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爱国实业家杨信之在上海

原创：陈斌

杨

信之是我国早期的爱国实业家。民国初年，杨信之曾为江、浙、皖三省丝厂茧业总公所首届总董，被上海丝业界誉为“领袖人物”，与丝业巨擘黄佐卿（湖州人，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齐名，为近代民族缫丝工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洒下过滴滴辛勤汗水，倾注着片片爱国之心。

杨信之（1848—192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振兴和发展了长江下游几个省的丝绸工业，将中国的丝绸产品大量销往欧洲市场，提高了我国丝绸在国际上的声誉。与此同时，他大力支助同盟会和陈其美的革命活动，为上海的光复作出重大贡献。

白手起家的民族企业家

杨信之（1848—1923），名兆鳌，祖籍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世居湖州城内马军巷。杨家在湖州是大户人家。杨信之的祖父杨芸士、父亲杨宜园，三代均获清朝荣禄大夫四品官衔，是标准的书香门第。就杨信之一代，杨家也是人才辈出，杨信之是家中的三子，他的四弟杨诚之（名兆鋆）曾出任比利时外交官，五弟杨谱笙（名兆崟）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中坚骨干、辛亥时杰出的政治革命活动家，兄弟三人都是名动天下的风云人物。

16岁时，杨信之只身奔赴上海，开始其艰苦创业的生涯。来到上海后，杨信之先在一家店铺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去附近的学校旁听，特别是苦攻英语。在学习期间，他扩大了自己的社交范围。经友人举荐，杨信之先后在上海外商企业意大利信义洋行和荷兰安达银行供职，逐渐成为这两家洋行的买办。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和靠多年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积蓄，在江西路福庆里6号开设了康泰祥丝栈，联络江浙两省丝商经营土丝，代理客商向洋行销货，获利颇丰。

光绪年间，他涉足发展民族缫丝工业。光绪十五年（1889），他投资176000元，在上海创办延昌恒丝厂，置意大利“开乃尔”式4绪缫丝车220部，有员工300余人，全部出口供应欧洲市场，因制品精良，深得国外客户青睐。这是湖州人在上海早期创办的第二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其间，他和徐棣山、吴少卿、唐铭星等向上海怡和丝厂投资，成为该厂的大股东之一。

杨信之靠丝业致富，资产激增。他把自己积攒下来的雄厚资金和精力全部倾注于发展祖国的缫丝事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和意商合资，在苏州灯草桥开办延昌永丝厂。次年3月，丝厂建成开工，有丝车200部，聘意大利人特乃搿来担任总技师，商标有星光、YF两种，年产丝量近240担。从1913年开始，由他独资经营，延昌永更名为延昌恒，聘凌谦六为经理，后由其子杨奎侯担任。为实现蚕茧“收、烘、缫、运、销”一条龙生产经营流水线，他还在无锡开设恒益茧行，在江苏宜兴、浙江绍兴等多处租借茧行，收购鲜茧，每年贮存干茧量在1400担左右。杨信之即从丝绸工业入手，他在江浙两省开办多家丝厂，在上海设立丝栈，因谙熟英语，易于外商打交道，产品远销欧洲，又因货真价廉，生意越做越大，曾获比利时政府颁发的勋章。

延昌恒丝厂的兴旺，使杨信之在上海丝业界和湖州旅沪同乡中的声誉越来越高。因此，云集在上海的各路丝绸商，都纷纷依附门下，逐成为上海丝绸行业中的巨擘。他曾担任上海总商会会董、上海丝业会馆会董、上海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总董、旅沪湖州会馆总董、旅沪湖州同乡会总董等职务数十年。1910年，他与同乡、上海振纶洽记丝厂经理沈联芳联合江、浙两省各地茧丝公所，发起成立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丝厂茧业总公所。杨信之德高望重，被大家推选为总公所首届总董（后称总理）。

积极支持革命斗争

杨信之不但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非常关心政治时局。在上海担任洋商买办和经营丝业的过程中，他通过表侄陈其美与革命党有了紧密的联系，并常常慷慨支援革命活动。

1903年，表侄陈其美放弃了在老家桐乡当铺学徒的工作，只身来到上海投靠杨信之。杨信之最初把他安排到自己开办的康泰丝栈中做助理会计，每天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会计整理财务，因此空闲时间较多。同时，还安排其每天接送表姑杨兆良（后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的王宠惠）去由蔡元培任校长的上海爱国女校就读，陈其美与蔡元培也因此得以结识。双方在交流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陈其美在该校还结识了于右任、张静江、章太炎等一批革命志士。在陈其美的影响下，杨信之、杨谱笙的思想发生了积极的转变，逐渐成为反清革命的积极支持者。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国内蓬勃的兴起，光复会及其他组织如同乡学会等，也在江浙一带蓬勃开展活动。1906年，杨信之出资创办了湖州旅沪公学，委任其弟杨谱笙主持校政工作，校址设在他们住宅旁的信昌里。该校办学的目的正如杨谱笙所说：“表面虽是便利湖州旅沪同乡子弟求学读书，实则是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同盟会宗旨，联络革命志士。”

在杨信之、杨谱笙及各方的积极努力和资助下，1906年，陈其美东渡日本。1908年，陈其美受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派遣而中断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一边在湖州旅沪公学任教，一边宣传革命思想、秘密组织和联络革命志士。杨信之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自己的寓所和湖州旅沪公学作为秘密联络机关，还为他们提供革命活动经费。陈其美在杨信之的帮助下，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正式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仅把同盟会的领导中心转移到国内，而且制定了以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斗争重点的策略，较好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虽然取得革命的初步胜利，但由于兵力悬殊和帝国主义的干涉，武汉形势突变。陈其美和杨谱笙等人在杨信之的帮助下，利用有利的背景，及时根据武汉的形势，作出了光复上海的决定。杨信之帮助提供资金及贮存军火的场地等，为陈其美光复上海的革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光复上海的过程中，陈其美被抓。杨信之又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积极奔赴于各地，召开会议，营救陈其美，最终取得光复上海的胜利。民国政府成立后，杨信之被推为上海工商界发起的共和建设会干事，由国民政府聘为农商部顾问，授二等嘉和勋章。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1905年，江浙沪三地的爱国实业家计划自筹资金，成立铁路公司，建造沪（上海）杭（杭州）甬（宁波）铁路。英美帝国主义为了夺取该铁路的路权，遂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逼迫清政府向美国借款筑路，妄图操纵路权。清政府要签约借款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斥责清政府卖国的呼声四起。清政府以为江浙沪三地的资本家筹集不到修筑铁路的巨款，即声称：如地方上有钱，可由地方自筑，以此作筹码相要挟。声明发布后，杨信之当即向社会宣布，将代表湖州方面投资白银500万两，数额之巨，震惊朝野。江浙沪的实业家们深知他言必行的为人，纷纷响应，超额完成修筑铁路的资金数额。加上当时社会舆论的压力，终使清政府还路权于人民。沪杭铁路于1909年修筑完成，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拒款保路运动。

杨信之为人厚道，质朴清廉，乐善好施，一直兼任着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1922年，浙江西北部地区发生特大洪灾。当时，已75岁高龄的杨信之虽已辞去所有的职务，但仍担任华洋义赈会的会长。当时，面对这一灾情，杨信之亲自捐出巨资，还四处联络奔波各地进行多方募捐。捐出和募捐到的财物，他都进行检阅后，再送往灾区。他办事之谨慎和踏实，可见一斑。

上海距浙江较近，又较繁华，因此大批灾民涌入，沿街乞讨，杨信之又发动湖州旅沪公学的学生，上街设摊施粥，救济灾民。他还创办了义同公学，让流离失所的儿童免费入学，最多时，学生达1600多人。在他去世时，还留下遗命，命令儿子泰颐、泰华继续捐送钱财给上海贫儿园，继续办好义同公学。

1923年2月23日，杨信之在上海因病逝世，享年76岁。著名学者章太炎撰写了行状。当年，上海最大的报刊《申报》报道了该消息。后来，灵柩归故里湖州道场浜，杨信之的墓碑及墓道两进楼石柱上的楹联为吴昌硕采用篆体书写曰：“世泽永传清白史、子孙守为万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