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家住燕南园54号的洪业、江安真夫妇

翻阅《燕京大学教职员通讯录》查找54号的住户，发现从1926年直到1946年，除1929-1930学年外，清清爽爽都是洪业先生的名字。因此，在考证燕京大学时期燕南园究竟住过哪些学人名家时，54号楼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洪业先生的故居，这一事实最先得到确认。

洪业（1893-1980），福建闽侯人，号煨莲，源于他的英文名William的谐音。他中学毕业于美国传教士办的鹤龄英华书院，被誉为“该校开办以来最具天赋的学生”。1915年赴美留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卫斯理扬大学，获学士学位；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时修完了神学院的课程。

洪业

此时他与正在筹办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相遇，两人一见如故，对基督教、对教育、对中国的看法不谋而合。洪业便被聘为燕京大学教会历史学助理教授。他同时答应在美国多留一年，帮助燕京大学副校长H.W.鲁斯（H. W. Luce），为西郊新校舍建设筹措资金。

年轻的洪业，风度翩翩，颇具演讲才能：他英文不但极其流利，而且遣词丰富，具很强表现力。他既学识丰富，又不脱离现实；既思想锐利，又洋溢着幽默感；充分表现出他对人对事不寻常的洞察力与判断力。每到一处，洪业便先演说，讲中国文化、中国语言、中国在历史上的地位等等。他讲完了，鲁斯便要求听众捐钱资助北京这所新设的基督教大学。说句玩笑，他是在街头演戏的猴子，鲁斯是拉着手风琴，等猴子演完戏向观众要钱的乞丐。他们在一年半内，便成功募捐两百万美元。其中一位来自美国底特律市第一美以美教堂的教友，被洪业的演说感动，捐出7000美元，指名在燕大校园里为回国教书的洪业盖一间舒适的住宅。这就有了“燕南园54号是专为洪业先生修建的住宅”这一说法。

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首先，西郊燕大新址的部分校舍和燕东园教员宿舍，确实是用这两百万美金（包含那7000美元）的捐款启动修建的，燕南园第一批完工的51号、52号、53号、54号用的也是这笔资金。这些建筑的产权都在学校，属于校产，使用权由学校分配。其次，燕东园、燕南园是燕京大学的教员宿舍区，校方根据每位教员的聘期提供住房，因此住户是流动的，包括在燕东园与燕南园之间流动，在两园内部的各楼之间流动（这正是统计燕东园、燕南园各楼住户名单时遇到的难题）。以54号楼为例，洪业1926年入住，1929-1930学年他去美国讲学，这时就是梅贻宝、倪逢吉夫妇住进来，1930年洪业回来以后，他家继续住在54号，梅贻宝夫妇则搬至燕南园61号（新65号）。

至于流传的另一种说法：54号楼是洪业自己设计的，比如他的书房另立门户，为方便学生而打通了客厅等，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燕东园、燕南园的建筑，尤其是美式别墅楼，都有固定的设计图纸，54号楼的设计图纸在耶鲁图书馆的历史档案里是可以查到的。当然，各栋小楼前用松柏墙围起来的院子，是没有设计图纸的，可以由各家自由打理。但关于“洪业先生在草地绿茵中搭起一个木头亭子”的说法，也是一个谬传，对照当年的老照片，并没有这样一个木头亭子，仔细辨别，那应该是一架藤萝。洪业先生多处谈到他在院中栽了两株紫藤萝，为了牵引其枝条向上攀爬，必然要搭起木架。每年五月藤萝花开时，洪业都会请一些文人雅士，共赴“藤萝花会”，饮酒作诗、填词赋句。这个花会显然是在藤萝架下，而不是所谓的木头亭子。

解释上述美丽的误会，是为了防止继续以讹传讹，当然更想证明的是：洪业在燕京大学创建时期的劳苦功高以及他的无私奉献。建设新校舍的第一笔巨款，以及来自哈佛燕京学会支撑文史学科发展的巨额资金，都与洪业直接相关，但洪业没有一处私产，甚至没有一处冠名。

1923年8月，在协助鲁斯完成了在美募捐任务之后，30岁的洪业携妻女回国，正式加盟燕京大学，出任教务长兼历史系主任。1923-1926年还在城里的燕大（男校），就是由司徒雷登、刘廷芳、洪业三人主持校务的。

燕大在盔甲厂时期几位主要领导，左起：男校文理科长洪业、文理科副科长陈在新、校长司徒雷登、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女校主管弗雷姆夫人

1926-1930年，燕京大学迁至西郊新址，洪业参与了将一所教会私立学校改造为现代大学的全过程，包括重新设置学科与课程、扩建燕京图书馆、创建国际交流的重要基地——哈佛燕京学社。

1930-1946年，洪业卸下了部分行政事务，只做历史学教授、研究院文科主任和导师、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处长，专心于做学问，带学生。1941年12月，因日本军警封校，他被逐出燕南园搬到城里居住。1945年8月复校，他又恢复原职，恢复原住所。

洪业身材高挑，举止斯文，一口优美的英文，谈笑风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引人注目。学生们描述他——洪业先生一副西式派头，上课时西装革履，叼着烟斗，精通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好几种语言。

洪业特立独行，很有性格，在燕京大学始终以“洋派”闻名。

与他同期留学欧美的海归，不少人回来不久，就把在外国形成的态度与习惯，像一件不合时尚的外套一样，抛弃在身后了。洪业不然。回国的第一个月，洪家暂住在司徒雷登和他的母亲家里，其后三年与两家美国传教士合住一个老式四合院，门牌是毛家湾五号。四合院里有块空地，洪业住进去不久，就把它铺成了水泥网球场。打网球是他在美国学会的，他的教练黄国安后来在燕京大学体育部执教。

洪业坚持燕京大学付他与外国教员同等的薪水，这薪水不多，但比一般中国教员高。他加入共济会及北京扶轮社，成为美国大学会的会长。他来往最密的朋友，都是在美结识的欧美学者或其他留学生。

但洪业在燕大时最好的朋友，却是“旧派”十足的邓之诚（文如）。每个星期五早上，邓之诚便乘自备黄包车到燕南园54号。他手执藜杖，身着蓝布长袍，头戴瓜皮小帽，脚蹬一双“老头乐”棉鞋，腿带捆在脚腕上。他觉得自己是读书人身份，虽自家离洪寓才不到十分钟路程，也不屑走路而来。在洪家吃过午饭，又与洪业谈到晚饭前才走。

邓之诚不招洪业家人待见。洪业的长女霭莲经常抱怨他“喜欢吃法国烟卷，整天咳嗽，走后留下一大盘臭烟粪”。她向女佣人学了个迷信法子，“客人来了要他走，就把扫帚倒放”，但试了几次都不灵。

洪业很看重年长他6岁的邓之诚。当时邓之诚执教燕京大学历史系，是著名的文史考古学者，著有《中华二千年史》，号称门人弟子三千。洪业佩服他博学多闻，记忆力惊人，对时事的年、月、日，如数家珍；谈到经书，往往记得某段是在某卷某页。

洪业说：每次和他交谈，都有很多收获。燕南园54号草地上每年的“藤萝花会”，就是洪业与邓之诚主持的。

这架藤萝应是洪业的最爱。1980年代初，他托一位回国探亲的友人到北京大学，即燕大旧址，去看看他花园中两棵藤萝还在否。友人回来报告说，不但藤萝不在，他以前的住宅也破旧不堪，分给了六家人住。

藤萝花会

以“洋派”闻名的洪业，平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却与“整理国故”密切相关。他将西方索引技术与中国古籍整理实践结合，从1930年引得编纂处成立到1950年，共编纂出版《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64种81册。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汉学引得丛刊》主要包括：十三经中的十二经（独缺《尚书》，顾颉刚另编《尚书通检》），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诸子书如《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其他重要古籍如《说苑》《白虎通》《世说新语》《太平广记》《杜诗》等；工具书引得如《四库全书总目及未收书目引得》等。每种“引得”前都附有详细序言。

洪业为此发明了“中国字庋撷法”作为统一排检法，并亲自撰写了十余篇序言，例如近10万字的《春秋经传引得序》，就是一篇研究原著的精彩的史学论文。洪业称“引得”为工具书：“无引得，则难以探其内容也。然则引得者，助人多读书，助人善读其书之工具也。”“这些工具书虽算不得有什么阐扬圣道的大功，但只就其曾为学者省了一份心血，已可谓是一种功德。”

《洪业传》的作者陈毓贤指出，这与洪业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研期间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神学训练密切相关，他曾使用希腊文《圣经》索引，深刻理解索引工具对于经典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在撰写有关《春秋左传》的硕士论文时，洪业发现哥大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总目》，其中许多关于《春秋左传》的著作他闻所未闻。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古籍也拥有类似《圣经》的索引工具，将为传统经学的研究与考证提供极大的便利。这启发他坚定地推动中文经典古籍的索引编纂工作，最终主持编纂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

胡适在为司徒雷登自传所写的序里，特意提到洪业，“我想表达我对燕京大学洪业（William Hung）博士的敬意，他在燕大建立了很好的中文图书馆，并编辑出版了优秀的《燕京哈佛中国学研究》期刊以及最有用的《哈佛燕京社会科学索引》丛书”。

早在1919年，26岁的洪业为自己定下了：“三有与三不”原则。先说“三不”是什么。

我一生对三方面很有兴趣，我对怎样统治人民、造益国家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但官场险恶，投身政治不时要作妥协，有时损伤到自己所爱的人，所以我决心不做政府官员。我对宗教很有兴趣，但教会与宗教是两回事，教会如面孔，宗教若笑容，要笑容可爱，面孔得保持干净，我既不能洗擦面孔的污点，便决心不做牧师。我对教育有兴趣，但教育的行政工作类似官场，要奉承有钱有势的人，所以我可以做教员而不做校长。

一言以蔽之：不进政府，不进教会，可进学校，但不能做校长，只能做教师。

洪业的“三有”是：有为，有守，有趣。

洪业投身于燕京大学的历史学教育，最大的作为是：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按照断代史排兵布阵，有计划地通过输送人才出国留学，培养了一代优秀的历史学者。例如治春秋战国史的齐思和、治汉史的瞿同祖、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和王伊同、治唐史的杜洽、治宋史的聂崇岐、治辽史的冯家升、治元史的翁独健、治明清史的杜联喆和房兆楹、治清史的王钟翰；还有治考古的郑德坤、治佛教的陈观胜、治历史地理的侯仁之和谭其骧、治方志的朱士嘉、治海上交通的张天泽和治制度史的邓嗣禹。洪业深信：中国的学问应该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这些学生学成归来，扛起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天地。

余英时1949年6月作为插班生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他的父亲余协中1920年代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后来赴哈佛大学留学，这是父子两代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渊源，遗憾的是，1950年春天余英时放弃了燕大的学业。后来他回忆说，在燕大短暂的求学期间他有过三位老师，第一位是聂崇岐，第二位是翁独健，第三位是齐思和，都是洪业的弟子。

1940年，洪业认为燕京大学已经具备了培养博士的充分条件，他列出了师资名单：历史与考古学领域的顾颉刚、邓之诚、张星烺、聂崇岐、张尔田、齐思和、侯仁之、翁独健、容庚、鸟居龙藏；社会学领域的吴文藻、赵承信、林耀华；哲学领域的冯友兰、张东荪、博晨光（L.C. Porter）；宗教领域的赵紫宸、陈观胜、P.D.瓦尔加斯（P.D. Vargas）；文学领域的马鉴、沈尹默、俞平伯、钱玄同、马裕藻、谢婉莹、许地山；语言学领域的陆志韦、高名凯、钢和泰（A.V.S. Holstein）等杰出学者；还有一批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加盟，如费孝通、周一良、瞿同祖、杨庆堃、郑德坤等。此外，燕京大学拥有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一流的学术环境，以及成熟的学术工具（如《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引得丛刊》《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和《禹贡》），为博士课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洪业传》的作者陈毓贤女士说：“他成功争取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支持，计划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文史博士学位项目。然而，次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美日战争导致燕京大学被迫关闭，洪业等重要学者也被日军囚禁，博士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断。这成为洪业先生毕生的遗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天刚亮，蔡一谔敲开洪业在城里家的大门，他双手抱住洪业，说：“我们可要开始办事了，马上打听司徒雷登在哪里，开校务会议，跟日本人交涉。”当听说司徒雷登被释放了，燕大人便在三官庙召开复校会议，决定于十月十日国庆日复校。遵照1937年以前的规矩，推陆志韦为校长，司徒雷登为教务长，总务长为蔡一谔。诸银行知悉燕大要复校，都抢着来贷款，蔡一谔暂派洪业管钱。

1945年10月10日早晨10点，燕京大学的钟声敲响，复校典礼开始。陆志韦校长主持，致辞人之一正是擅长演说的洪业，他穿着一件黑缎子的新长袍，是夫人江安真请裁缝为他赶制的。那天礼堂里挤满了人，大家的情绪都非常激动。

在此之前，10月8日，洪业一家已迁回燕南园54号。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十月八号已迁回燕大校园，恰好离我被日本宪兵逮捕三年十个月后。我们房子虽已经略加修理，但情况还是很糟糕。天花板被熏黑，地板又脏又臭，所有的纱窗及遮帘都不见了，门锁也被挖走。暖气电炉及抽水马桶等等都受损坏；园子更不用说了。草坪被开成白菜园，花草都枯萎了，只有树木高大了些。我们现在虽住在自己房子里，还像行营似的，天天在清理。”

与洪业一起迁回老宅的，有夫人江安真和小女儿霭兰，另外两个女儿霭莲、霭梅1941年已被送回美国。

洪夫人江安真出生于广东，自幼在檀香山长大，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维顿女子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教育。洪业是校际青年会的活跃分子，在青年会的活动中注意到这个华侨女学生，“她态度大方，很会说话，别的女同学生病，她就去照顾，大家对她印象都很好”。洪业患上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差点送了命，江安真赶来看护他。两人1919年在纽约举行了婚礼。大女儿1919年出生，二女儿1921年出生。1923年洪业携妻女回国时，曾为江安真“只会讲几句客家话，国语完全不懂”而忧虑。对回国以后的环境，包括在燕南园54号的生活，江安真流露过“不适应”。1942年洪业被日本军警关押，她和家人被迫迁到城里，经济拮据，艰苦度日。她成了几位被关押学者的太太的主心骨，仗着极好的英文，和当局打交道。燕大复校后，迁回燕南园，洪业在信中说起的54号屋里、院里的修复、清理，都是江安真一手操办。

洪业全家照

洪业回到校园，第一件事就是到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巡看，只见印刷机都没了，究问之下方知卖给了汉奸支持的机构，洪业马上以这是美国人的财产为根据索回，可是重庆派来的接收员却说应归国民政府，直到洪业1946年离开北平时双方还争执不下。

洪业以“我与外界隔离了四年，对这四年内学术界有什么进展都不知道，很急于知悉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和自由中国的汉学活动”为由申请赴美访学，哈佛大学发了聘书请他去讲学半年。他于1946年4月离开北平赴美，1947年结束访学，曾在广州、香港逗留，1948年终因北上的津浦线中断，再度返回美国，这一走便与故国永别了。

1947年夏天，洪业在麻省康桥美灰街31号买了一栋老宅，这座老宅距离哈佛燕京图书馆不远，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到。他定居美国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终日读书、写作、指导论文，继续对中国史的研究。

时间飞逝，1978-1979年间，洪业在这座老宅里开始了一段新故事：每个星期天下午，一个菲律宾华侨姑娘陈毓贤都会在洪业家中的厨房，与他一起吃叉烧包、喝茶，打开录音机，记录其口述史。

陈毓贤的丈夫是一位美国汉学家，写博士论文时，经常求教于洪业，洪先生是他的编外导师，因此陈毓贤也与洪业相熟。她说：“我认识洪先生时，他已八十岁，虽一头白发，但修长的腰身还是挺直的，讲话声音洪亮，很会说笑，掌故一大箩筐，聚会时总有一堆人包围着他。”在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主持的一次聚会上，又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赵如兰高声说：“把他讲的故事记下来，记下来，这是最好的口述史！”

这个建议打动了陈毓贤：“几经考虑后，我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洪先生，说有事跟他谈，他就约我吃晚饭。到了洪宅，见洁白的桌布上摆了精致的盘碗，并设了两只高足玻璃酒杯，洪先生捧出来的第一道菜是鲜甜的江鱼萝卜汤，我开门见山地说：‘洪先生，您不打算写自传，别人写可行不行呢？我想带个录音机来，录下您的回忆。’”

他先是愣了一下，接着说：“可以，可以。”

“我提议每星期来一趟怎么样？”

“希望你常常来。”说着他激动地举起修长的手，又慢慢放回到餐桌上，“我现在寂寞得很。三个女儿中，有两个已经过去了，还有一个在西部，也五十多岁了，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于是，每个星期天下午，陈毓贤便带了录音机，在厨房里与洪业一边喝茶吃叉烧包，一边听他谈往事。录音机打开后，他经常从下午两点半讲到晚上七八点。这样的口述持续了两年多，积累了三百多个小时的录音。陈毓贤记得：最后一次录音是1980年8月，洪业先生那年12月便逝世了。

陈毓贤根据录音整理成《洪业传》。她说，全书内容“约百分之八十根据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时用英语讲，有时用普通话，我有时必须翻译，有时得加以浓缩、注解，不过基本是洪先生以自己的观点叙述往事；另一成是根据我对他本人、亲友以及环境的印象写的；其余一成，则根据我与洪先生的学生旧友书信往来等各种探讨”。

2025年3月26日，陈毓贤带着这本《洪业传》，以主讲嘉宾身份，到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参加了“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学术讲座。而博古睿研究中心也正是在前一天刚举行了迁入燕南园54号新址的挂牌仪式。

（本文摘自徐泓著《燕南园前世今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