一个关注要点。我是读了这本书才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一种羞辱的样态——教师体罚学生，一直到1980年代才通过正式立法在英国公立学校中被取缔，私立学校甚至更晚。这让我很吃惊。儿童在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尊严、有没有人格，这个话题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我过去认为，只有在一些欠发达国家，教育界和家长才会缺乏相应的意识，但原来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们今天讨论关于羞辱的近现代历史，首先要意识到：发生在社群、机构、组织里对个人的羞辱，其实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段依然在系统性地发生，并且不断获得新的形态和样貌。

端木异：我出生在西南地区，在我小时候，也经历过校园霸凌。霸凌者倾向于攻击性格边缘的人，而我小时候性格比较内向，所以深受其害。

今天对这类暴力现象格外感兴趣的研究者中很多是女性，因为女性往往容易成为这类行为的攻击目标。《羞辱政治》的作者也是一位德国女性，她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德国女性史的研究，其中呈现了女性的规范在历史当中是怎样形成的，给了我很多启发。包括《羞辱政治》在内的她的很多研究中，引用的文献非常丰富且多元，这是令我相当敬佩的一点。

羞辱或羞耻感作为一种政治情感进入现代情感史研究领域，是近年来史学研究转向的重要表现之一，并涌现出了一些比较好的成果。《羞辱政治》这本书篇章结构相对简单，一共只有三章，从个人被羞辱扩散到公共社会环境中的羞辱，再到国家之间的外交角力，作者指出了不同主体和社会背景之中羞辱的同构性。

陆晔：这本书讲的并不是对个人而言羞辱的性质有多坏，它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如何逐渐形成了人人都有尊严这一观念，以及人的基本人格地位是怎么得到确立的。哪怕是犯人，他也有基本的人格地位，这就是一种具备现代性的观念。犯了错应按照法律规定接受处罚，一位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犯人，即便失去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权利，但是他作为人的基本人格依然要得到尊重和保护。

端木异：羞辱其实是一种确立规范、驱逐异己的方式，它确立了一条界限，以维护等级并区分敌我。网暴实际有很多种形式，羞辱是其中一种，还有骚扰、恐吓等。如今我们看到的互联网上针对女性的羞辱，情况往往变成：我不关心你的观点是什么，你从一开始就不配说这样的话，再进一步延伸至，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你的身材和外形怎么样等其他生理层面的攻击。

陆晔：全世界的文化对男孩和女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女孩被要求有羞耻心，它往往跟性/性别密切相关，男孩必须要勇敢。作者在书中除了谈及整体上的校园羞辱之外，也重点讨论了兄弟会等男性组织内部的羞辱，比如勇气测试。全世界的名校兄弟会，为了在里面立住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所谓的勇气测试，除了考验真正意义上的勇敢与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进行服从性测试，试探人的忍耐力与底线。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不入会又能怎么样？对此，我想补充的是，虽然社会具体规范一直在变化，但人本质上是群体性的动物，需要寻求社会认同，身处一个群体中能提供安全感。在羞辱者的设计中，羞辱一定要发生在公共领域，需要有人观看。中世纪将犯人绑在耻辱柱上示众的目的就是让人来围观。宗族里的惩罚总是在祠堂中当着众人的面进行，教室里老师总是把学生单独拎出来批评。当今互联网时代一个最大的变化是，它让过去国家、宗族和兄弟会里完成的当众羞辱变得人人可见，将“群体”的概念无限延展。

刻画兄弟会霸凌的影片《山羊》

端木异：还有非常特殊的一点在于，一般的面对面羞辱具有时段性，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被观看者遗忘。但互联网世界中的羞辱以数字形式留存，影响时间无限延长，不时就会被别人翻出来，受辱者仿佛在服一个“无期徒刑”。其中还会夹杂着各种谣言，难以进行澄清，所有的声音都被流量裹挟。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受辱者在压力之下从互联网这一公共平台退场，形成“噤声”效应。

陆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道德高尚，不是因为努力工作，而是作为人本身，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不需要努力挣来就理应享有，那就是基本人格地位。卢梭将尊严和不被蔑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人，理应有不被蔑视的部分。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代表人格地位低人一等。人是不可以被等价交换的，也不可以被工具化，人本身就是目的。

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历史当中，有太多女性在战争中被工具化的例子，她们不仅是战利品，还承载着战败国的屈辱。在战争期间跟敌国妇女发生关系的男性无须承担后果，但如果是女性，她极有可能在战后被清算，被剃光头、带着游街。此时女性的身体就成为国家或社会释放屈辱感、找回尊严的工具。

《沙特尔遭剃头的女子》，罗伯特·卡帕，法国沙特尔，1944

端木异：玛莎· 努斯鲍姆提出过很有意思的观点：许多羞辱与贬损的形式，都与人类试图否认自身的动物性有关，这一否定可能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进而成为羞辱、贬低乃至排斥他人的依据。这类动物性包括人的身体、欲望等。女性的欲望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但男性的欲望是上得了台面的，并在很多文艺作品中得到细致呈现，其中就包含一种双重标准。

作者乌特·弗雷弗特另有一本关于德国女性史的作品，其中仔细梳理了针对女性的规范是怎么发生改变的。在前现代社会里，德国女性被要求有羞耻心，必须为自己所有所谓不恰当的行为感到羞耻。但是，到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规范：如果一个女性不够性活跃，或是对性缺乏兴趣，她可能会成为别人口中不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的人，不符合新时代的女性规范。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认知，忽视了人身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陆晔：《羞辱政治》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讨论：当羞辱发生的时候，存在施暴者、受害者，还有大量的围观者。这些围观群众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加入这个共同体。通过围观来加入是最容易的一种途径。我觉得社会的文明发展和进步很重要的体现就是让人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共同体的标准和价值可以强行凌驾于个人基本人格之上，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差异性，留有选择空间，而不是只有一种解法，并以此排斥差异。

端木异：羞辱性刑罚所惩罚的其实不是错误的行为，它所惩罚的实际上是你的人格和尊严，对你进行贬低，将你自动降格成一个低等物，这个时候羞辱政治其实已经产生了。

在讨论这种羞辱政治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一种很常见的思路，把它解释成一种简单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比较少得到讨论的，是被羞辱者身份上的构建：是身份导致了他的受辱，还是羞辱构建了他的身份呢？

美国学者伊芙·塞吉维克探讨过这种身份认知的形成过程，她认为这当中其实包含一种互动，与对方/外部建立连接的过程被强制性切断，导致受辱者意识到自己的差异，陷入被凝视和自我审视的境地，从而形成身份认知。

塞吉维克还论述了很有意思的一点：被羞辱的人在羞辱的过程中，也可以发挥创造力，他不完全是被动的，而是可以创造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来抵制羞辱。

陆晔：《羞辱政治》里其实也讨论了这一点：羞辱怎么才会成立呢？需要被羞辱者认同或者接受这一套规范。如果他不认同会怎么样？在一个相对不那么多元的社会里，不认同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他可能被彻底孤立甚至抛弃。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去面对这样的后果，能够像《长袜子皮皮》里面的皮皮那样，交到新朋友，用自己的规则抵抗原本的规训。这个过程中要遭受的心理压力和伤害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一直都十分警惕所有的群体性攻击，也坚持认为没有好的、积极的网暴。

端木异：在陆老师列举的学生被老师拎到讲台上批评的案例中，在座的学生之间也会形成一种反应：如果学生都很讨厌这个老师，他在学生当中不具备权威，那么其他学生会觉得被批评的学生没有做错什么，甚至还是个小英雄，这时候老师的羞辱就会失效。针对个人的羞辱可能会因为旁观者的反应发生一些改变甚至逆转，国际外交中同样如此。

书里面还涉国际政治中的羞辱案例，例如1901年清朝使团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遇害进行道歉。德皇威廉二世坚持要求清朝代表团行叩头礼。在清朝末年，中西之间围绕叩头的礼仪之争持续了很久，清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不肯妥协，但西方国家外交官认为下跪磕头是对他们人格和国家的侮辱。威廉二世或许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求代表团官员磕头。但叩头原本并非西方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威廉二世的这一无理诉求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在拉锯之中，德国方面最终放弃了这一项要求。一起原本旨在侮辱中国人的事件，结果反倒使得德国受到嘲笑。

载沣与其随从和德国官员合影

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以及民族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的消解，当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普通民众似乎不太把自己的个人荣辱和国家荣辱紧紧关联起来。两者肯定存在关联，但它的程度有所减弱，个人尊严不再依附共同体而存在。

陆晔：另外我想补充一些跟互联网有关的内容。因为成书时间的关系，书中与互联网相关的讨论并不多。互联网上的羞辱是一种用新兴工具展开的羞辱，我是把它看成一种新媒体的羞辱机制。它比较可怕的一点在于平台和算法在里面起作用，所以整个运作方式都不一样了。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有一本书叫《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他觉得网暴的泛滥极有可能发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尊重被严重削弱。尊重与名誉有关，但互联网的匿名性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传统关系模式。尊重也跟距离相关，一部分尊重可能源于距离感。但在互联网上，所有人的个人生活都被暴露在外，尊重也就更难实现。它需要一种权力来加持，在互联网上，权力是由算法和流量参与决定的，整个机制被重塑了。

端木异：我感觉到中国的互联网这些年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变得越来越互不联网，反而打断了很多人之间的连接。我参加一些线下活动时，会遇到一些读者，跟他们面对面交流得很顺畅，但当拿起手机想要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关注的时候，发现对方把我拉黑了。可能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比如有些人会预防性拉黑，有些人是不太同意你发布出来的某些措辞。可以看到，网络环境中的包容性变得更小了。

陆晔：对的，但是互联网上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当存在观点分歧并因此受到攻击和羞辱时，一个人能得到多少支持是不确定的，需要不断为自己辩解，这是对一个人表达能力的考验。表达能力越强，或者越是擅长表演，能够发出的声量就越大，而与事情本身的真相和是非没有多大关系。

随着羞辱政治走向公开，特别是走向互联网的时候，人人最后都需要变成一个表演家。我感觉当下互联网有一种道德化和政治化的趋势，不太能接受人的复杂性。这就是羞辱很容易发生的原因，很多人觉得人的生活和品性必须达到某一纯洁度，否则就是有问题的。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经不起这种考验和审视。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认识一个人，我的想法是一定要在线下认识他，这样才能看到很多文字以外的东西。经文字表达的内容可能会在互联网中被放大和扭曲，并且在流量逻辑之下，很多观点表达会变得极化。但当在线下面对面交流时，能够感知包括语气、神态、动作等在内的立体细节，人作为整体的人而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