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宏达｜程允亨与“居间”的十九世纪

从2006年秋在屯溪老街的旧文书铺里偶遇那批晚清排日账文献，到2024年全书付梓，刘永华前前后后用了差不多十八年时间，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徽州乡民的一生，打磨成一部能与诸多学术名家逐一对话的厚重著作。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的写法是以程氏的生命历程为“经”，以其生活世界的主要面向为“纬”，编织出一个人的整体世界。全书十八章，从沱川的山乡生态、程家的父辈生计写起，经过程允亨的出生、少年、成家、壮年、危机、去世，一直写到身后的丧葬与排日账的续写。横向铺开的面向也极广，举凡生态环境与生计传统、劳动安排与阶级关系、生活水平与交易形态、饮食穿着、行动空间、家庭与家人、宗族与村落、关系与人情、时空感知、宗教仪式与闲暇娱乐、读写能力与文字世界、乡民与王朝国家，等等，无不涉及。初看之下，这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整体史”，细读之后便会发现，几乎每一章都在同一个或数个学术史上的重要命题展开深度对话。

《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刘永华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

有人把这部书比作“百科全书”，意味着可以像查日用类书那样“按图索骥”，翻检十九世纪徽州乡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知识。在我看来，此书理论资源、文献功夫与田野经验三者齐备，更近于一部方法指南，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史学界摸索过的种种方法作了一次集大成式的演练。

本书以“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为主标题，“十九世纪”是主体。然而，在中国史学的论述中，“十九世纪”始终是个尴尬的存在。作者用“居间”（in-between）一词来形容这种状态，因为明清史学者很少讨论它，近代史学者又找不到堪与民国量化材料匹配的史料，于是它夹在明清史和近代史之间，两头不靠。关于这个世纪的中国乡村经济，学界更是聚讼纷纭。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料汇编中隐含的“贫困化”叙事，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黄宗智的内卷化、彭慕兰的大分流，再到马若孟、费维恺、章有义、吴承明等人的修正意见，各家判断多有抵牾。作者的策略，是把这些宏观判断统统放进程允亨的账簿里，逐一检验。

全书最见功力的地方，是用系统量化的方法，把琐碎的“日常生活”做成了可以复核的数据。借助对婺源程氏农户经济、社会活动的细致剖析，配以大量统计表格的可视化处理，作者将排日账中的逐日杂记转化为三组数据系列，即时间分配、收支结构与行动空间，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坚实的数据之上。当日常账册被转作结构化的数据系列，微观个案便不再只是个案，而成为可以校正宏观命题的经验基础。

如“行动空间”一章以扎实的数据修正了“传统乡民生活于狭小世界”的成见。作者从排日账中提取357个净地名，并确认出其中278个。量化结果显示，程家的活动并不局限于本地乡镇，出现五十次以上的地名中近四分之一远在百里之外，个别远地市镇也被频频造访。其行动空间圈的半径达到二百余华里，甚至明显超出了同时期苏州地主的日常活动范围。据此，作者重建了程家“内圈（生产—婚姻，扇状）”与“外圈（商贸—进香，带状跨流域）”的双层空间结构，确认普通农户兼具农业生产者、小商贩与进香者的多重空间角色。

又如对程家生计模式的分析，作者以长时段劳动投入数据，揭出程家生计由“农＋茶＋小贩”向“粮＋茶＋山货”的转型，并借恰亚诺夫的家庭周期理论解释劳力—消费比的变动。分析表明，战后程家劳力投入的增加与耕地面积扩大（垦荒）同步，新增劳力又被山货采集与挑担运输所吸收，并未出现理论预期中的“自我剥削”。另一方面，程家的情形也不合“勤勉革命”的本意，因为他们的勤勉靠的是劳力的空间重置，而非以人力替代畜力。这一实证修正了把农户笼统归入内卷化或勤勉革命的宏观判断，为理解山乡经济提供了更精细的尺度。

再如为分析人际关系，作者从程允亨约十七年的排日账中提取637个互动对象、2922次互动，区分为宗亲、姻亲、朋友、邻里、熟人五类，再以互动密度、危机动员、互动复合度三项指标测度关系强弱。结果显示，总频次上邻里互动最多（1427次，近半数），人均互动密度却以宗亲为最高，姻亲、朋友次之，邻里、熟人最低。在母丧、子婚、兄弟争产、债务危机等关键时刻被动员的，是宗亲、姻亲、朋友这些“强关系”，且多为兼有礼物、经济、仪式往来的“复线”关系。邻里、熟人则多为单一经济往来的“单线”关系。宗亲内部也远非均质，事实上，宗族内近半族人长期少有实质互动。这一分析细化了费孝通“差序格局”未及展开的关系亲疏机制。以个人或家庭为起点的人际网络分析，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宗族、地域、社会这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基础概念成为可能。

更见史识的，是作者对“变与不变”的分层处理。他明确区分了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面向的不同节奏。社会经济上，多元生计仍是山乡经济的基本特征，国际茶市的扩张提高了商业化程度，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本身。社会关系层面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变动，比如江西茶工的季节性进入，妇女私房钱进入借贷市场，佃仆因茶叶积累财富而兴讼挑战大姓，但宗族、村落、约族体制与大小姓的身份秩序基本未动。文化方面，洋布早在道光年间就进沱川，程家却只买过一次，还是给婴儿做胎衣用的，主体衣料仍赖土布；近代报纸已在徽州流通，却始终没有进入程家的生活。王朝国家方面，赋税略有增加，图局角色上升，自封投柜转为包征包解，但明清以来的一条鞭法框架与乡约体制延续未改，宗教仪式背后的政治理念也不见变动的端倪。这种分层的思路带有布罗代尔多时段理论的影子，但经过了作者的本土化改造。它并非对地理、局势、事件三层时间的机械划分，而是从一户人家的生活世界内部，去分辨哪些面向动得快，哪些动得慢，又有哪些纹丝不动。依作者的判断，观念的变动要等到二十世纪初新学堂的设立，社会文化整体结构的变动，或许迟至程允亨去世近半个世纪后的土改。这一判断把十九世纪在“传统—近代”光谱中的位置，标定得相当克制。

程允亨留下的排日账，残缺、潦草，沉默多于声音。面对这份布满孔洞的材料，作者建立起了一整套数据化的处理流程，而他要对话的，却是施坚雅、弗里德曼、黄宗智、费孝通等一整套重量级的理论学说。材料之微与命题之大之间的悬殊，使分寸问题在每一页上都如影随形。好在读者在书中遇到的几乎所有越出材料一步的判断，都能同时看到作者标出的步幅。就此而言，全书不仅为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研究提供了一个扎实的个案，也为今日的史学写作示范了一种可贵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或许比书中任何一条具体结论，都更值得后来者记取。

程允亨所记排日账

当然，若从严苛的标准衡量（本书配得上这样的标准），书中的分析仍有若干疏漏、失度之处，容或可商。一是叙事结构的代价。以生命历程为经、生活面向为纬的书写策略，将家庭、宗族、仪式等内容切分在不同部分，时间线时有跳跃，人生礼仪散见各章，须由读者自行拼合。这似乎是整体史写作的普遍难题，“整体”一旦被章节化，便不可避免地被重新分割。读者若非训练有素，难免在穿插的纬线中迷了经线。二是“变与不变”判断的时间尺度。作者以五十年为期，判定结构未变、关系微变。这一判断审慎而诚实，但五十年对于“结构”而言委实过短。结构之未见变动，既可能缘于结构真的稳固，也可能只是观察窗口尚不足以捕捉其变化。其实，作者已意识到这一点，把结构性变动推迟到新学堂与土改。不过这样一来，本书对十九世纪变与不变的最终回答，就落在了“大变动都在二十世纪”上。这个答案是对的，却也让十九世纪重新回到那个“居间”的尴尬位置。程允亨的十九世纪，在我们的历史分期意识中，似乎仍没有一个独立的位置。（如果抛开历史分期的大叙事，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十九世纪”这个既非传统稳固，亦非近代转型，而是由多重节奏错落构成的时段，“居间”本身就构成了它独特的历史位置。）

此外则是一些技术层面的缝隙。如在“闲暇”一章，作者计算出程家每年约16.58%的时间属于闲暇，并用这一更精细的估算修正早先黄志繁等人据五种排日账所估30%的数值。作者认为后者的估算“似嫌过高”，理据是充分的。但同类的排日账材料，计入与不计入农忙与副业时段，结论可相差近一倍。这种口径差异，多少暴露出微观计量本身的脆弱。作者给出的较低估算，同样建立在一套分类与折算规则之上，规则变了，数字也会随之而变。他在附录里公开了规则，却没有把“口径敏感性”作为一个方法论问题正面处理。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文化层面。作者对“变与不变”的判断，较多倚重消极证据：排日账“极少提到”洋货、未见近代报纸，于是判定洋货与近代观念“渗透甚浅”。方向可信，但“不记”与“没有”之间的距离，恰是作者在别处反复提醒读者注意的距离。账簿不记妇女，妇女并非不存在；账簿不书理坑，作者却能据以推断空间认知。消极证据在此处用得轻，在彼处用得重，尺度未能划一。这些多属细故缺失，并无损全书的分量。

当下的学术体制鼓励速成，刘永华却用十余年时间守护一个普通乡民的故事，细密地织出一部“个体层次的整体史”。经纬交织之处，微观历史不再只是宏观叙事的缩影或例外，而自成一个可以独立成立的分析层次。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个程允亨，更是十九世纪中国乡村变动的底层节律。它提供的是大结构之下一个小家庭真实的生命曲线，而非历史“停滞”的注脚，也非“近代化”的简单证明。这种将个体生命史与多尺度历史进程结合的写法，使全书获得了一种罕见的叙事质地。那里有一个在道光末年的学馆里学会记账的孩子，一个在咸丰兵燹中看着米价翻倍的少年，一个在苦竹山挥锄垦荒的丈夫，一个为完成儿子婚事而背负重债的父亲，一个在庚子年冬天因为累累债务而被债主强行夺去一头猪的老人。当然，他的世纪里有国际茶市的涨落，有王朝制度的顿挫与延续，有宗族村落的秩序流转，也有齐云山常年缭绕的香火，支撑他过日子的，还有“一勤天下无难事”这样朴素的信条。这一切有机地统合在他的生活里。正如作者所说，我们无须论证其间的关联，因为他就这么活过。

末了，我又想到一个近乎无理，却可能更具存在意味的问题：如果本书试图对话的种种理论、学说或成见都不再具有根本的意义，抛开各种学术对话，我们又将如何讲述程允亨们的历史？如果有可能，我倒期待在《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之后，还能另有一部《十九世纪的程允亨》。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