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短意长｜博士人数超过驴的存栏量？荒诞之说可休矣

2026年9月，一篇题为《中国博士人数已经超过驴的存栏量？》的网络文章在朋友圈广泛传播。文章的核心逻辑是：中国累计培养博士人数预计达到120万，而驴的存栏量预计跌破120万头。有网友调侃：“搞了半天，学历和养驴的最大公约数是120万。”

这个段子之所以能引发共鸣，在于它以极简的数字对比营造了一种荒诞感。然而，当我们将这个段子放回严肃的教育统计与公共政策语境中审视，便会发现：它用一个统计学上的巧合，遮蔽了中国博士教育的真实图景。

中国博士究竟是多还是少？

“博士超过驴”的说辞，首先在统计口径上存在严重误导。将“累计培养博士人数”（一个历史存量的累加值）与“驴的存栏量”（一个年度时点值）直接对比，在统计学上并无实质意义。最常被引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博士教育规模与质量的核心指标，其实是每百万人口中博士或同等层次教育人口的占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博士或同等层次教育人口仅占0.12%，而美国为2.09%，德国为1.51%，英国为1.08%。另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博士占总人口的比例不足0.1%。

那么，为何公众会产生“身边博士越来越多”的直观感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博士群体的地理与职业分布高度集中。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在学博士生人数为75.36万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丰富的产业资源以及密集的高校科研机构，吸纳了超过一半的博士毕业生。

再从国家战略需求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并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需要相当规模高层次人才储备作为坚实支撑。2025年，我国博士招生人数首次突破20万，毕业博士生人数首次突破10万。这一规模增长与“十三五”以来理工农医、基础学科及新兴交叉学科的扩招导向密切相关，也直接服务于上述国家战略部署。因此，拥有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博士人才队伍，是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资源，而非负担。

博士生群体的真问题是什么？如果说“博士超过驴”的段子有一个合理的“焦虑内核”，那它指向的并非博士数量过多，而是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结构性压力与个体生存困境。

其一，博士生群体的心理抗压能力与支持体系亟需关注。绝大多数在读博士生的生活轨迹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应对复杂社会生活挑战的缓冲经验。越来越多文献研究表明，博士生抑郁倾向显著高于其他学生群体，其成因涵盖导师关系压力、学术研究困境、未来出路不确定等多重维度。而每一个选择攻读博士的年轻人，都曾在某个时刻相信知识值得追求。社会各界应给予这一群体更多的人文关怀、心理支持与制度性保障，而非以“过剩”的标签加剧其焦虑。

其二，博士学历教育的“祛魅”势在必行。自1981年国务院批准首批博士点算起，中国博士教育已走过四十余年历程，从早期精英教育逐步走向更大规模的大众化培养阶段。这一转型本身是国家人力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但社会各界（包括博士生自身）亟须完成对学历的“祛魅”。换言之，博士学位不应被简单等同于体面工作的通行证，也不应被“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所隐喻的身份执念所困，更不应被“博士超过驴”的戏谑解构为学历通胀的符号。

其三，终身学习才是对抗焦虑的最优答案。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的速度远超以往。即便是获得了博士学位，如果止步于“死知识”的累积，而不保持持续学习、迭代认知的能力，那么任何学历都会迅速贬值。博士阶段教育的真正价值，在于培养一种面对未知问题时保持独立探索、持续学习的能力。

简言之，博士人数是否超过驴存栏量，本就是一个荒诞的命题。每一个在读博士，在深夜的实验室里、在堆满文献的书桌前、在反复修改的论文中，试图为这个世界贡献一点新知。他们值得被看见、被理解、被善待。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