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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为何重用宦官？

丁义珏

2026-09-1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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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冠环曾将宋太祖的从龙功臣分两类，第一是太祖曾在后周禁军中亲善之高级将领，或追随太祖之心腹将校，包括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第二是太祖领节度使时之幕府僚佐，包括赵普、李处耘、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王仁赡等。入宋后，两者发展轨迹亦不同。前者成为禁军的管军，执掌军权；后者则入为枢密直学士、枢密承旨，执掌机要。宋太祖在黄袍加身之后频繁用兵，既要借重原禁军将领，又力图纠正他们的跋扈、贪暴，由是想以原藩府亲吏防范故旧亲将。在扑灭李筠与李重进的反叛之后，一方面义兄弟们被陆续“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赵普则由枢密副使、枢密使至于拜相，领衔外朝，李处耘英年早逝，继任者常不如意，加之又是四处征伐、急于用人之时，这样的情势，让宋太祖产生人事上的焦虑。他除了从原有的三班官群体中拔擢忠勇可信者外，并没有更多可靠的人才来源。而宦官此时隶属于宣徽院，本与三班官性质相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逐渐提拔，参与到军情传递、修造战具甚至领兵作战等活动之中。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宋太祖朝历次用兵的人员安排。在他即位之初，以中央禁军主力迅速扑灭了李筠与李重进的反叛。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在行营之中以禁军管军为主帅，以武阶稍低的内诸司使为都监（或监军）。如讨伐李筠时：

（建隆元年四月）戊子，遣侍卫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帅前军进讨。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昝居润赴澶州巡检，殿前都点检、镇宁节度使慕延钊，彰德军节度留后、太原王全斌率兵由东路与石守信、高怀德会。

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都是宋太祖在后周禁军中的故旧，此时已各自为侍卫司和殿前司的管军。王全斌起自太原，初隶于唐庄宗帐下，“累历内职”。明宗即位后，“补禁军列校”。此后经后唐、后汉、后周至于宋初，一直在禁军中成长。昝居润是起自“枢密院小吏”，后为后周世宗亲吏，历客省使、宣徽北院使、宣徽南院使。后周末年已判开封府。成德节度使郭崇归顺赴阙，宋太祖即命其知镇州（今河北石家庄），控扼河北强藩。

宋太祖平李重进时安排则为：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为副，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石守信、王审琦曾是宋太祖的亲信，但随着他们在军中地位的抬升，已是功臣宿将。真正称得上亲随心腹的，大概只有李处耘。后周末，李处耘为太祖的都押衙，在陈桥兵变中发挥过关键作用，入宋后授客省使兼枢密承旨。

显然，以禁军宿将为主帅、以亲随心腹为都监成为出征行营的标准配备。太祖的用意大约有两条。首先，以“卑而亲”之心腹去监督“尊而疏”之宿将。其次，派遣都监除了掣肘主帅以外，更是为了遏止军中积习、整肃军纪，同时安抚新统治区。在李处耘随石守信等平定扬州后，太祖留其知扬州。他也深体太祖之用心，勤于绥抚，士民大悦。李处耘回京师后即升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

平定了二李的叛乱后，宋太祖着手调整禁军班子。到建隆二年（961）九月，石守信、王审琦等已陆续解除禁军兵权。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调用地方军队讨张文表，临时启用本已退闲的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但在湖南平定之后，着意严明军纪的李处耘与惯于放任下属的慕容延钊发生了激烈冲突。李处耘因受遇之情，勇于自任，不避嫌疑，不顾群议，对慕容延钊的扰民圉人直接用法。宋太祖为安抚宿将，将李处耘暂时外贬。史称李处耘“不敢自明”，想必是和太祖达成了默契。只是没想到，他英年早逝。宋太祖“颇追念之”。

李处耘的外贬与离世，对宋太祖造成很大打击。乾德二年（964），宋太祖谋划讨伐后蜀。太祖临时委派宿将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另一路以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王仁赡与曹彬分别以枢密副使和枢密承旨身份监军，扮演与李处耘相似的角色。相比于禁军宿将，他们才是更被太祖视为亲信的人。尤其是王仁赡，原为刘词的牙校，后为太祖所重，收于帐下。入宋后，他在内诸司中担当相当关键的武德使、左飞龙使等职。曹彬在后周以外戚身份得补供奉官，常为周世宗出使或担任行营都监。入宋后，因谨慎稳重而渐受太祖器重，伐蜀前为枢密承旨。除了人员精择，宋太祖还在出征前特意叮嘱主帅王全斌不得独断，“每制置必与诸将佥议”，希望王仁赡与曹彬能对主帅有所掣肘。这与荆湖之役人事安排完全相同。

平蜀的过程相当顺利，次年正月孟昶请降。但令宋太祖没想到的是，王全斌与崔彦进、王仁赡“日夜饮宴，不恤军务，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蜀人苦之”，又因克扣后蜀降卒钱粮，激起全师雄等人的兵变。王全斌应对失措，又诱杀剩余的后蜀降卒两万余人，彻底激起蜀地民愤。动乱遍及十余州，绵延两年有余。蜀地之乱正是由五代以来中央禁军的宿习所导致，也是宋太祖最想避免的恶果。可平蜀之役，清慎者唯有曹彬一人，且仅自守而已，未如李处耘敢于任事。王仁赡先归阙，竟历诋诸将过失以期自免，尤令太祖失望。

柳立言提到，或许是因武将跋扈的教训，此后历次出征的行营中有了宦官身影。笔者只部分认同这个推测。因为武将跋扈是在宋太祖预料之中的，实际令他失望的是王仁赡等监督者不力，甚至被同化。宋太祖解除了亲信故旧们的兵权，防弊之余亦自缚手脚。李处耘的去世，叠加蜀地之乱，令宋太祖痛感手下虽勇将有余，而能督责将帅、传递意旨、抚绥新宇者颇乏其人。他最初似乎还曾从三班群体中寻觅适合的人选，典型者如郭守文。王禹偁所撰的郭守文墓志中说：“太祖经营四方，有澄清天下之志，励兵谋帅之外，所难者乘使车传密命之人矣。”除了出使传旨，宋太祖还令郭守文担任监军、新统治区的知州。这些都与他交给李处耘、王仁赡的任务一样。

宋太祖在用人上的急迫和焦虑，或许给了宦官一个契机。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钧死，刘继恩即位。太祖见机讨伐北汉。此次出征，以李继勋、党进，何继筠，赵赞、司超分别为三路帅副，曹彬、康延沼、李谦溥则为都监。曹彬在伐蜀之役后愈发获得太祖的信任。李谦溥即便不算太祖的亲随，地位也是较为特殊的。他本人与宣祖赵弘殷是同乡，其弟李谦昇与宋太祖是布衣之交，其母深得太祖爱重。但这次出征，有一个特殊的安排，即令殿头高品李神祐“负御宝从行”。李神祐的身份或许是督军，因材料所限，难以断言。但自此，宦官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各类征伐活动之中。

宋太祖朝的宦官与三班官同具武人气质。他们最初从事与三班官相似的工作，如军情传递、传宣圣旨等。开宝元年后，宦官群体开始活跃，所涉的事务也日渐驳杂，但总体而言分量并不重。

宋初宦官最初与三班官一同隶属于宣徽院之下，同具有御前侍卫属性。太祖尚武，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武艺高强的勇士，也包括很多身怀绝技的宦官。柳立言认为，太祖朝的宦官这类鲜明的武人性格，是五代军阀培养亲兵的继续。而且，宦官与普通武将之间也并没有明显的隔阂。如慕容延钊之弟慕容延忠很可能就是一名宦官，曾任“内供奉官都知”。

能够快速、机密地协助君主与前线指挥官沟通的官员颇为难得。或也因此，宦官们最先在此发挥效用。乾德二年（964），慕容延忠任内供奉官都知时，即在伐北汉的前线传递军情。李神祐之所以能成为太祖身边最受信任的宦官，也是因其突出的传递消息的能力。每逢武将出征，宋太祖都在前线安排许多三班官或者宦官，随时待命回报军情。李处耘之子李继隆，以恩荫为供奉官，作战勇猛，获得太祖赏识。平定南唐之前，太祖有意给他在军前献捷的机会。而同时在军前担任军情传递的，还有十余名宦官。

开宝三年（970）宋太祖正式讨伐南汉政权。行营安排为潘美任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尹崇珂副之，王继勋为都监。潘美是在周世宗帐下成长起来的，曾以中涓事世宗，后投靠宋太祖，伐李重进时曾任行营都监。讨伐湖湘，潘美一直在湖南前线，故此时太祖以其为主帅。尹崇珂亦出于世宗藩邸，由三班进入禁军系统，自殿前都虞候直至殿前都指挥使。入宋后即离开禁军，出为淄州刺史。讨湖广时才重新启用，并一直在湖南前线。王继勋是宋初猛将，号“王三铁”。李神祐是此次出征事实上的监军，太祖命其“随军赏给”。待平刘鋹后，“先部帑藏之物赴京师”，以避免将帅对财货的觊觎与争夺，重蹈四川的覆辙。开宝五年，岭南有周思琼等“负海为乱”。太祖即命尹崇珂领兵击之，而“遣中使李神祐督战”，历数月而平。

至开宝八年讨伐南唐时，参与的宦官更多了。战前，有高品石全振受命往湖南造黄黑龙船。后又有王继恩与窦神兴“部禁兵即战舰抵采石”。当年三月，王继恩“领兵数千人赴江南”。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参与者有所增加，但实际领兵作战的宦官占比仍不大。因此我们也并不能对宦官任事的深度与广度有过高的估计。

总之，宋太祖能以殿前都点检发动陈桥兵变，非常仰赖其亲随集团。他们要么来自禁军中的故旧，要么来自藩府亲吏或帐下侍卫。但黄袍加身之后，禁军故旧渐成太祖的防范对象，藩府亲吏多进入外朝行列。太祖朝频繁用兵，既需要借重禁军将领，同时又要压制他们的跋扈、贪暴，只能通过任用位阶稍低的官员为其搜集情报、传递信息、监督将帅和抚绥新宇。三班官，以及与三班关系近密的宦官都成为太祖的选择。我们很难说宋太祖对于宦官有特别的偏爱。只要能为其实现上述目标，普通军校亦得信用。如史珪等人，专以博访外事。然而，即便很多宋太祖亲自从三班系统拔擢的武官，走向外朝担任固定实务后，很快又会变成宦官监督的目标。统一王朝建立后，普通官僚和武将在官僚系统中逐渐从“亲而卑”向“尊而疏”转变似难避免。而在太祖朝，无论是品阶还是职事，宦官并无往外朝发展的任何迹象。宦官首脑带诸司使副衔要到太宗时期。即便深受太祖信用的李神祐，也是在太宗即位得为南作坊副使。与三班不同，宦官也没有进入禁军系统任职的机会。这反而成为宦官在禁中维持与皇帝亲随纽带的优势。接下来宦官队伍扩充、制度完备，并最终取代三班官，显然是大势所趋。这便是宋初宦官重获任用的政治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