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思想为什么并不过时？

编者按：

2019年5月8日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5.8-1992.3.23）诞辰120周年，为此澎湃商学院特别组织学者撰写了这一组纪念文章。最终，所有文章的旨趣“自发地”指向同一个问题：哈耶克不是那么“专业的”经济学家。其中，朱海就教授对《哈耶克文集》主编考德威尔的访谈中，考德威尔解答了一些对哈耶克的误解，特别强调了哈耶克的“秩序”思想；韦森教授的文章聚焦哈耶克的市场理论；而莫志宏教授则侧重于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批评；黄春兴教授和方钦博士都解释了为何哈耶克后期的研究会发生转向。我们希望这一组文章能够让国内读者更为清楚地了解哈耶克的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哈耶克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除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个最显赫的世俗标签外，他身上的标签还有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在现代最杰出的捍卫者、奥地利学派的中坚人物，等等。

哈耶克的学术生涯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1921-1926年，他在由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执导的维也纳政府办公室担任法律顾问，在此期间深受米塞斯（1922）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行的思想的影响。1929年，他与米塞斯一起创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他批评商业波动是由“消费不足”引起的理论，引起伦敦经济学系（LSE）主任莱昂内尔·罗宾斯的兴趣，后者希望哈耶克可以把他的思想用于批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基于这个考虑，1931年初，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系做讲座发表奥地利学派对于商业周期的看法，此后任教于此（1932年到1950年）。在此期间，他和凯恩斯产生了严重的观念冲突，同时还卷入和数理经济学家兰格、勒纳等就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这两场辩论，都没有给哈耶克带来好的结果。他和凯恩斯的辩论，不仅没有让他收获学术界的认同，反倒使当时对他的观念一直都挺认同的罗宾斯以及很多别的同事，在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倒戈向了凯恩斯。而他和兰格等人的辩论，也没有收获更多的同情者或同盟，反倒是博格森（Abram Bergson）在1948年对于当时辩论的总结，被视为是决定性地驳斥了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家们对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行的论证。不仅如此，当时哈耶克为普通公众写作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也是困难重重。虽然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该书得以出版，并且因为在美国的通俗杂志《读者》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而让哈耶克在美国公众层面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但是这对他在美国经济学界获得承认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1950年他离开英国前往美国试图获得一个经济学教授的职位时，这个负面影响显现。最终，几经迂回，他被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聘为社会和道德科学的教授。

不过，在此期间因为不再受累于纯经济学的技术性的写作，哈耶克倒是放飞自我，做了很多更顺从自己心意的事情：不仅创立了朝圣山协会，这个协会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交流场所，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更随心所欲，将之前纯经济学的、相对技术性的研究，向更宽的领域如认识论、法学、心理学等拓展。《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感觉的秩序》，都是在此期间的作品。

哈耶克1962年从芝加哥大学退休，之后在德国弗莱堡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69年。后来他在萨尔茨堡大学接受了客座教授职位。1974年在他的萨尔茨堡任期内，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让哈耶克本人和很多经济学家深感意外，因为毕竟长久以来哈耶克都已经不是在专业的经济学领域工作了。不过，这并不影响哈耶克的得奖被奥地利学派视为复兴的契机，也不影响他的诸多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的思想逐渐被奥地利学派接受，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哈耶克也因为获奖而变得更具活力。

哈耶克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如何把握其浩瀚的作品？他的思想有什么样一贯的脉络吗？我想这是很多希望走进哈耶克的思想的人想问的。在我看来，虽然哈耶克在中后期发表了大量的看起来不是纯粹经济学领域的作品，但这都是他受到之前的问题刺激的结果。在哈耶克那里，有一个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为什么中央计划经济不可行，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个问题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事关经济体制——全盘中央计划还是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那么，在全盘中央计划经济不再被世界各国接受、市场经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背景下，这个问题则以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改头换面为：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应该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只要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在理智层面上得到彻底的解决，那么，哈耶克的写作也就仍然具有现实相关性。

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是多方向、多层次的。最容易看清楚脉络的一个方向，是他对市场游戏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强调。“自发秩序”是一个不限于经济学的概念。用于经济学中时，特指基于竞争（以及对竞争进行规范的一套社会规则）的人际互动倾向于形成一种利益相互兼容的格局，也就是一种有序的结果。哈耶克笼统地称这种人际利益兼容/或协调的状态为“秩序”（order）或者“有序的结构”(orderly structure)。

哈耶克对市场作为一种自发秩序的强调，和他对（便于实现人际间协调的）抽象规则的强调是一体的。人际间的协调是一种不同个体的利益得以兼容性地实现的状态，是一种人际间的内部关系；它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具体的目的，它的实现不可能依靠外部强加，而只能靠个体们对抽象规则的遵循。哈耶克对基于规则的协调和基于专断的权力的协调进行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后者必然是和权力的任意联系在一起的，而只有前者才是文明社会的根本。哈耶克还把基于权力的协调的社会称为野蛮社会，把对抽象规则的反对称为原始思维（primitive thought）。

哈耶克虽然强调抽象的规则对文明社会的重要性，但是，哈耶克不认为所有的社会规则都是立法的产物。他特别提醒人们“欧陆建构主义”（即：认为所有的规则都必须是人的有意识的立法的产物）的思想错误。在他看来，文明社会所依赖的大量的规则都是隐含的、沉淀在那里的文化传统的方式在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它们存在的理由不在于明确的理性的论证，而在于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遵守。当然，哈耶克也并非蒙昧主义地认为所有传统文化都是值得捍卫的，他仅仅是提醒人们，不是所有的隐含的行为规则都是我们理性论证的产物，也因此，不可以对它们进行全盘的改造。哈耶克提到过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认为对规则系统本身的论证也存在类似性质的不完备性问题。哈耶克对规则的深刻理解在某些方面和他的远房表哥、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一致的，虽然两人并没有实质性交流过。

哈耶克对基于规则的协调和自发秩序的强调并不是出现在他的思想的最早的阶段，而是在中后期，也就是对技术性的经济写作感到彻底失望之后的事情。在更早阶段，当他面对的是兰格等数理经济学家们诉诸一般均衡来捍卫“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时，他的论证重点在于“中央计划者获得分散在个体手中的有关具体知识的不可能”。所以，在很长时间中，哈耶克的思想都是围绕一般均衡理论，以它为靶子展开的。1937年，他发表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被他的传记作者考德威尔视为思想的重要转折，因为那个文章开启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围绕“知识”“知识的有限性”概念来思考问题的思路。1945年，他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社会中知识的运用》一文，也是延续了这个思路，哈耶克关于知识有限性的思想后来也被运用于对规则的论证上。

哈耶克的论敌凯恩斯曾说，“实干家自以为他们不受理论的羁绊，可他们却常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目空一切的暴君，其狂妄荒诞的念头，也往往系从学术界数年前的涂鸦之作中剽窃而来。”哈耶克是一个高度看重长期的人，他的写作并不在于对直接受制于各种利益钳制的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而在于对有能力思考社会问题的人产生智识上的影响。就好像他倡导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从来不是直接干预，而是对影响人们行为的有关社会条件进行调整，致力于将好的社会结果慢慢地孕育出来一样，他的思想的价值的显现也不会是短期，而是在长期。确实，就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一样，越是在长期中它的全方位的效果越是能够显现；我们需要耐心和信心。只有这样，那些在智识上正确的、但一时可能因为现实条件不具备而无法落地的思想，才能得到应有的欣赏，并且有可能逐渐地融入到现实的操作之中。

（作者莫志宏为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