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能生成任何影像，“电影是什么”为何需要重新回答

9月16日，2026“中国电影创作高质量发展”学术季，在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多功能厅内正式启幕。首场研讨会以“电影本体论——媒介、文化与社会的多重身份”为议题，由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海洲担任召集人兼主持人。学者与创作者从伦理叙事、媒介迁移、AI重构、创作实践、电影品位、视觉美学、巴赞重读、摄影机转型、史学沿革与哲学存在论等角度展开讨论。

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馆长(副主任)陆亮在宣读开幕致辞时提到，刚刚过去的暑期档以近125亿元票房创下近三年同期最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奥德赛》等中外佳作与《功夫女足》等引发全网热议的影片，共同构成了中国电影市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此同时，VR短片《鸽环》荣获威尼斯沉浸大奖，脱胎于自媒体短视频的《痴迷》《后室》等作品获得市场肯定，“新大众文艺”创作蓬勃兴起。

今年暑期的热门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奥德赛》

伦理叙事与媒介迁移：电影本体的多元解构

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贾磊磊率先发言，他将讨论聚焦于“中国电影由恶向善的转义叙事”。他指出，尽管简单的二元对立价值标准不可取，但长期以来的电影创作确实沿着正邪、善恶的伦理框架划分人物。而许多优秀影片跳出了这种刻板模式，以复杂的立体人性书写赋予故事更深沉的现实思考。“转义叙事”是指人物在原有道德归属下向相反道德属性转向，如《烈日灼心》中辛小丰以死偿还罪孽；《我不是药神》中程勇从唯利是图到倾家荡产为病友代购救命药；《天下无贼》中王薄用生命践行英雄行为；以及《毕正明的证明》中大白桃用身体挡住利刃牺牲自我。

“这些角色的转变不是道德赦免，而是复杂人性的深度反转，往往以牺牲作为救赎代价，最终完成对生命的重新定义。”贾磊磊同时警示，“转义叙事最危险的陷阱是将苦难作为消费与猎奇对象。真正的叙事应当让痛苦成为理解人性的契机，而非满足潜意识中窥视黑暗的窗口。”

《烈日灼心》中邓超饰演辛小丰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长丁亚平将视野拉向更宏大的“从荧幕到界面——电影的边界与观看电影的重构”。他认为，今天讨论电影本体论需要重新审视的前提是：我们所说的电影究竟是一部具有确定形式的艺术作品，一套组织影像与观众关系的媒介装置，还是一种获得社会承认的文化实践？媒介迁移让电影本体问题中的同一性和历史性同时凸显，必须区分作品、装置和制度三个层面。

“作品层面关注视听组织的可辨认性，装置层面关注放映播放如何组织观看，制度层面关注作品如何被分类传播并取得文化身份。随着界面介入，观众通过暂停、回放、倍速等操作干预作品展开，时间控制发生变化；平台通过榜单、标签和个性化推荐等参与电影文化身份的形成。”丁亚平强调，“电影的多重身份或许就在可以识别也可以发生变动的关系之中形成和定义。”

AI重构影像生产：技术狂飙中的人文底线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志忠教授结合其负责的未来影像实验室实践，直言“人工智能不再仅是辅助创作的工具箱，已经成为重塑影像本体、重构创作主体、重建电影工业美学的核心变量”。2024年OpenAI发布Sora，2026年字节跳动推出Seed2.0，AI文生视频技术让剧本转化为可视化影像，虚拟制作LED屏实时渲染让导演所见即所得，全流程可视化与并行性提升了制作效率。在决策机制上，AI推动从“经验自觉”到“数据智能”转型，可通过海量数据分析预测票房风险、辅助选角。

但范志忠也尖锐指出，AI加速发展严重挤压人类创作空间，横店许多演员已接不到活；同时，故事空心化、情感疏离、创作主体性消解以及版权伦理困境等问题凸显。面对技术浪潮，他主张构建人机协同的良性生态，将AI定位为“协作者”而非“替代者”，“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跟AI比技术效率，而在于比AI更懂人”。“唯有人才能赋予影像灵魂，电影本体守护住人文温度，才能在技术洪流中不迷失方向”。

电影《她》剧照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院长吴冠平则提出“电影本体论的失效与电影品位的再思考”。他认为，在当代媒介语境下，对“电影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已经失效，因为人工智能与数字影像削弱了影像与现实之间的索引性关系，传统本体论理解方式难以适用。

与其追问电影是什么，不如思考“电影的品位是什么”。他就此提出四个品位维度：既克制又精准的形式感知力、对复杂社会文化的凝思、言外之意（留白艺术），以及与自我生活产生的情感体验。吴冠平强调，未来看电影将回归为一种心理仪式，电影院或许越来越少，但总有一天年轻人会厌倦碎片化影像，想要找一个静静的地方享受与时间流淌产生连接的影像，“如果他们想找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影院可以给他们提供我称之为‘电影’的东西，那电影就不会死去”。

首场研讨会现场图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徐枫从巴赞理论研究切入，带来深刻反思。他提到，当自己将AI作品发给一些欧洲导演时，得到了激烈排斥的反馈，法国导演阿诺·戴普勒尚甚至警告“一旦使用AI，镜头将失去意义”。而他的学生中超过半数认为AI电影不是电影，理由是其不具备作者性。但令她震惊的是，没有任何学生以“AI影像不是记录”作为理由，这说明100多年来电影媒介的基础特征——记录性——已在学生心中彻底流失。

通过重读巴赞，徐枫指出巴赞理论具有二元结构：最客观的艺术以最长远的主观欲求为推动，其理论内在存在构成论特征。“经过理论变迁，巴赞留给我们的只有‘真实和对真实的追求’，这永远处于创作核心，是主体和对象不可切分的同一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紧扣“摄影机的变革”反思本体论。他将摄影机分为机械摄影机、数字摄影机和AI时代无摄影机的摄影影像三个阶段。机械时代影像与现实有索引关系，数字时代影像成为可计算数据，AI时代则彻底开启无摄影机拍摄，文生视频、无人机上帝视角、自拍第一人称叙事、VR/AR虚拟环境等重塑了影像生产方式。“当摄影机从硬件变成生成模型的参数，演员肖像权、编辑署名权等都在被重构，人机关系、赛博格主体也会逐渐成为日常体验。”

一线创作者的本体拓宽与哲学层面的存在之思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电影美术学会会长霍廷霄从美术指导角度谈“美学经验的叙事转义方法论的建构”。他回顾了与陈凯歌、张艺谋等导演合作《霸王别姬》《英雄》《白鹿原》等经典作品的经历，强调从文字语言变为视觉语言时，视觉元素必须参与叙事。他认为，“不管用何种手段，表现人的情感最重要，AI技术到来会淘汰部分岗位，但高端审美人才的培养是核心。”

刘江江导演认为电影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默片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再到如今AI参与创作，每次技术变革都在拓宽电影的路径并带来新的创作者。”他也观察到当视觉奇观因AI变得廉价后，大众反而更重视细腻真实的情感表达，如《给阿嬷的情书》中亲人之间细碎的情绪互动更容易打动人心，“这反映出观众审美从追求宏大场面转向关注真实情感的趋势”。

《给阿嬷的情书》《牛来》都是今年的现象级电影

结合《牛来》等影片现象，刘江江指出电影院正在演变为一个社交场域，观众可以在影院内进行评议和互相交流，电影从单向观看变成了集体讨论的媒介。他还以商场里年轻人为虚拟游戏角色庆生、为漫画人物情感进展而聚会等日常现象为例，说明当下年轻人已发展出新的社交与互动方式，“这种‘一起交流’的属性不可忽视”。

史学沿革与哲学存在论：中国方案的提出

中国电影资料馆史学研究室副主任李镇梳理了“中国电影本体理论的历史沿革和本土建构”。他指出，中国电影本体论始终贯穿一条区别于西方的特质：西方重视认知本体，中国重视安顿本体，源于“正名”思维，不离开人伦日用。李镇强调，“中国电影美学传统不能简单以西方为标准，而应立足本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副主任侯杰耀从电影哲学角度阐述，电影是一种“意向性客体”，基于人的集体同意而被建立为意识形态装置，并与人的欲望性和非理性力量建立关系。“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数字影像和AI生成影像，只有通过重建人与影像的意向关系，才能在索引性消失的时代为电影找到安顿。”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该学术季还将围绕审美评判、工业技术、文化主体性等议题举办共10场系列研讨会，力求为“什么是电影”“什么是好电影”“什么是中国好电影”这一时代之问寻找答案。

学术季研讨会议题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