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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计东西：张充和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曲

王英（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6-09-19 12:1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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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的昆曲启蒙

张充和1913年生于上海，随即被祖母识修收养，襁褓之中充和迁往张家故居合肥，张家四姐妹中唯有充和一人在合肥长大。直到1930年祖母去世，除了偶尔到苏州探访父母之外，她一直生活在合肥的张公馆，这里成就了充和的底色，也是她与众不同的起点。充和养祖母识修是李鸿章的侄女，嫁给了张树生次子张云林，这是淮军历史上最常见的将领之间的联姻。然而20世纪初合肥的淮军后裔早已失去往昔荣光，或退隐或被逐，张云林去世后识修皈依佛门深居简出，然而她始终是士绅阶层女性典范，愿意重金聘请老师教充和研习传统经典，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朱谟钦就是教导充和最久的老师。十七岁之前，充和生活在一个几乎与新时代隔绝的世界里，当元和、允和、兆和在上海和苏州学习数学、英文，讨论政治和时事，出入时髦的戏院时，充和在孤独的张公馆中长时间研读《诗经》《左传》《论语》和其他经籍古史。正是在合肥旧宅的藏书室中，充和接触到影响她一生深远的昆曲，充和多年后回忆道：

不管我找什么戏曲小说来看，祖母从不加阻挠，其实作品里十之七八都有艳史，香艳的场面和对话比比皆是。我读的第一部长篇是清代传奇剧本《桃花扇》，接着读了《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道这些剧是可以唱的，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者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1]

当充和在合肥老家阁楼上研读各类古籍和戏曲剧本时，父亲张冀牖于1921年在苏州聘请了专业人士教女儿们学习昆曲，他聘请的第一个老师是全福班演员尤彩云。全福班是晚清姑苏昆曲的著名班社，声望延续至民国未消，尤彩云作为全福班名旦曾经于1920年登上上海的天蟾舞台，和诸多演员一起献演九十多场昆剧，轰动一时[2]。尤彩云一次只教学生一出戏，指导学生的唱腔，提醒他们注意每一个动作的细微之处。一出复杂的戏，像《牡丹亭》中的《游园》这一段，要花好几个月才能学会。数年之间尤彩云都会固定时间到张家教授昆曲[3]。昆曲教育对张家姐妹影响至深广，尤其是元和、允和、充和，她们一生都和昆曲结下不解之缘。1934年充和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她宁愿将更多时间花在学习昆曲上。在北京大学的短短一年中，她大部分时间都和弟弟宗和去清华旁听昆曲课程，或者参加清华剧团谷音社的聚会。1935年充和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从北大休学回到苏州，更加专心和大姐元和学习昆曲，常去朋友家里参加曲会直到凌晨[4]。养病期间，充和同弟弟宗和一起去青岛参加曲友聚会，青岛路家是曲社中著名家族，全家上上下下都会唱，也有一些专业曲人如老旦、小旦、闺门旦、小生等。青岛本地或远道而来的曲友都各展腔调、以曲会友，在人群欢聚中充和暂时忘记了自己身体的羸弱和学业受阻的伤痛，最后索性放下体温计，将生死病痛一切置之度外，破釜沉舟的气势反而给了充和绝地生还之希望，近三十年之后，充和给弟弟宗和的信中回想起这段往事，依然能让人感动于她义无反顾的清朗决绝，“我当初在青岛时，你走了后，我一个人，练到天旋地转，把笛子一甩就倒下了”[5]。

战争与吴梅之死

张充和昆曲道路上还有一位重要老师吴梅。1985年充和从耶鲁美术学院退休，余英时给充和题诗中写道，“充老如何说退休，无穷岁月足悠游。霜崖不见秋明远，艺苑争看第一流”[6]。“霜崖”和“秋明”分别指昆曲宗师吴梅和书法大家沈尹默，余英时在此指充和深得中国精英文化之精髓和古典艺术之真精神，且暗自指陈了充和的师承。充和在昆曲上的钻研精神和传播昆曲的斐然成就，和曲学大师吴梅一脉相承，也可以说她在更广阔地理空间中实践了吴梅的曲学理想，可谓吴梅曲学的真传人。吴梅字瞿安、号霜厓，1884年生于江苏省吴县，度曲谱曲极为精通，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7]。1917年吴梅应蔡元培之邀走上北京大学的讲坛，他最熟悉的词曲有了更大的舞台，北大五年中吴梅不但讲授词曲、而且还讲授诗文和文学史。能够在北大课堂上纵论南曲北曲、杂剧传奇对吴梅来说也是如鱼得水[8]。1922年吴梅南下任教于东南大学和中山大学，1928至1937年开始任教于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更是致力于金元戏曲、词曲概论、词学史和曲学史的探讨教授[9]。充和并没有正式做过吴梅的学生，她1934年进入北大求学时吴梅已经离开多年，不像二姐允和曾经在光华大学选修过吴梅昆曲课程。但父亲张冀牖和吴梅是多年老友，两家子女互相都比较熟悉，充和与吴梅之子吴南青一向友善，且经常个人向吴梅请教，她在苏州参加的幔亭曲社最初也是吴梅命名。1937年春天，二十四岁的充和拜访吴梅在苏州的家，请曲学大师吴梅在她曲人书画册首页上题字，吴梅抄录下了他的自度曲，“展生绡，艺林人在。指烟岚，画本天开。重梅道人，依旧娄东派。是先生自写胸怀。二老茅亭话劫灰，只满目云山未改”[10]。吴梅这首曲子为题写清代文人画家王蓬心山水小幅而作，旨在捕捉王氏的文人画风格，寥寥数语之间，吴梅便勾勒出王蓬心山水画的韵致和境界，无论世事怎样变幻，文人的风骨和襟怀却一脉相传。

吴梅的诗中有恬静与幽雅的意味，依稀可见古典学者特有的豁达和安然。只可惜这种心境和生活，很快就被残酷的战争骤然截断。就在吴梅为充和题字后的几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秋天吴梅一家从苏州逃亡到武汉，辗转到桂林，再到云南昆明。由于日军轰炸昆明猛烈，吴梅又于1939年初逃往云南乡下的李旗屯，仓皇逃亡之中一代曲学大师在乡下因喉疾不治而去世。病逝前两个月里，他还一直在校订词曲，流落云南时期留下的一系列诗作中，都能看到战争给吴梅带来的倦怠和惶恐，他在《赠由瑞熙》诗中写道，“投林嗟倦鸟，一载几经弓。比去安枝讬，多君慰客中。莺花吴越泪，鸡黍范张风。明发冲寒走，朝暾又丽空”。去世前数日，他还在为弟子卢前校订《楚凤烈传奇》，并作《羽调·四季花》，山河破碎、兵乱不息的流离之痛喷涌而出：“把贤藩事，娇儿怨，又谱秋声。前朝梦影空泪零，如今武昌多血腥。旧山川，新甲兵。乱离夫妇，谁知姓名，安能对此都写生？苦语春莺，正是不堪重听。倒惹得茶醒酒醒，花醒月醒人醒！”[11]

卢沟桥事变后，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乃是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缩影，吴梅和充和都没能够逃脱，张家四小姐充和自1937年就开始了从苏州到成都、昆明、重庆的一路流亡。1938年初到昆明的充和曾短暂拜访过吴梅，之后便音讯中断，1939年她到昆明查阜西家中参加曲会，座中正好有吴梅之子吴南青，从吴南青那里，曲友们才得知一代昆曲大师生命如何骤然凋零。吴梅之死恍然如中国文明惨遭劫掠的时代隐喻，突如其来的打击对充和来说，似乎又加深了她负担昆曲传承的沉重责任[12]。

张充和与战时昆曲

尽管战时物资匮乏、生活条件简陋和艰苦，有时还遭受到疾病、瘟疫和空袭的威胁，但这却是充和一生中交谊最为广泛，昆曲活动最为丰盛的时期[13]。战时艰危，亡国且文明溃败的阴影挥之不去，文人学者经由昆曲所建构起的亲密而富有意义的社会网络，显得更弥足珍贵。昆曲成为流亡中的文化群体和知识人的庇护所，藉由昆曲脆弱的个体可以得到难得的休憩和安慰，于困顿中实践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古文字学家唐兰是充和的北大教授，也是充和在清华谷音社里唱曲的朋友[14]。抗日战争期间唐兰叶逃难到了云南呈贡，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执教，唐兰初抵充和在云南呈贡的住所时，为充和偏僻的住所题匾“云龙庵”，一直为充和所珍藏。唐兰经常和充和一起唱曲，参加云龙庵的“曲会”，知识人在离散和逃亡中重逢，云龙庵似乎可以暂时提供遮挡风雨的庇护[15]。著名音乐家、燕京大学音乐系教授杨荫浏战时也到了昆明，先是在教育部音教委员会工作，和沈从文为邻居，抄录沈从文带回来文史材料中的音乐史料。1941年音乐教育委员会奉命迁往重庆青木关，杨荫浏也跟着到了重庆且于1944年开始兼任重庆北碚礼乐馆的编纂及乐典组的主任[16]。充和在昆明和三姐兆和、姐夫沈从文一家同住，和杨荫浏是一个大院子的邻居，后来辗转到了重庆礼乐馆做事，和杨荫浏更是密切的同事。每逢曲会杨荫浏必然为充和吹笛伴奏，且把充和昆曲唱法标注在曲谱里，注明“张充和唱法”[17]杨荫浏录下元代作家乔梦符一支散曲给充和的《曲人鸿爪》，题款中描摹了云龙庵自然天趣、远离尘嚣的情景，“二十八年秋，迁居呈贡，距充和先生寓室所谓云龙庵者，不过百步而遥，因得时相过从。楼头理曲，林下啸遨。山中天趣盎然，不复知都市之尘嚣烦乱”。乔梦符散曲中种瓜采茶、炼丹读书，不染世俗喧嚣的清闲自在，或许能让流离失所的音乐家忘却硝烟、空袭、瘟疫、盗匪横行的现实，就如同充和的“云龙庵”一样，是战争和兵乱空隙里偶尔见到的“桃花源”：

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链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18]

充和因为昆曲而结缘的，不仅限于文化界和知识界人士，战争打破了人际圈层限制，也凝聚了不同行当、不同领域群体之间的交往。周仲眉是重庆北培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在当地拥有风景优美的住宅，经常举办曲会，周夫人陈戊双是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自幼生长在国学根底深厚的环境中，书画俱佳，结识了不少文化友人和昆曲同好。在周氏夫妇的操持下，周家曲社在重庆声名日隆，成为战时重庆逃亡流离者的避难之处，也为文人曲友提供了一个安顿身心的精神家园。周仲眉和夫人为了将曲友的题签文字保留下来，画成《琅玕题名图》，背景是淡淡的翠竹意象。周仲眉在他的《琅玕题名图序》中题诗文来纪念这种结社共游的美好时光，“寒花荒草，客来有玉茗之词；繁李浓柳，夜游有青莲之序。爰藉妙手琅玕之画，刻划留名；愿结灵山香火之缘，观摩永念”[19]。

战时大后方文人雅集的曲会一般多唱《游园惊梦》、《断桥》、《牡丹亭》这类悱恻缠绵的作品，曲人的闲情雅集、诗歌唱酬似乎与战争背景相去甚远，似乎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错位与尴尬。然而，恰好是这些经久不衰的剧目可以唤起久远的文化记忆，唤醒本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让各界人士在困境之中维持精神振奋，寄希望于民族文化的复兴。昆曲和家国重振、民族文化复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昆曲“民族文化”的隐微身份，赋予了战争时期曲艺雅集和逸乐以合法性，多年以后，汪曾祺回忆当日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曲会雅集，依然称这是“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20]。昆曲唤醒了久远的文化记忆，瑰丽和逸乐之中自有一种尊严在，爱情也因此可以和家国宏大意象相互融合；同时昆曲也没有让人完全沉溺到花前月下，在逃离现实中消磨的精神和意志，昆曲也可能包含着强烈的家国危难的情绪，唱词曲调也会成为家仇国恨的隐喻，抒发个体政治情感与抱负。比如曲学大师吴梅的好友路朝銮，20世纪30年代在青岛的市政府担任秘书职位，擅长唱曲，在青岛的曲界颇受推崇，充和在青岛参加曲会时曾专门登门拜访。1938年他和充和在成都的一个曲会相见，当时他任教于四川大学，流亡中故人重逢，难以言表的酸楚和仓皇都在昆曲演唱中展现无遗：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21]

这段曲文出自于剧本《千忠录》，描写明初建文帝被永乐帝篡位后削发为僧，偷偷从地道遁走，到处为家，最后逃亡襄阳等地的经过。该出戏目名为《惨睹》，正是描写建文帝在逃难路途中，一路看见无数旧臣被杀害，首级示众的惨不忍睹的情景。路朝銮演唱的这一段唱词，家国不幸、无处安身且四处流亡的建文帝，似乎隐喻自己的境遇，曲折表达他晚年遭遇战争和离乱的无言愤懑和悲哀。曲会结束后，他把这段曲文题赠给充和《曲人鸿爪》，在末尾的题款中写道，“与充和女士重晤成都，马当氛炽，录此报命，不胜愤懑，想亦通深感喟也”[22]。

1941年充和在重庆国泰戏院演出《游园惊梦》，饰演杜丽娘，这出戏引起一时轰动，而且引发章士钊、沈尹默等多位名家唱和。沈尹默给充和的诗中，管弦繁华与现实的流离悲戚相互对照，或许唯有通过舞台上笙歌衣裙，往昔文化才能短暂回归，天涯羁旅者能够稍重温故园的旧梦：

明灯今夕果何年，急管繁弦倍黯然。剧里人情终可惜，世间物论未应偏。花开陌上余归梦，河满樽前了胜缘。肯着深思写幽恨，练裙翻墨剧堪怜。

断送沉冥四十年，泪痕襟上自依然。酒从罢后人初倦，歌正圆时月易偏。场上衣冠已陈迹，坐中哀乐是前缘。高楼帘幕春归夜，犹觉明灯剧可怜。[23]

充和在重庆频繁演出的另外一出戏是《刺虎》，饰演其中女主角费贞娥。《刺虎》演述明末宫女费贞娥“看到皇帝皇后殉难，乃扮作公主，藏匕首于身，欲接近闯王，行刺报仇。不料闯王将其许配给部将‘一只虎’李过，费贞娥遂借其酒醉之际，在洞房杀死‘一只虎’李过，然后自刎身亡”。这出戏借明亡之故事，来激励民族抗战决心。1933年充和在上海读中学就非常熟悉这出戏，为抗日救亡梅兰芳与名角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出《刺虎》曾轰动一时，卢沟桥事变之后《刺虎》更是各地常演出的曲目[24]。费贞娥的角色是昆曲旦角中的刺杀旦，曲调激昂且唱词刚烈清奇，蕴含相当强劲的力道，温婉的大家闺秀张充和骨子里本来就暗含刚毅之气，在战争流离环境中被激发出来。

充和曾经在重庆演出多场《刺虎》，其中一场由于重庆文化界诸多著名人士的介入和帮衬，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久远记忆。1941年4月13日，教育部组织了重庆广播大厦的劳军演，充和仍扮演《刺虎》中的费贞娥。按剧情要有四个龙套小兵先行出场以显声威。“龙套”本属最不起眼的角色，一般没有台词充当陪衬，故戏班之中担任“龙套”的多为无名小辈，但这次装扮“龙套”的却是四个当时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大弟子、供职音乐教育委员会的卢前，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古琴家郑颖孙，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陈礼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25]。一群教育部供职的读书人，手无寸铁的曲艺文人，虽不能在战场上杀敌报国，却愿意在舞台上为抗敌宣传担任“跑龙套”的小角色，这在重庆一度被传为美谈。“龙套”演出的卢前，在《曲人鸿爪》中留下了一首即兴诗作，揶揄之中不乏浩荡之气，“鲍老参军发浩歌，绿腰长袖舞娑婆。场头第一吾侪事，龙套生涯本色多”[26]。

尾声

张充和抗战流亡旅途中，一直带着友人题诗的一本小书画册，烽火硝烟中诸多朋友、昆曲人都在这本小册子上留下了书法和画作，1949年她又把这本小册子带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多年以后，充和似乎对这样的漂泊和离乱已经淡然处之，如果说文明崩毁和时间的无情摧残是一种常态，那她不妨收集其中点滴火种，付之于不可预料之将来，她将这本书画册命名为《曲人鸿爪》，2010年由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整理出版，孙康宜在序言中称，“曲友大都是文化人，留下的一些不经意的即兴作品。惟其‘不经意’，才更能表现文化人的真实情况。无论描写赏心悦目的景致，或是抒发飘零无奈的逃难经验，这些作品都表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文人文化流风余韵及其推陈出新的探求”[27]。然而实际上，孙康宜所谓的“流风余韵”、“推陈出新”也不过因为种种偶然机缘而被后世所看到，它是历经战争而幸存的文明遗迹，它是纪念之作，更像是一曲迟来的悼亡，见证死亡与重生之间的遥远距离。最早在画册上题字的吴梅已经在战乱中死去七十余年，远在大洋彼岸的张充和，再次耐心收集起漫长的历史记忆。这里，种种可言与不言的艰难崎岖，都转化为平和淡然的语气，这让人想起她命名致敬的对象苏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知否，路长人困蹇驴嘶。[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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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94页。

[2]桑毓喜：《揭开大章、大雅班复出之谜》，《戏曲艺术》，1997年11月号，第94-95页。

[3]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90页。

[4]金安平著：《合肥四姐妹》，凌云岚、杨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146页。

[5]张充和、张宗和著：《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64页

[6]张充和：《张充和诗书画选》，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余英时序，第6页。

[7]关于吴梅早期的戏曲创作和曲学研究，可以参见，王卫民：《吴梅评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第70-74页。

[9]邹清：《论吴梅词曲课程建设及其育人观念》，《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第105-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